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美国最大的战略失算----误判习近平

　　在早些年的接触中，美国官员曾寄望于习近平是一位全球主义者，愿意更紧密地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但事实是他走向了独裁。事后看来，习近平执政走向的转变可以从他人生的重要节点中找到根源。

　　习近平去年在北京检阅部队

　　美国官员的结论是：虽然习近平比僵硬呆板的胡锦涛自信和直率得多，但他很可能与胡锦涛一样，继续致力于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并促进中国更紧密地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有人甚至希望，习近平能重启停滞的经济改革。

　　这是美国后冷战时代最大的战略误判之一。

　　在随后的八年中，习近平给中国的未来定下了扩张和超民族主义的基调，表现出了对权力的欲望和操纵政治的才能。他把自己和毛泽东相提并论，打压了批评者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复兴了中国共产党，并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终身执政。

　　他立誓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动用军事力量实现领土主张，强迫多达100万中国穆斯林进入拘留营，并遏制香港的政治自由。

　　“他显然不会成为第二个胡锦涛，”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高层官员的拉塞尔(Danny Russel)说：“我所低估的，是他对风险的容忍度。”拉塞尔曾参加过美方和习近平的几次会晤，其中包括2011年和2012年的会面。

　　在习近平上台前的3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向集体领导和减少政府干预的执政风格转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但习近平执政后迅速扭转了这一趋势，让美国官员和许多中国精英颇为惊讶。不过事后看来，他的所作所为都可以从他人生的重要节点中找到根源。

　　这些重要节点包括他的父亲被打倒，青少年时期在中国农村的生活，在军队中的经历，还有在党内精英中间暗流涌动的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的熏陶。

　　习近平走向独裁的转折点是2012年的一场政治丑闻，这场丑闻打破了党内精英阶层的权力平衡，也让主张更强硬的集权化领导的阵营更无畏忌。借着这桩丑闻，习近平也得以排挤党内对手，重塑党风并改造党内意识形态。

　　2019年9月，习近平在天安门的一场仪式上向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表达敬意

　　在中国和海外，许多人都误以为习近平会效法他的父亲习仲勋，成为经济改革的急先锋和毛时代结束后个人独裁的反对者。

　　但通过以往的经历，习近平得出的结论是，政治是一场赢家通吃的竞赛，还有就是掌握实权以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

　　但上台执政以后，他的控制欲和对同僚的不信任感就表现了出来，一方面与集体决策机制渐行渐远，一方面又在反腐运动中盯上潜在的政治对手。这种控制欲压倒了早期让市场在经济中发挥 “决定性作用”的承诺。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说，习近平得出的结论就是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会严重威胁到党的长期领导，对党的忠诚是他血液里流淌的东西，任何形式的和平改造他都不会买账，无论直接还是间接。

　　习近平上台后刻意把自己和毛泽东相提并论，并把梁家河的这段岁月当做他政治生涯的起源。如今，在梁家河导游的描述中，习近平正是在这里完成了从一个弱小迷茫的少年向坚韧不拔的人民领袖的蜕变。

　　流亡美国的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指责习近平把党变成了“政治僵尸”，并警告说未来五年将出现重大混乱。

　　但习近平似乎相信，他可以利用数字审查和监控来实现毛泽东渴望的政治控制，而且不会颠覆社会。

　　中央党校刊物前编辑邓聿文说，他看到了中央政治真实的一面，最重要的是抓住实权。

　　耿飚后来一直是习近平的导师，他去世后是习近平为他收敛骨灰，这通常是长子才有的资格。

　　离开耿飚后，习近平进入地方工作了25年。在2007年升任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的常委后，他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愈演愈烈的自由化倡导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

　　这时他认识了王沪宁，这位前学者成了他的最高政治顾问。现年65岁的王沪宁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新权威主义”学者中的翘楚出现的，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开明专制，而不是自由化。

　　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师从王沪宁的任晓说，他相信中国需要一个务实有远见的领导人，对国家要非常了解，并且拥有必要的权力来指导这个国家；在这点上他的看法是一贯的。

　　1995年，王沪宁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这个部门负责为最高领导人提供建议并撰写演讲稿。2002年，他成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从2007年开始与习近平一起工作，包括在一个负责党建的团队中工作。

　　习近平执政后，主要依靠王沪宁实现党的意识形态的改造，其中把习近平的直觉与新兴社交媒体平台上汹涌澎湃的反潮流结合了起来。

　　当时，极端民族主义者呼吁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还有学者主张复兴儒家思想，一种主张严格服从社会等级制度的哲学。此外，中国国有部门改革和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催生了“新左派”，他们抨击腐败和特权。

　　习近平起初很少对这些辩论发表看法。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他的言论开始变得不那么谨慎，中国精英阶层中的许多人也开始相信，自由市场民主正在衰退。

　　2009年，以副主席身份访问墨西哥的习近平曾对美国做了一番不加掩饰的嘲讽。他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中国）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2010年，习近平到重庆视察，称赞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运动。

　　2011年，他在中国会见了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Joe Biden)。据了解会谈内容的人透露，习近平详细谈到了苏联的崩溃以及中东地区独裁者被推翻的事件，指出这些人脱离了民众，没有遏制住腐败。

　　“他明确地暗示中共正面临一些生死存亡的挑战，他也认为有些事情必须改变，”前美国官员拉塞尔说，“我从他的话中得到的看法是，权力中心太多了，不止这个国家需要强人，这个政党也需要强人。”

　　次年，前重庆公安局局长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说薄熙来的妻子谋杀了一名英国商人，这起事件引发党内混乱。薄熙来的妻子后来被判终身监禁。薄熙来因贪污和滥用职权被判无期徒刑。

　　这起丑闻将习近平的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排除在了政治局常委之外，也让习近平有机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把矛头对准其他被指与薄熙来合谋夺权的权贵。

　　这也让有关中国未来的内部争论达到了顶点。自由化的批评者、特别是太子党占了上风，他们认为只有强人才能挽救党。

　　这也让王沪宁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影响习近平的机会。王沪宁2012年成为政治局25名委员之一，并担任习近平的最高政治顾问。习近平的政治本能和所处的环境恰好与王沪宁在改善中国治理方面的国家主义理念不谋而合。

　　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内，王沪宁陪同习近平参加了大多数会议和外访活动，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梦”和习近平思想的设计师，2017年王沪宁进入常委会时，习近平思想被写入党章。

　　韩庆祥将王沪宁称作“大理论家”，拥有“不可低估”的决策影响力。

　　韩庆祥说，习近平在某些方面肯定受王沪宁的影响，但王沪宁受习近平影响更大。

　　习近平和他的顾问们主要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描述他的学说，在保证不强加于别国的同时，将这种学说作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证明，供其他国家效仿。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在政府新闻办安排的采访中说，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是融合了部分西方和中国传统思想的新版本，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尚不明确的理想，即使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也不会实现。

　　研究习近平思想的其他学者说，习近平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内容是有限的，他不主张阶级斗争或消除私有财产，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生运动和自由派声音也进行了打压。

　　他们认为，这是王沪宁的思想与新左派、新儒家和其他非自由主义思想的融合，目的是统一党的意识形态，为习近平集权和打造威权政府模式提供法理依据。

　　有些人还察觉到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影响，纳粹曾用他的思想为无限的行政权力辩护。近年来，为政府提供建议的中国学者都引用了施密特的观点，包括帮助中国政府制定香港政策的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强世功。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强世功将习近平思想描述为党全面领导国家的新体制，认为1979年以后在中国推行的法治破坏了党的权威。

　　他写道，这种新党政体制无疑是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终极目标是创造人类文明新秩序。

　　强世功不予置评。

　　与习近平交谈过的人说，中国遏制新冠疫情的成就让习近平对自己的治理模式更有信心。今年11月份，他承诺到2035年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中国老龄化社会和债务问题将使这一目标面临挑战。

　　习近平在国外面临越来越多的抨击，特别是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对他在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感到震惊。

　　甚至党内也有人认为习近平有些过分，2022年之后继续执政可能面临阻力。但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敢打赌习近平失败的人仍是寥寥无几。

　　“习近平政治中有一种东西，让我觉得他有能力渡过未来的惊涛骇浪，”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他身上有一种钢铁般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