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前减税降费 企业为何感受却不强

　　近两年中国助困企业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改善营商环境，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力度一年比一年大，只是相较企业成的人力和材料等物化成本以及公共风险的逐级攀升，中国降成本的重拳似乎并没有让企业获得对等的感受。

　　财政科学研究院周三发布的2020年企业成本调研报告显示，虽然企业的税费、融资、用能用地等成本有一定下降，但人才原材料成本仍保持上升态势，收费摊派出现抬头迹象，企业对减税降费的诉求依然强烈。报告建议为企业注入确定性比减税降费更重要。

　　他认为，这就涉及到对减税降费政策的评价，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对冲企业的成本上升？在调研中发现过去降成本更多是从实体角度去理解，每100元营业收入税费占比是在下降的，还有一种难以察觉的负担让企业感到成本压力，就是公共风险。这种不能转移不能分散的成本所有的企业都得承受。

　　在他看来，虽然这种风险是虚拟的，但都会转嫁到企业成本上。这次疫情就是最好的例子，企业要采购防疫物资等等，隔离措施等等，都会转为企业成本。风险转化为成本就不再是虚拟的了，而是现实的转化了。“在公共风险上升的前提下，即使减税降费也难以对冲企业成本的上升，因此最有效的是注入确定性，让企业能充分的应对。”刘尚希称。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认为，经济减速，成本问题不能回避。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降成本有新的要求，过去经济是高速增长，有些粗放，现在是高质量，过去高速度增长有些问题可以掩盖，进入中速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很多问题不可回避。

　　他认为，过去高速增长期没有计入的成本，比如环境成本、污染成本等等现在都必须计入到成本。现在企业降成本呼声很高，尤其是减税降费，但又面临很矛盾的状况，企业要求降低人工成本，但从宏观看中国人均收入并不高，又要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

　　中国2020年减税降费规模史无前例地超过2.5万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加5.9%。财科院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连续进行的五次线上调查均反映人工成本和原材料成本呈连续上升趋势。

　　虽然减税降费对帮助实体经济功不可没，短期表现为成本的下降，长期则表现为市场主本活力和经济发展后劲的双增强，为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让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当年GDP同比增长2.3%。

　　但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阶段，过去的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高质量发展下的资源环境约束、人口老龄化和加大科技投入等带来的资源成本、环境成本、人工成本、研发成本等趋势性成本的提高。

　　新发展阶段的企业成本面临着上升趋势，且各种外部和政策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也会转化为企业成本。

　　“基于未来企业不可预期的风险-成本明显上升的局面，只有注入确定性，才能降低风险，降低企业不可预期的成本，相应地需要适时转换减负模式，以更确定的宏观环境和更低的公共风险稳定企业预期。”财科院报告称。

　　刘世锦就指出，公共风险有些是人为的，比如有些政策不是那么恰当，有些是自然的冲击，比如疫情，带来的影响就是经济减以及带来固定成本上升。

　　在他看来，中国还是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是如果达不到还要硬搞也会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而减税降费一定是有底限的，如何平衡？虽然从企业看减税降费呼声永远存在，但从国家财力看是有底限的，目前地方债务风险已经在上升。

　　降成本中有一部分与企业的竞争力有关，如果企业管理水平高，竞争力就强，这部分的降成本是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解决的。但一些基础性成本，如物流、能源、土地等是企业无法左右的，”中国这些基础性领域的成本难以下降主要原因是这些领域仍属于垄断行业。下一步的改革应该是基础产业打破行政垄断，降低成本应该有标志性动作。有必要好好算算帐。“刘世锦称。

　　财科所的报告也建议积极推进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合理制定改革规划，增强宏观政策的可预期性，推动政策完善和体制机制改革，增强企业成本承受和消化能力。

　　同时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与企业成本承受和消化能力相结合，例如社保缴费制度改革与社保体制的长期可持续性结合起来，合理确定企业社保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