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启发邓小平，而邓小平改变中国

本文为香港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何亮亮为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

一、影响邓小平的两本书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之父，邓小平是中国改革之父。

邓小平在莫斯科期间，学习《共产主义ABC》，也聆听过布哈林的演讲，并且直接感受布哈林参与推动的苏联早期改革——新经济政策。

布哈林启发邓小平，邓小平改变中国。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1888年10月9日－1938年3月15日），是苏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列宁称布哈林是苏联共产党最伟大的理论家。

布哈林虽然后来被斯大林处死，但在1988年被苏共中央平反，恢复了名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深受斯大林的影响，将布哈林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术界开始对布哈林在十月革命以及早期苏联建设中的重要贡献，有了新的评价和认识。

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不同之处，在于非常重视理论。而正确的理论，能够纠正错误，引导正确的发展方向。布哈林在理论方面的重要建树，不仅在于发动革命，更在于革命成功之后，必须在革命进程中改革。布哈林堪称最早的改革理论家，正是他启发了青年邓小平。

青年邓小平在苏联学习期间，不仅直接学习了布哈林的著作，聆听布哈林的演讲，而且在莫斯科学习和生活期间，直接感受到了苏联早期经济改革，也就是布哈林参与推动的新经济政策给当时苏联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这种亲身的体验，也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重要源泉。

邓小平的法国岁月，主要时间是打工维生，在周恩来引导下参与革命活动，但没有也不可能系统学习革命理论。他在1920年9月，16岁那年，从上海乘轮船去法国，在法国生活了5年4个月，其中4年时间是在做工。

从16岁到21岁，邓小平从少年成长为青年，而这个时期他是在欧洲文明的心脏地区度过的，这对邓小平后来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他对资本主义文明，无论是其优点还是缺点，都有切身体会，而毛泽东就完全没有这种经历。

邓小平不是在法国的大学攻读，而是在“社会大学”完成了他的成年礼。除了革命活动之外，虽然不可能享受花都巴黎的布尔乔亚生活，但法兰西文明还是在青年邓小平身上留下了痕迹。邓榕记述了邓小平的一些生活习惯，如喜欢吃法式面包、奶酪（芝士）、土豆、喝葡萄酒、咖啡等等，还喜欢看足球。

邓小平在法国曾经得过伤寒，住院治疗，还在疗养院休养一个多月，直接体验了法国在当时已经实行的社会福利制度。1976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当时官媒吹捧国产万吨轮风庆号，邓小平说：“才一万吨的船，就到处吹，我对他们说，一万吨有什么可吹的，1920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船就有几万吨。”这就是当时无论毛泽东、江青还是王洪文、张春桥没有的眼界，现在看起来很可笑，但就是这种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领导人的视野与思想高度。

邓小平在1925年从法国来到莫斯科，先在东方大学，后转入中山大学，被取俄罗斯名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前后在莫斯科生活了近两年时间，也就是21岁至22岁，相当于现在大学本科高年级的年龄。不同的是当时的邓小平已经有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在莫斯科的学习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生活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首都莫斯科，也是直接体验社会主义的实践。

在中山大学期间，根据当时的规定，邓小平作为中共党员也转为联共（布）的党员，但没有投票权。作为联共党员，邓小平的资历就远不如蒋经国了。蒋经国（俄名尼古拉•弗拉基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作为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从14岁到26岁在苏联生活工作了12年，以至于他在1937年回国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完全俄化的不会说汉语的青年，青年蒋经国的“赤化”程度，即使在留苏的中共党员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作为在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与乌兰夫介绍蒋经国加入了中共，这是最近才由乌兰夫的后人透露的史实。

二、《共产主义ABC》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

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是与青年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1919年3月出版。此书堪称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入门教科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出版，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启蒙读物。邓小平在中山大学熟读此书，以至于到晚年还提到。

《共产主义ABC》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第二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建设，全书以《联共（布）党史》的结构为纲，分138节，对相关的理论问题作了说明。这本入门书不可避免地带有早期革命的理想主义和激进的色彩，包括社会主义的国家主导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脱钩，组织集体大经济推动农民走上社会主义之路，国家统一分配商品等等，并且预言货币将会消亡。然而布哈林也提出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消灭商业和改造小生产者，强调必须发展生产力、苏维埃政权不能完全靠社会主义分配取代私人事业，他也预见到官僚主义会在苏维埃体制内产生。

无论是对于苏联早期的年轻一代还是其他国家的青年革命者，布哈林这本《共产主义ABC》，确实与《共产党宣言》一样具有深刻的影响，邓小平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就牢记此书的基本理论，这是他很长的时间里，包括1949年之后，在中共党内参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邓小平在莫斯科期间，直接感受到了苏联早期的改革，就是苏维埃政权推行的新经济政策，而布哈林在这方面是关键人物。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原意是工农士兵的代表，但1918年内战爆发，苏维埃政权面临多国的武装干涉与国内反革命势力的猛烈反抗，实施军事共产主义，以余粮征集制的名义，在农村强迫农民交出粮食。俄罗斯的士兵与工人本来都来自农村，农村民不聊生，乌克兰发生大饥荒，导致工人和士兵对苏维埃政权的强烈不满。圣彼得堡喀朗施塔德水兵哗变，成为十月革命后首次士兵大规模叛变，大量农民流入城市或参加了白军，城市商品供应短缺，居民生活困顿。联共（布）的领导人面对革命刚刚胜利就产生的严重危机，不能不反思政策的最大失误，如果城乡皆民不聊生，这样的革命还能持续多久？

列宁最早提出改变军事共产主义，至少是部分的改变。布尔什维克多数领导人支持列宁，其中布哈林不仅是坚定的支持者，还从理论上对于停止军事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做出重大贡献，可说是新经济政策第一人。1921年5月联共（布）十大通过《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决定从商业、工业、农业等多方面实行改革，允许私人企业发展，改粮食征集制为粮食税，在土地国有的前提下，农民可以自行决定如何种植以及雇佣劳动。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苏联的农业、商业和工业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国际环境也随之好转，西方国家开始与布尔什维克政府接触并且开始建交。

布哈林对军事共产主义有比较清醒的反省，认为这是“幼年时期的幻想”。1922年布哈林在《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是共产主义阵营中首次提出这种理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推动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共十三大使用了这个观点。

布哈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培育市场机制和市场，他在1925年的一个报告中提出：

“应当对全体农民说，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不是有明显的布哈林的影响呢？

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曾经聆听布哈林到学校演讲，虽然现在已经无法找到布哈林演讲的内容，但可以推测与当时正在执行并且见效的新经济政策有关。

1925年邓小平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刚去世，联共（布）高层的斗争还没有开始，莫斯科早已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市场供应比较充足，各种咖啡馆、餐厅、商店、舞厅顾客盈门，文化艺术繁荣。邓小平等中国青年来到学校，就领到了大衣、西装乃至于睡衣、皮鞋等生活用品，学校的饮食供应充足，也常有中式菜肴。邓小平在学校的生活，比在法国优越，无需体力劳动，只要认真学习。共产国际为这些来自东方的青年革命者提供的生活保障，优于当时一般苏联民众，但也不是完全脱离当时的实际水平。除了在校的学习生活之外，邓小平也有机会和同学一起外出旅游（列宁格勒），夏令营疗养，观赏芭蕾舞、歌剧等等，这都是邓小平在巴黎无法获得的精神生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2011）和潘佐夫、梁思文合著的《邓小平革命人生》（2016）都简略提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莫斯科岁月对邓小平的影响。

邓小平曾经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值得一提的是波兰人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1873-1926）也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推动和执行者。他因为创办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克格勃前身）被视为“红色恐怖之父”，但其实这些革命家的政治性格都很复杂，不能简单化和妖魔化。

斯大林则一直坚持军事共产主义是正确的，在列宁1925年去世后的接班人权力斗争中，斯大林最终获胜。他虽然没有完全取消新经济政策，但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以暴力推行集体农庄运动，利用西方经济大萧条的资金和技术，成功地实施了苏联的工业化。斯大林也排挤和清洗了多名高层领导人，包括布哈林。布哈林最终被定罪，1938年被秘密处死。布哈林的名字从此在苏联成为禁忌，

布哈林的遗言是由他的夫人背诵下来而得以传世的。他说：“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这一要求在1988年得以实现。他在遗言的最后说：“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向共产主义胜利进军时所高举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邓小平和其他中共高层一样，长期不提布哈林。毛泽东虽然与斯大林不和，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却与斯大林高度一致，包括排斥布哈林理论。毛泽东本人也曾经批评过布哈林，将布哈林视为苏联修正主义的先驱。布哈林的名字和理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重见天日，中国学者研究布哈林理论的专著也开始出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邓小平于1952年成为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2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二十大。这是他在30年后重返莫斯科，此时他已是中共高层，在莫斯科没有私人活动。而苏共二十大是苏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否定斯大林。毛泽东对此非常愤怒，邓小平本人对此的看法，至少在公开的层面，不可能与毛泽东不同。此后在1957、1960、1963年，邓小平又三次出访苏联，参与与苏共中央的交涉，中共与苏共、中国与苏联关系全面破裂。

邓小平这几次苏联之行，对苏联的建设成就与计划经济的弊端有什么看法，没有记载。他奉命主持撰写中共与苏共论战的“九评”，全面批判苏共的修正主义。苏共的修正主义有布哈林的一些理论成分，但当时苏共仍将布哈林作为异己分子看待。中共对苏共的批判，现在看来也与“幼年时期的幻想”分不开，很难说是邓小平本人的思想，但他肯定也受毛泽东的影响。邓小平晚年说起当年与苏共的争论，对双方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认为双方都有错。

三、从“白猫黑猫论”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在经历了大饥荒之后，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对自己在大跃进的决策稍有反思。邓小平提出“白猫黑猫论”，是新经济政策的一种表达。

文革期间，从1969年10月到1973年2月，邓小平在江西南昌的南昌步校软禁三年半，其间有大量思考，无论是对体制的反思，还是今后是否推行改革、如何改革，但没有留下文字。

邓小平不是唯一主张改革开放的中共领导人，与他同时代的中共元老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意改革开放，但邓小平推动最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建设并没有停顿，然而是在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而外部世界特别是中国周边的日本和“四小龙”经济起飞，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即对此有所认识。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原来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已经走入穷途末路，这就是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倒台之后，邓小平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吁声中复出的时代背景。

邓小平在文革中一度受毛泽东委派，主持国务院与中央军委，他的“整顿为纲”与毛的“阶级斗争为纲”水火不相容，必然被罢官。1973年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乘飞机经巴黎前往纽约，这是他时隔近40年之后第一次重返法兰西，尽管只是路过巴黎，这也是他第一次踏上美利坚的土地。虽然不是出访，但在巴黎和纽约的见闻，还是对邓小平的思维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使他深入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实际上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中国必须摆脱原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建国初期实行的供给制，来源于苏联早期的军事共产主义。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与苏联的乌克兰在上世纪20年代的大饥荒，如出一辙。苏联依靠列宁、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推动了当时苏联的改革开放，其成果，邓小平在莫斯科亲眼目睹，与布哈林的理论一样，一直在邓小平的思想深处有着备份。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开始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就成为邓小平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所谓共产阵营中，南斯拉夫、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都出现过改革思潮。这种改革思潮首先是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反抗，是政治意义的改革，但在苏联主导下的这一阵营，其他小国不可能改革成功。只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先是在毛泽东时代脱离了苏联阵营，后在邓小平时代又完全告别了苏联式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理论到实践都超过了布哈林，这是必然的进步，毕竟布哈林的思想产生于上世纪初，而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已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了。

布哈林冤死狱中，邓小平则寿终正寝，两人的命运似乎也折射了这两个帝国的命运。布哈林未能继续推动苏联的改革，邓小平则拯救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