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中共的多维报道：曾经是恐怖主义重灾区的中国新疆，已经连续4年没有发生造成无辜民众伤亡的恐袭事件，新疆民众获得了近代以来少有的和平生活。但在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场里，新疆存在大规模的“集中营”、“宗教迫害”、“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等迫害“人权”的现象，已经成为很多国家民众的集体性认知。近期围绕新疆棉花之间的一场国际争端，便是因此而起。

可以说，中国新疆正在遭受的国际舆论困境，是中共外宣的一次深刻教训。在中西意识形态之争再度升温的时代背景下，中共外宣如果仍然延用以前的一套做法，不仅无法阻止涉疆虚假信息的泛滥，中国在国际社会里的外交也有可能因之陷入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境地。

在过去许多年里，“新疆”是中国社会舆论里的一个敏感词，“新疆话题”往往被禁止传播和讨论。在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频繁发生之时，中国相关部门有意遮掩涉疆信息，淡化冲突严重性，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很难从中国政府的只言片语里得到足够的信息，只能求诸对中国了解有限的一些西方媒体，以及一些捕风捉影的坊间传闻。

这让外界对发生在新疆的一些重要事件的认识产生了分歧。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近年最严重的一次暴力袭击事件，中国官方称197人死亡，但坊间和外界多有消息称死者不止200人。再如2014年7月28日，新疆莎车县发生一起严重恐袭事件，中国官方称有37人死亡，但该数字也引起很多质疑，甚至有称其严重程度接近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中国媒体《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近日也通过个人微博称，“有人估计，（莎车暴恐事件）实际情况可能（比公开报道）更严重”。

中国新疆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产棉区。图为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一家轧花厂的工人把收购上来的籽棉堆垛。（新华社）

中国新疆的棉花生产早已实现了大规模机械化。图为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采棉机在一处棉田进行采收作业。（新华社）

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造成当地无辜汉族民众大量伤亡。（AFP）

另外在中国政府采取综合措施进行反恐和去极端化之后，外界开始出现“再教育营”的说法，并将其与德国历史上的“集中营”作类比。中国相关部门先是采取了回避或否认的态度，待舆论持续升温之后，才承认开设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然而“三人成虎”，几份经不起推敲的“报告”，几个自称“受害者”的控诉，已经先入为主地在国际舆论场里为公众提供了难以更改的第一印象。

中国相关部门的这种做法可能是出于维护民族团结、维持社会稳定的考虑，但当时的民族矛盾显然已经十分尖锐，当地社会已经十分不稳。

事后证明，这种做法在国际舆论领域对中国而言堪称“灾难性的”。回避淡化和先否认后承认的态度，造成的结果是使得中国政府采取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失去了“合法性”支撑，甚至被描述为对人权的迫害，西方则成为了中国新疆问题的“揭露者”，其报道、解读中国故事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亦得以巩固。

然而许多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对中国新疆的状况也是一知半解，其中的一些媒体对中国政治本就存在偏见，一些政治人物或“学者”则服务于存在美国政府背景的组织机构，与中国存在国家利益之争。

掌握国际社会主流话语权的西方媒体是西方国家的一项“软实力”，也是相对于中国的巨大优势。美国2003年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率领多国联军入侵伊拉克，推翻伊拉克政权，占领该国8年之久，令其陷入了持续动荡之中，却始终未能找到其所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美国的入侵与占领给伊拉克人带去了巨大的灾难，但美国在国际社会里受到的关注度，似乎还不及中国在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所承受的质疑与批判。

对此，西方国家的媒体基于自身国家立场的属性，在国际舆论里所掌握的话语权，以及对国际话题不同的侧重力度，是这两件事产生不同舆论热度的重要原因。

总之，中国在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所引起的批判浪潮，折射了中共外宣在新疆话题上的“失声”与“弱势”。进一步来看，其原因未必仅仅是长期以来的策略性失误，也是由中共外宣在中国体制里的结构性定位，以及服务于一直以来对外政策所决定。但在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形势下，其原先的外宣定位与政策显然都已有许多不合时宜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