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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两万中国富裕家庭在美爬藤 大多数被割韭菜

www.creaders.net | 2021-04-09 12:16:12  INSIGHT视界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当14岁的米雪和全家人从上海飞到美国东海岸时,他们并没有去纽约看自由女神像,或是参观华盛顿纪念碑,而是穿梭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富裕小镇上,探访私立高中。

那个十一假期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米爸提前研究好美东路线,一下飞机,他们就联系好租车公司,自驾上路;米妈则早早敲定10所学校,排兵布阵似地塞满行程单,还约好当地朋友作陪;比米雪小几岁的妹妹也跟着,一路上负责欢声笑语和释放可爱。

这趟旅行收获不错。

米雪从小学五年级就吵着要去美国留学,经过备考、访校和面试,她终于在15岁的夏天如愿以偿。

每年,像米雪这样奔赴美高求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连美国人都感到惊讶。

《大西洋月刊》在2012年发现,相比五年前,2010-2011学年就读美国私立高中的中国娃数量从65人涨至6725人。从涨幅上看,这比当时中国GDP增速高出好几个数量级。

2012年,美国还在次贷危机的阴影中,疲软恢复着。但这个时间点在中国留学大潮中不值一提,不是顶峰,更不是底谷。

紧接着,经过连续4年上涨,在美国中学就读的中国学生数量终于在2016年涨至高点,达到3.3万人。

即便此后三年略有颓势,但就读人数在2019年仍维持在2.3万人。

令美国人惊讶的不止是涨幅,还有中国家庭的选择动机:私立高中并不是本地普通居民的主流选择,怎么就成为中国爸妈的“心头好”?

放在十年前,这可能是“Good Question”,如今,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国内家长,对答案已达成共识:

对中产家庭而言,留学逐渐成为教育重要备选项,想冲击哈耶普斯麻这类顶尖名校,就得尽早规划,抢占先机,提前适应。

去美国念高中,不仅在情理之中,背后更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尽管所需要花费的成本高昂,每年开销超过50万元人民币,仍有家庭前赴后继。

价值回报如何呢?美本申请成功率可以作出注解。

去年12月拿到斯坦福大学预录取的中国学生中,有14位来自海外,超过十人来自美高,几乎拿走一半名额;约翰霍普金斯则有约至少15名中国学生来自美高。

名校招生官对美国本土高中更了解,GPA、学术活动及推荐信的可信度一目了然。诸如格罗顿(Groton School)高中、圣保罗中学(St. Paul’s School)等传统的美国顶尖私立学校,在早申中,无疑更受到招生官的青睐。

但疑问也摆在面前。

就读美高,中国孩子就一定能冲击名校?在申请日渐激烈,疫情加持的局面下,谁也不敢给出肯定答案。

更何况,这条道路本身也并不宽敞。

不是所有的美高都能成为中国家长的备选项。公立学校首先被排除在外。

类似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纽约史岱文森等优秀公立学校也有不少,但因为签证限制,大部分公立学校只能给予国际学生一年期的签证许可。

全美共有约两万所美国高中,这样一筛,不足两千所私校。

剩下的私立高中则分为走读和寄宿制两种。

走读校学费较寄宿校便宜,但父母无法陪读的中国孩子,只能申请寄宿家庭。无形中又制造另一个问题——中国孩子是否能融入当地家庭。

相比之下,提倡“全时教育”的寄宿学校脱颖而出。

但,在美国300多所私立寄宿学校中,仅有一小撮头部学校才是国内家庭追逐的目标。

Niche网站的排名是一份参考。他们每年会根据学校SAT / ACT分数、大学升学率、师生比例等指标,给寄宿学校打分。从地区上看,名列前茅的精英私校集中在美东、加州和德州。

其中,美东又处在金字塔尖,全美排名前15的私立寄宿高中都集中在这片。他们是美国顶尖大学的孵化器。

以排名第一的安多福(Phillips Academy Andover)为例,该校每年的藤校录取率超三成,美国当地的富裕家庭对此趋之若鹜。

2021年Niche美国最佳私立中学榜单TOP10

1.Phillips Academy Andover

菲利普斯安多佛学校

2.Phillips Exeter Academy

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

3.St. Mark's School of Texas

圣马克得克萨斯州分校

4.The College Preparatory School

大学预备学院
5.The Hotchkiss School

霍奇基斯中学

6.Harvard-Westlake School

哈佛西湖学校

7.Trinity School

三一学校

8.Stanford Online High School

斯坦福线上高中

9.Choate Rosemary Hall

乔特罗斯玛丽中学

10.Regis High School

里吉斯高中

“塔尖上的学校就像是顶级大学的高级供应商,经过百年历史,它的‘质检’和‘出品’已经验证过了。”某留学机构创始人Anson认为,中国孩子即便是去前50名的美高,大概率下,也比国内双语学校的孩子要有优势。

尽管在国内,开设十年以上的双语学校或者国际学校不少,也积累了成功案例,但样本数仍难赶超美高。

举例来说,美国不少头部高中会将过往学生成绩做成大数据系统,输入学生成绩,系统甚至能自动给出这位学生适合申请哪些大学。

“国内学校连毕业生样本不够,更不用说做系统了。”Anson说。

在追求顶尖这点上,中美家庭的口味越靠越拢。尤其是在北上广深,家长们甚至不满足于在国内寻求优质教育。

麦客曾在美国工作,回国后,女儿萝拉也一直就读于上海的国际学校。他发现,学校硬件设施质量很高,但教师稳定性却是硬伤。

主科老师经常更换,尤其是外教,很多人来中国只为短期淘金。学校开设的课程,在丰富性和难度上,也比不上头部美高。

米妈则发现,对比美高和国内双语学校,两者培养出的学生在气质上就明显不同。

2012年米雪一家人探校时,每所拜访校都为国际家庭安排了“学生大使”,一路跟着他们,带看校园校舍,介绍学习生活。

“这些美国学生的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自信而又谦虚。”一位学生大使很自豪地向米雪一家介绍校园历史,并全程保持面对面的交谈姿势。在带路时,偶尔还会倒着走。

另一所学校的学生大使则直白地告诉米雪,他的未来目标是考上哈佛。

名校录取率高、学生素质好、校园氛围有活力,让头部的私立寄宿校光环愈发突出。

有意思的是,美高就读人数在近几年整体显露出颓势,头部美高竞争却逐年增加。

IIE在《学习是为了未来》报告中解释称,自2014年以来,中国新建超过200所国际学校,招生人数从27万涨至39.6万人,更多中国家庭选择在家门口接受国际化教育,人数下降是有因可循。

但Anson从事美高申请服务8年来,却没怎么感受到行业淡季。

原以为今年美高申请会受因疫情而减弱,但像Choate Rosemary这样最顶尖的美高,今年申请人数整体上升了15%。

多数中间段位的寄宿美高,就有200-300人申请,最终在中国大陆也就录取4-6名学生。

能登顶塔尖的孩子只是少数。

曾就读耶鲁大学的张恒瑞决定回国创业,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个决定不被很多留学家庭所理解。

“都去美国了,为什么不留在那儿?”

在创办留学机构后,张恒瑞发现,当时许多家长抱着让孩子“留在那儿”的目的,送娃去读美高,以便早点融入。

托福成绩、体育艺术特长、或者个性表现都不是重点,签证能不能顺利通过,是决定申请成功的重要前提。

那时候申请美高的学生,大多数也成绩一般,进不了前30名的学校。因为英语水平跟不上,中国孩子入学后,往往得依赖ESL课程补课。

稍微优秀的孩子就显得格外难得。

在2004年将业务从台湾搬到上海时,他接手的第一位美高申请者来自上海中学。她的成绩在班级里处于中上游水平。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还在高一,但这位申请人说服了父母,主动要求去美高留学。

2008年签证申请放宽后,张恒瑞发现,能力优秀、积极又主动的申请人越来越多。

米雪,以及麦客女儿萝拉,在申请时也是全程自己拿主意,父母退居幕后做为帮手。

申请所需的英语能力跟着水涨船高。

“2013、2014年时,我们的学生如果托福能考上100分,恨不得都要开香槟庆祝,而现在这几年,托福没有达到110分,我们都不建议他们申请前30名的美高。”Anson感慨道。

除语言和标化成绩外,体育和艺术特长则从加分项成了杀手锏。

Anson接触的一位牛娃,本身就读于上海前三的双语学校,校内课业已经很紧张,但每周还要给自己安排10小时的体育专项训练,一周四天雷打不动。

还有牛娃不仅广泛涉猎历史、心理学,还研究哲学理论。这位牛娃就读于公立学校,但他仍在课外钻研学术。初中三年硬是写出一本论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论文集。

在给孩子做背景提升时,Anson千方百计找到一位普林斯顿哲学系教师,来帮助这位学生做学术辅导。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购买力让头部美高受到鼓舞,中国牛娃则让他们大为吃惊。往往一个中国牛娃能手握4、5份顶尖私校的录取通知。

今年局面更为激烈。

一来,疫情带来美国国内混乱局面,本地父母对公立教育丧失信心,纷纷转轨至私立学校,海外生源整体招录数量可能会承压,甚至缩减。

前几年中国学生抢占了其他亚洲国家的份额,但今年名额将如何分配,则变得十分微妙。

二来,不少想要试水美高的中国孩子也因疫情打退堂鼓,留下一批甚至是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规划的牛娃。

据Anson分析,今年可能成为中国孩子的内部赛马,激烈程度可见一斑。像佩迪这样的学校,可能韩国日本学生托福90分就录了,中国学生则需要110以上。

多年从业经验已经让行业老兵颠覆想象。

“以前那个成绩不好才留学的时代已经翻篇,我完全没想到,中途去美国的中国学生,他们的优秀程度会超越本土学生。”张恒瑞评价道。

据IIE的最新数据,2019年,就读美国中学的中国大陆学生人数约为23000人。去美高留学,仍只是一条少数人选择的窄路。

无论是这条窄路的走法,还是走上去的人,在十多年里都变换了模样。

从择校、探校、写文书、以及面试等,萝拉和米雪都是自主申请,父母从旁辅助。这类DIY在美高申请中实属少数。

大多数家庭还是会选择机构帮助,因此繁荣了一批美高申请机构和产业。十多年里,行业经历过几轮更迭和洗礼。

最开始,多数机构业务集中在私立寄宿高中的申请服务上。但由于学校床位和海外生源需求有限,为扩大市场,“寄宿家庭”成了一门好生意。

有第三方机构和走读私校合作,开发当地寄宿家庭,以招揽更多中国生源,从中收取服务费用,有些还会拿到学校的返佣费。

对家长来说,走读学校一年学费在2-3万美金,加上寄宿家庭费用,每年费用约在30万人民币左右,比起私立寄宿学校,费用要节省一半。

“在二线城市稍富裕的家庭都能接受。”

Anson曾了解到,行业内有机构一年能送两百多位中国孩子去美高,大多数家庭来自湖南、贵州、浙江等二三线城市,但家长们普遍不了解美国高中,能说出孩子在哪个州和城市就已经很难得了。

但寄宿家庭对孩子来说,始终存在适应性风险,私立寄宿学校再次成为市场热销。

在2013年Anson创业时,行业里专门提供顶级私立美高申请业务的机构,用手指头就能数出来。一些大集团虽然也有类似业务,但仍在靠“信息不对称”赚钱。

他们给家长看的学校介绍册上,会将排名前五的Choate和另外一所不知名但以C开头的学校混在一起,推荐给家长。

这些家长往往付费能力有限,孩子实力一般,但很认同“去美高是件好事”。

随着高学历及海归家长陆续进场,行业信息壁垒被打破了。

尤其在一线城市,家长们从愿意送小孩去,到要去名校,再到要提早准备,这些变化在近几年里,快速形成。

张恒瑞表示,消费人群的优秀程度,直接刺激了市场生长。

在2019年之前,市场热度最夸张时,参加SAT的考场外,中国学生排满长龙入场考试。每年张恒瑞还会带着学生去美国面试,前50名学校的招生办公室里,八成都是中国学生的面孔。

服务机构数量在明显增多。据Anson观察,现在仅是设有私立美高申请业务的机构就有20多家,虽各有侧重,但行业竞争也不小。

行业繁荣的重要结果是,美高申请服务的精细度随之提升。

“我们服务一个学生时,经常是5位近40岁、加起来200岁的顾问团队在思考一个14岁孩子的人生,应该如何规划。他或许打壁球很不错,但技术好还不够,你还需要加入体育精神,想着如何把壁球与特殊人群结合起来,这个主线才算完整。”

Anson认为,从规划的角度来看,现在很多服务机构在给美高孩子背景提升上的“设计”,已经要向美本申请看齐。

但与美本申请不同的是,美高申请中,机构与招生官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也是颇为微妙之处。

每年10月到2月是机构顾问的忙季,如果没有疫情,他们将会一直待在纽约,往返各个申请学校的招生办公室。

“我们也是从探校,到带着学生去做申请,到有成功案例,一步步积累起来的。”在Anson看来,围绕美高申请的机构也是“供应商”,只有当学生顺利申请成功,并成为校园里的领头羊,机构才能算是证明了自己。

行业繁荣、服务精细似乎都更有利于制造“牛娃”,但内卷也更厉害。

“很多孩子不论实力多好,准备多充足,都不一定能够录取他想去的学校。招生官似乎对什么是‘优秀’已经标准模糊。”张恒瑞总结道。

对Anson而言,他则越来越不相信快乐教育。

“如果快乐教育是散养式的,那就只能靠孩子天赋异禀,才能有所成就。但现在,你的竞争对手各种资源在手,局面就不利了。当然,厉害的父母会把规则先制定好,让孩子快乐地做选择,自愿去成长和承受。这是高明的。”

进入美国顶尖名校虽有诱惑,却无法掩盖这条窄路的成本、风险与荆棘。

花费是一项看得见的成本,也是一道让许多中产家庭望而却步的门槛。

米妈帮我们算了一笔账,私立美高的学费加上寄宿费约为7万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万,加上父母探望来回的机票、孩子假期的课外活动和夏令营等,一年给米雪准备的教育基金约在80万左右。

此外,私校往往有募捐传统,尽管捐多捐少出于家长自愿,但这笔项目有时甚至比学费还要高。

这些还不是全部。

如果在申请阶段需要聘请顾问,费用则继续增加。算下来,即便是年入百万的中产家庭,也要提前规划好家庭资产,评估好经济实力。

付出百万的父母们真的讲求性价比么?更愿意花钱的那拨人反倒不那么计较。

张恒瑞发现,相比送孩子去美国读本科的父母来说,美高父母的家庭资产状况普遍更高,但比起是否能值回票价,他们更在意孩子是否能适应。

比起金钱,这其中包含更不易察觉的隐形成本——青春期孩子是否会因此产生心理问题、与父母产生沟通和隔阂,或者是出国后,孩子的“中国胃”能否适应等。

“如果父母和孩子有一方没有准备好,那这件事最好就不要推进下去。”米妈评论道。

米雪在小学五年级就萌生去美国留学的想法。但米妈直到她上九年级时,才同意。因为不确定米雪是否认真对待,米妈提前说了不少“丑话”。

“一个是语言问题,另外中国人还可能遭到种族歧视。如果万一发生些意外,爸妈是无法像在国内那样,立马飞去找你。即便去了,到纽约还得三个小时车程才能到学校,这些情况你是真的想清楚了么?”

一向成熟稳重的米雪并没有被这些问题吓倒,但她在入学后的确也遭遇到现实骨感。

在度过一年蜜月期后,米雪在第二年遭遇“被孤立”。此前,她一直积极地融入校园生活,和美国同学交朋友、聊天,氛围融洽。但在她竞选成为所在社团的领导后,团里的成员却开始无视她,甚至到了她说话时就冷暴力的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米雪终于受不了,第一次哭着给米妈打电话。

在米妈的建议下,米雪找到学校老师帮助,最终还是将矛盾化解开。但这一事件却也让米雪着实感受到身份差异的客观存在。

除了身份认同外,价值观的养成则是另一个很难扭转的变化。

心理学上,很多专家将15岁到19岁这个阶段称之为“逐渐成人期”(emerging adulthood),个体的人生观世界观会在此期间成熟,给予怎样的土壤和思维引导,就会造就个体对世界的理解,以及成为怎样的人。

当萝拉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时,作为父亲的麦客由衷地高兴。这三年,他看到女儿在学业上对自己的高要求,终于换来丰硕成果。但在另一方面,他也能隐隐感受到萝拉在成长中的变化。

讨论时事热点曾是他们家庭内部的沟通传统,但在有些议题上,麦客发现,却无法对女儿阐述的观点表示认同,尤其是如何消除贫富分化、怎样才是“机会均等”。

“她比较单纯、朝气和锐利,作为父母,我们经历不同,所处时代也大不一样。”

不过,即便争论常在,但麦客并不后悔将女儿送去读美高。米妈也经常感慨,自己很幸运,女儿在经历这些挫折时,并没有远离父母,或是走上别的道路。

“我一直不认同是否孩子去美高就是拿到了顶级大学的入场券,特别是当她没有准备好时。强迫她去,是极为有风险的。但不得不说,她变得生活自理、独立思考,也更加自信。成为了更好的自己,这才是我们做家长更乐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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