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李二人之间的学历之争

　　《习近平是怎么知道自己“学历不足”的？》一文中介绍到了2007年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某次会议上，“比选”党总书记接班人预备人选的关键时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长贺国强的“特别提示”，转移了全体与会者的注意力。大致意思就是，除了先后担任过县、市和省一级的党政一把手的过硬履历，习近平同志三年现役军人的资历将对他未来担任党的第一把手，自然也是军委一把手的工作十分有利。于是，全体与会者的态度简直就可以用如梦方醒四个字来形容......。

　　而当时在内心里无疑是与曾庆红和贺国强一样，最希望用习近平把李克强“比选”下去的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以及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王兆国，更是现身说法，用自己的所谓“亲眼所见”，历数习近平在福建为官多年的优秀表现，“不但毫无干部子弟的骄娇二气，甚至比平民出身的干部更接近平民”云云！令在场其他政治局委员们开始认同了“李克强同志人才难得，但总书记接班人培养人选、几十年以来的干部履历更为完全的习近平同志，似乎更为合适”。

　　至于胡锦涛那里，当众人的意见开始倾向习近平的那一刻，他也只能是“从善如流”。

　　这一来，这场“比选”过程中的“输家”变成了时任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因为在此之前，中共内部人士大都认为，胡锦涛在刻意培养李克强，而温家宝在刻意培养汪洋。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胡锦涛内心是希望李克强出任总书记接班人培养对象的话，那么温家宝希望汪洋成为自己国务院总理接班人选的表现完全就是毫不掩饰。

　　而当时浮在台面上的几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为数有限的几个“干部第三梯队”成员中，若单从从政履历角度比较，汪洋最适合出任总理接班人是毫无疑问的。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召开前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汪洋陆续担任了省体委主任、市长和市委书记、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副省长、常务副省长和省委副书记、国务院主持常务工作的副秘书长兼国务院党组副书记，以及直辖市重庆市委书记。而在出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前，即已经在党内被公认为“百分之百的国家领导人苗子”。

　　从这个角度分析，如果不是曾庆红和贺国强伙同贾庆林及王兆国等人，力证习近平出任总书记接班人选培养对象更为合适并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那么自然应该是早已经被党内党外视为“小胡锦涛”的李克强出线。

　　而如果当时是李克强出线的话，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肯定不会出现一个“对调”的可能。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李克强被确定以总书记“备胎”身份进入十七届政治局常委会，那么当时的习近平虽然仍然可以成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里的“新鲜人”，但不会与李克强同时名列新任政治局常委。道理就在于，在认定李克强适合出任总书记接班人的前提下，几乎可以断定当时的党内决策层不会有人认为习近平担任国务院总理接班人培养对象，比汪洋更为合适。也就是说，如果当年李克强成了总书记接班人选，那么习近平在2007年秋季召开的十七届一中全会上的结果就是仅仅进入中央政治局，然后最大的可能就是以新任政治局委员身份继续留任上海市委书记。

　　日后有人认为，习近平在当年的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被确认为总书记接班人选的前提下，之所以把同样也会进入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只不过是国务院总理接班人选的那个角色安排给李克强，完全是政治局讨论会上除胡锦涛之外的全体与会者给总书记胡锦涛面子的结果。所以虽然人人知道，从从政履历的角度和国务院工作的角度相比，汪洋应该比李克强出任国务院总理接班人选更为合适，但在拿习近平与李克强进行“比选”，从而在总书记接班人选的决定过程中让李克强“下线”之后，再在李克强与汪洋之间进行“比选”，那就太不给坐在会议主持人位置上的总书记胡锦涛面子了。毕竟李克强那“小胡锦涛”的形象已经名声在外，如果在出任总书记接班人培养对象的问题上被断绝了可能性的同时，连个新任政治局常委的角色都不给他李克强安排，那么自然会引起外界就所谓胡锦涛的权力受到党内政治同僚强烈挑战之类的质疑。对此，聪明过人的温家宝不可能不懂。更何况，即使他温家宝坚持认为汪洋出任国务院总理接班人培养对象更为合适，也必须遵从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

　　当然，若单论学历的话，汪洋在李克强面前简直就根本抬不起头来。

　　李克强

　　1955年生人的汪洋十七岁参加工作，其官方简历中关于“学历”的部分是： 1979－1980年，　中央党校理论宣传干部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88－1992年，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其间：1989－1992年，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班党政管理专业在职学习）……；1993－1998年，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其间：1993－1995年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管理科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在职学习，获工学硕士学位）。

　　也就是说，他汪洋的全日制在校学习时间只有一年 -- 而且还是党校，他的“中央党校大学本科”是通过“函授”取得的。

　　而李克强则不然。海外中文网上曾有一篇标题为《李克强、习近平学历比较》的文章，说是“李克强与习近平的政治权力之争，实际上代表77年后的高考生与‘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的智慧之争”。

　　文章中详细介绍说：1978年初，时任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克强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据他当年的同学姜明安(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宪法、行政法学者)介绍，在北大学习其间，李克强学习勤奋刻苦，思想活跃，并且展现出比较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任校学生会主席。

　　期间，在恩师龚祥瑞(著名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学者)的影响下，李克强和他的几个同学都注重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并曾参与翻译著作《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1982年（初）本科毕业后，李克强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并在第二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28岁成为正厅级干部。1993年，38岁的李克强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晋级正部级（同年三月当选全国人大常委）。

　　任职团中央其间，他在北大在职攻读经济学，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导师为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影响颇大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李克强的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李克强、习近平学历比较》一文的作者评论说：与习近平同为知青出身的李克强是靠自己的本事，从安徽农村考进北京大学。大家知道，当年南方省份的高考录取线是大大高于北方省份的。所以我认为，李克强的学业是优秀的。而习近平只是1975年被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大学生）。我不是否定工农兵大学生中也有一些优秀人物，但是习近平绝对不是那种优秀人物。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算是优秀的人物，但是习近平不是。习近平比他爸差多了。

　　大慨是因为习近平对自己的大专文凭不够满意，所以，他利用同清华大学前校长陈希的关系，搞了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论文博士文凭。所谓论文博士，就是中国在1980，1990年代搞的，不需参加普通博士生入学考试，也不必到校听课，只需做个论文，就可以了。

　　李克强也搞了一个论文博士文凭。但是，李克强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的论文博士文凭还是有点实际价值的。因为，他的导师是厉以宁。厉以宁是搞西方经济学的，是搞股份制改革的，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开明人物。李克强在北大读法律学时就对经济学感兴趣。所以，李克强读北大的经济学论文博士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虽然都是所谓“在职”，但李克强的北大经济学在职博士学历和习近平的清华“法学”在职博士学历，也还是有非常显著的区别的。

　　笔者在这里特别把“法学”二字打上引号，是因为此“法学”非彼法学。笔者在本专栏已经有《法学学士李克强、法学硕士王沪宁和法学博士习近平》一文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只需要特别提醒一句，当年习近平获得“法学博士”的论文名称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

　　笔者过去十几年里，已经陆续在多篇文章里介绍和评论过中共历届副国级以上官员中假学历和伪学历泛滥成灾的现象。文章中“表扬”了只有王歧山一人，一直是只满足于自己的“大学普通班”学历，不慌不忙的习近平简直就是“不求上进”。

　　所谓“大学普通班”的说法，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以李克强为代表的七七和七八两届大学本科毕业生同时拿到了各大学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分外眼红的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不但要求当局承认他们的“本科”学历，甚至还要求给他们 补发学士学位证书。当时的中央书记处还专为此事开过会，期间到底经历了怎样一个复杂过程，如果要详细介绍的话，足以单独成书。这里只介绍一个结果，就是当局最终决定把1970-1976年入校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给以“大学普通班”的雅称，以区别于恢复高考之后的大学本科和两年制“大专”。

　　笔者特别注意到，直到习近平2007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的官方简历中，除了从未介绍过他的三年“现役军人”这一与日后的重要区别，至少还有一处区别就是，自从习近平进入政治局常委之后，其官方简历中的“大学普通班”几个字再也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