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一年，学者认为，回顾官方处理模式，採先封闭围堵再由外部"对口支援"，加上集体主义下牺牲小我的思考逻辑，让中国的防疫模式宛如"新瓶装旧酒"。
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係研究中心12日以视讯方式举办第49届台美当代中国大陆国际研讨会，主题是"习近平时代中国大陆基层干部的训练与管理"。
研讨会中，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王惠玲及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陈慧荣，共同就2003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到今年的2019 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指出，危机是北京当局强化国家对社会控制的机会。
他们指出，对北京当局来说，每次危机都会产生相应的新方法来解决问题，而这些元素不断累积后，就成为强化社会控制的工具。在这波新冠疫情中，当局开发的"健康码"就成为搜集民众个人资讯的工具。
国关中心主任寇健文进一步指出，仅管历经SARS疫情，但在新冠疫情刚爆发时，官方在预防上徒有机制，"但没办法有效果"，究竟问题根本为何，仍有待深究。
不过寇健文认为，官方后期在"抑制"疫情上确有成效，主要是疫情爆发后，用强硬手段防疫。然而"技术是新的，方法是旧的"，如封闭武汉等疫情重灾区后，再集中资源驰援，跟2008年的汶川地震无异，都是"对口支援"模式。
寇健文提到，中共体制就是"集体主义"，官方处理疫情不需考虑人权问题。虽然上述防疫方式管用，但也对隐私、人权造成伤害。对民众来说，危机来临时牺牲个人，长期以来已深化到他们心中，只不过前提是"这个人不是我，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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