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方方：被极左撕裂的中国需要包容不同声音

方方，一位曾任中国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武汉知名作家。一年前，当深刻影响2020年中国和世界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武汉首先大规模爆发，导致武汉封城后，她出于对自己所关心的人民的同情，从2020年1月25日开始每天撰写日记，记录关于武汉封城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一直持续到武汉疫情得到控制的2020年3月25日，笔耕不辍，在舆论场引发现象级关注和共鸣。2020年4月，方方日记将要在海外出版的消息传出后，中国舆论场迅速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支持方方受法律保护的出版权利和自由，称赞她的日记具有记录和反思价值，是在给人心和历史留下一份存档，另一方则批评方方日记不符中国防疫主旋律叙事，可能会被海外一些人用来攻击中国防疫。一些极端之人甚至构陷方方，谩骂方方日记抹黑国家形象，喊打喊杀。此情此景，一度让不少人担心中国舆论场能否进行温和理性的对话。

2020年12月初，记者实地走访了武汉，与包括抗疫志愿者、文化学者、大学教授、民营企业家、普通市民在内的当地人谈起了方方。他们当中虽有人对方方日记的个别表述持有不同看法，但总体上认为方方日记在武汉疫情肆虐最严重的时候为市民提供了一种信息传递渠道，为焦虑、恐惧、愤怒的人们提供了情绪宣泄的窗口。

针对外界不少人批评方方日记抹黑中国国家形象的说法，大多受访者认为当时武汉人的真实感受远比方方日记所写的更绝望和消极，方方已经很克制，没有把当时最惨最消极的一面写出来，相反对当时民间情绪有一定程度的过滤，试图给人民以希望和鼓励。他们说，那些批评方方日记的人，如果当初疫情肆虐时有在武汉待过一段时间，体会到那种无助和焦虑，想必会改变对方方日记的看法。

如今，距离方方日记所引发的舆论场撕裂已经过去大半年，原先的纷争和喧嚣早已淡去。而对于方方日记，不论各方立场如何褒贬不一，都不能否认方方日记已经成为武汉封城的一个文化符号，是中国整体防疫叙事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值此之际，多维新闻采访到作家方方，和她一同重新审视当初方方日记引发的争议。

2020年4月，武汉作家方方的封城日记将要在海外出版的消息传开后，一度在中国舆论场引发现象级讨论。

大多官员还是能保持理智 但可惜所有作品无法正式出版

记者：2020年4月，你的日记要在海外出版的消息传出后，引发各方争议，网络上一度出现不少攻击、指摘你，甚至对你喊打喊杀的偏激言论。一些支持、认同你的人，担心身处舆论旋涡中心的你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烦恼。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舆论场也渐趋平静，你现在状态如何？有什么新的感触？

方方：因为我知道是什么人挑起这起事件，也知道最初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尽管网络暴力很凶狠，但我还是可以一直保持冷静。唯有的一点压力，是担心有某些官员急功近利，自动掉进极左的沟里，并利用极左的舆论对我进行恶意惩罚，或是经济制裁。这是我不愿意遇到的事。但从目前看来，我个人觉得大多官员还是能保持克制和理智，至少坚守了法律底线。或许正因为此，我目前依然可以拥有正常的生活。

只可惜的是，我的所有作品都无法正式出版，无论在国外出版的《武汉日记》（WUHAN DIARY）还是我过去的小说散文，没有任何出版社敢于出版。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处罚也相当严厉和冷酷，说是冷暴力也不为过。尽管我只是在疫情中记录了六十篇日记，希望实事求是，希望政府能保持常识以及期待追责，如此而已。

坦率地说，我从来不是一个激进的人，也谈不上勇敢，大概也从未想到过要去挑战什么。多少年来，我都是尽职尽责地做自己的事，无论是写作、主编杂志，又或是省内主持文学活动，所有言行，都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我对政治素无兴趣，政治学习都是以逃跑为主，除了对一些做得实在不合规则的具体事情提出意见，我也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过激言论，因为那些都不是我关心的问题。

2020年初，因为疫情肆虐，中国政府采取了武汉封城措施。图为2020年1月26日，武汉市身穿防护服的医务人员在一辆救护车附近帮助一名病人。（AP）

而这一次，面对武汉的这场灾难，在那些我们共同的至暗时刻，面对死亡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我不过是实事求是地做了一些记录罢了。或许是我抱以的同情太多，批评政府在疫情早期做得不好太多，而赞美和歌颂得不那么下力，谄媚和吹捧的程度也不够高，所以，在政治正确的背景下以及在极左势力的合力围攻下，这大概就算是一种冒犯吧。

而这样的冒犯，也是我非常愿意的。在那样的时刻，如果我还假话连天，那我还是个人吗？而我生活的社会，如果连我这样的人和我这样的言论都不能容忍，它本身就有问题，而且是有严重问题，严重到它真的不配我去如此歌颂和赞美。

记者：关于《武汉日记》，你早前接受采访时提到“本来就应该是国内先出版”，我们也认同应该在中国国内早日出版，越早越好，多元社会需要这样的声音。你刚才说“目前所有国内出版社都不敢出了”，目前是什么进展？

方方：在目前背景下，国内出版社当然不敢出版。毕竟极左势力那么强大，他们一向善于通过舆论要挟各部门。而各部门也真是心甘情愿地被这一群极低水平的人所要挟，毕竟以政治正确之名，威慑力非常之大。

极左势力在做这些事上，真的很专业，所以出版社非但不敢出版我的《武汉日记》，就连我的其他作品，包括过去在国内已经出版过的作品，也全都不敢出版了。哪家出版社的领导不怕极左势力呢？他们会动员群众（主要是小粉红和网络流氓）去扒人家几代人，七大姑八大姨都不放过。谁能保证自己的每一个亲戚都是冰清玉洁或刚正不阿？当网络流氓肆意横行时，退守是可以理解的。

更何况，中国官员宁左勿右已经成为思维定式，只要上面没有领导人发话，他们明知不对，也宁愿被极左势力所牵引。正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会去讲公平道义这类在他们眼里完全虚无的东西？讲的是自己上升的途径不要被与自己无关的事所误。这一切，在当今中国的背景下，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

谁是递刀子的人？

记者：回过头来看，关于《武汉日记》在海外出版这件事，当时确实有一部分曾经支持你的年轻读者提出了不同意见。

这部分的读者的忧思是在于，在当今世界中，中国普通人和西方普通人所接受到的关于彼此的信息是十分不对等的（中国人了解西方的程度超过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程度，长久以来，西方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似乎多于中国关于西方的负面报道），由于缺乏一些客观公正的“代言人”来为今天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正名，西方人对于中国固有的偏见和歧视依然存在，这导致西方舆论不愿意了解全部事实，而更愿意看到关于中国的负面消息，并认为这才是关于中国的合理解释（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你的日记的外文版封面被一些曲解的文字所包装的原因），从而理所当然地把眼下这场疫情更多算在中国人的头上。

一些年轻人尤其是有过在国外被歧视经历的人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是在国内，我们其实是应该包容多元的声音，但在西方反而不是这样，只有批评的声音才能存在并具有合理性，而他们认为你的日记有可能强化西方一直以来对于中国的偏见。对此，你怎么看？

方方：那是他们多虑了。而且他们根本没有看我写了什么。坦率地说，我在国内连异见分子都不算。我的记录中，也没有多少过激言论，更无贬低中国的言词，只是实事求是地记录疫情中的人和事，表达我的个人悲伤和对一些事情的个人看法。

如果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连这个都不能容忍，连这样温和的批评都认为是贬低中国，那他真是白受了教育。或者说他们所受的教育本身出了问题。

其实很多海外读者读了《武汉日记》，最多的观点是这样两个：一是认为中国的抗疫比他们国家做得好，二是这样的书在中国为什么非但不能出版，甚至还要大加批判？

所以，我要反问的是：谁是递刀子的人？谁让西方读者认为中国的言论空间这么狭窄？连正常的声音都不准存在？连灾难中的悲伤都不被允许？连对个体的同情都不能表达？其实正是极左势力自己。他们只能容忍一种声音，即官员的声音。稍与这种声音有点差异，便要遭到他们的攻击和辱骂。递刀子的正是这些人，他们哪里是爱国者，他们是一群败国者。

记者：你怎么看待网络暴力，为何会有这么多网络暴力？怎样才能让公共讨论变得更加友善和理性？

方方：极左势力是网络暴力中最多的一群人。他们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能容忍其他人的意见。他们善于群起而攻之，加上无知小粉红的加盟，他们几乎无理性，以恶语攻击为主，手段多样，面对这些三观完全不同，而且只采取恶意攻击为主的人，没有友善和理性的可能。更谈不上讨论，他们有的只是造谣中伤，辱骂和诋毁。

极左的土壤一直都在

记者：2017年你的《软埋》受到极左攻击，当时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文学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次你因为日记，又遭到许多人的批评乃至人身攻击，其中不乏你说的极左。为何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今天，极左依然阴魂不散？另外，有人说反对你日记的未必都是极左，甚至认为你在反驳批评者时，似乎把极左这个概念放大和泛化了。

方方：改革开放以来，前期极左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至少我个人感觉，近些年，极左依托中国的左派网站，集结成团队，在社会上声音越来越大。这是一群一直对文革怀念的人。

而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和肃清余毒也不彻底。比如，历史课从来都不讲文革到底怎么回事。尽管改革开放，需要人们放下旧事，尽量朝前看，但是旧的价值理念仍然保留着，没有彻底反思。更兼改革开放中，过于匆忙的政策和执行中的粗糙，也让底层很多人受到伤害，怀旧，便成为他们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

改革开放四十年，社会整体上有巨大进步，受益人很多，但是，应该看到受到伤害的人也很多。这些人群对文革模式的怀念、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也是很自然的。极左势力利用了这些人群的个人情感。在批《软埋》时，他们便是打着这样的旗号给我戴上种种帽子。反对我的人当然不全是极左，但对《武汉日记》的批斗以及对我个人的攻击正是批《软埋》的极左势力挑起来的，造谣和构陷我的人正是他们。

而另有一些人，比如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帝吧”群体。他们不是极左势力中人，但与极左势力走得很近，观点几乎相同。去年香港事件中，网上传播着这样一段视频，即内地和香港的青年，在街头争论时，内地青年集体爆粗口，很脏的粗口。当然，这可能只是一时冲动，却得到“帝吧”管理层的盛赞，他们认为爱国是可以公开爆粗口的。

我在微博转发时，对此事进行了批评，我表示爱国也应该文明。于是他们对我群起而攻之，最终导致我的微博被封。这一次攻击我的人，第一股势力是极左，他们挑起批判后，参与的第二股势力，就是帝吧管理员所策动的粉丝。中国的小粉红和“战狼”（比较激进和民粹的民族主义者）很多出自这个“帝吧”。

他们认定我所说的极左是他们，其实他们还够不上极左。我甚至专门撰文明确说明那些极左是长年活动在左派网站上的人，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认定我说的极左就是指他们。你看，事情就是这样可笑。是他们自己跳出来说自己是极左，我从来没有说所有批评我的人都是极左。

我的概念是非常清晰的，完全没有扩大化，更谈不上泛化，我完全知道哪些人是极左，哪些人不是。你们产生这样的看法，提出这样的问题，想必没有看到我的原文，与很多人一样，只是听人家说的。这是个误区。

中国不该狭隘得禁不起批评

记者：从疫情爆发到今天，包括由你日记产生的纷争、撕裂，中国舆论场的撕裂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出现了因不同意见割席断交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早前接受我们采访时亦表示：“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基本上忽视对基本事实的认知与判断，统统是价值先行，否定性思维，上纲上线，选边站队，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见过的，但从那以后至少已经逐渐消失了，或者说只在很少人当中存在，但是这次造成了强烈的分歧与对立，真是非常的不幸。”疫情期间中国公共舆论的变化，你对此有什么感想或看法？

方方：这样的局面，是我在记录疫情之初完全没有料到的。之所以引发这样一个社会事件，极左势力从中起了非常坏的挑拨作用。这个事件发生并非没有源头，也并非没有起因，至少最初的引发并非是价值观的问题。我前面讲过攻击我的两股势力，第三股势力即是我要追责的利益集团的相关人士。

而第四股势力便是庸众，即永远没有自己的看法，跟着别人走的人，尤其是只看官方眼色的人。这些人的价值观从来都是模糊不清的，永远没有自己清晰的想法，只关注官方的态度。

而这一次，官方的态度相当诡异，针对我的网络暴力已经引发很大的分裂，官方却一直纵容网络流氓，从某个角度说，是官方有人在支持他们施加这样的网络暴力。这也是我和很多有良知的人们在这一次事件中对官方极度失望的原因，想不到改革开放四十年后，我们的官员们仍然如此不堪。

2020年12月31日，在曾经的疫情爆发中心，中国武汉民众聚集在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很多民众拿着五颜六色的气球。（Reuters）

我也是完整地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亲眼见到我们的国家从当年的贫弱走到今日的富强，看到我们一层一层地开放。不料时值今日，遇上一场疫情，并且抗疫成功，竟然还是虚弱得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狭隘得经不起哪怕温和的批评。纵是头脑清醒，也宁可选择被那些低级的极左人士玩弄于股掌之中，实在是太可惜了。

记者：法国作家加缪（Albert Camus）在作品《鼠疫》中说过：“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你在日记中，同样反复倡导回归常识和独立思考，与加缪的说法不谋而合。你怎么看待常识和独立思考之于一个健康社会的重要性？今天中国人应怎样去建构常识，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方方：实事求是，回归常识，独立思考，也是我在《武汉日记》中一再强调的东西。我在《武汉日记》中曾经写过一句话：“常识是深刻中的深刻。”很多东西，没那么复杂，也不用多说，开放即可。有了开放，方有包容，有了包容，就会有选择。在没有选择的背景下，独立思考不过是一句空话。

知识分子的反思于当下没有多少意义

记者：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于包括作家在内的广义知识分子群体，都怀有一种道义担当或者说公共责任上的期待。武汉封城期间，与你同在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戴建业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面对方方，我们这些爷们难道就没一点愧意？》。称赞你的同时，亦反思多数知识分子几乎都失声的现象。对此，你怎么看？面对这场如此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知识分子应该从中反思什么？

方方：我没有想到戴建业教授会写这样一篇文章，我也非常感谢他的理解和支持，并且，因为支持我，导致戴教授也遭到网络流氓的攻击，这也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没有过的人生体验。

中国有良知有判断力的知识分子很多，但是在政治正确的大背景下，网络流氓利用这个，集结成团伙，对公开发声的人们进行各方面攻击（包括攻击家属），变相要求每一个有良知并且勇于公开发声的人是一个一生都完美无缺的人，甚至要延伸到他们的家人也必须完美无缺，否则就全部挖出来公开示众，这样的方式实在过于下流。这也导致人们无法站出来发声，这是相当无奈的事。

即使我这样，自身从未涉及政治经济领域，家人也没有从政和经商的人，也能被他们编造一些事情进行栽赃陷害。面对这样的团伙作案，面对法律的软弱，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强悍，知识分子的反思，只能是私下的，而难以公开发布。一旦是私下的反思，这样的反思，就只能留给后人看了，于当下没有多少意义。尽管整个社会都非常需要，但是你看不到。

记者：你曾担任湖北省作协主席，属于人们眼中的体制内作家，你怎么看待作家尤其是体制内作家这一身份？作为一个作家，你怎么平衡作为作家的个人与作为人民集合体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方方：我没有太多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概念。无论体制内或体制外，做人的标准应该是一样的，即要做一个正直诚实善良的人。鉴于这一点，所以我并没有特别去平衡什么。我只是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而已。只要这样做了，我就对得起所有的人，也对得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