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反对派的最后一道防线：区议员

　　邱汶珊有时要在黑暗的巷子里寻找老鼠下药。还有些时候，她会帮助食物银行为老人提供膳食。选民经常给她打电话：在遭到警察盘查的时候，选区的街坊打来电话询问自己有哪些的权利，或者如何应付香港福利系统的官僚。

　　这就是香港区议员的生活。

　　“没有人指示我要做什么，但如果我不做，就没有人会做，”她说。

　　随着香港政治气氛的迅速变化，区议员对这里脆弱的民主体制的支持，使得他们成为了北京的中共官员的最新攻击目标。在最近几个月，香港的392名反对派区议员中，有约50人因为与2019年的抗议活动、竞选资金问题以及违反有争议的反煽动法而被捕。

　　自从去年6月通过了国安法以来，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一直受到监视、逮捕。这项法律赋予北京方面广泛的权力，打击香港的政治犯罪。去年11月，北京迫使香港主要立法机构的四名民选亲民主议员下台，清洗行动促使其余的反对派集体辞职。

　　区议员是香港级别最低的公职人员，政治色彩也不算特别重。议员们通常处理的是普通的社区事务，比如灭害虫、新公交站的选址。

　　现在，他们是维持香港民主反对派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北京方面并不打算让他们好过。

　　“反对派退出立法会后，区议会成为最后仅存的几个表达公众利益的机构之一，”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副教授郑炜说。“他们的遭遇将会考验香港作为一个多元社会的韧性，以及香港的治理能力。”

　　上任一年来，许多区议员都试图重新定义这个职位，但结果好坏参半。他们抵制与高级官员的会面，指责该市警务处处长撒谎，并获取了他们所在社区的监控基础设施的信息。反过来，当这些议员试图在会议上讨论政治议题时，政府代表会纷纷离席。

　　下个月，所有452名区议员将首次进行效忠宣誓，这是国安法的一项新要求，也是对剩余的当选反对派领导人的最新考验。

　　一些建制派区议员已经对亲民主集团的策略失去了耐心。“如果他们拒绝与政府沟通，他们还能履行职责吗？”亲北京的区议员颜汶羽问道。“我对此表示怀疑。”

　　民主派议员发起的挑战政府的运动，从维护街道到收集垃圾，凸显出今天香港的一切都带有政治色彩的感觉。

　　区议员邱汶珊在繁华的铜锣湾市中心办公室里工作，离维多利亚公园只有一箭之遥。在2019年抗议活动初期，她以警察的身份在附近巡逻。那个6月，邱汶珊看着人山人海的抗议者呼吁民主以及向警察问责，大喊：“黑警！黑警！”

　　当时，邱汶珊对自己说：“这不是我。而且，如果我不是做这份工作的话，我想我会和你们一起游行。”那个夏天，警察镇压抗议者，她感到幻灭而辞职。

　　一年多以来，铜锣湾的街道上不再有催泪瓦斯和路障，但该地区仍然充满抗议的伤痕。示威者取出地砖向警察投掷，人行道上留下的孔洞已经被混凝土填充，路面一块红一块灰。抗议者用垃圾桶作路障，被当局拖走后，街道上仍然没有垃圾桶。邱汶珊游说让垃圾桶回到街上，政府用不易被利用的塑料袋代替了它们。

　　铜锣湾居民梁明宇（音）在附近的街头市场上出售背包，他说，他希望区议员优先考虑服务居民的日常需求，而不是政治。但是他也说，他对一些政府支持的官员只会做“好好先生”并批准对社会无益的昂贵政府项目而感到失望。

　　“有一个会做事的议员，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问题，当然是一件好事，”梁明宇说。“但是我们想要一个真诚的议员，让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有更多的参与。”

　　邱汶珊说，她试图在争取民主与确保自己能够继续为选民多工作一天之间找到平衡。因此，她回避了更敏感的政治问题。去年，当一群逃亡的香港活动人士被中国大陆当局在海上抓捕时——这一案件触动了城市的神经——她把为这些被羁押活动人士维权的工作留给了其他具有机构地位和资源的立法者。

　　邱汶珊说，尽管在民主阵营和建制阵营之间存在分歧，但她计划将重点放在这两个团体仍有的共同点上。

　　“尽管我们在会议上与当局有分歧，但我们仍需要在日常事务上与政府部门合作，”她说。“我只是希望从事当局认为可行并切实有益于社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