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附中特权横行 让小镇做题家们情何以堪

《#我在北大附中的一天》视频里，
早上八点开始第一堂课，体育课有 #击剑项目，中午可以选择娱乐或午休，下午五点半放学后可以观看 #戏剧演出，还 #没有作业，每年举办的篮球赛、舞蹈节等大型活动应有尽有...
此时此刻，#衡水、#黄冈 的 #小镇做题家 在做啥？https://t.co/KhTKFXALH3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May 21, 2021

　　近日，一条名为《我在北大附中的一天》的视频冲上热搜，视频中北大附中高中生八点上课，课程自选，课后开设击剑、话剧等特长活动，轻松的素质教育引发教育资源、乃至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网络讨论。素质教育培养出的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有志之士还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这场清北附中学子和“小镇做题家”的口水战中，答案呼之欲出。

　　早上八点开始第一堂课，体育课有击剑项目，中午可以选择娱乐或午休，下午五点半放学后可以观看戏剧演出，还没有作业，每年举办的篮球赛、舞蹈节等大型活动应有尽有，《我在北大附中的一天》视频一出，立即冲上热搜，引发争议。网友们纷纷表示羡慕，留言说这比大学都精彩，自己输在了起跑线上。相比之下，普通人高中生活的一天则是“衡水模式”“小镇做题家”的日常。即使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但由于地域限制和人数要求，不能被名牌大学录取。有网友感慨道：“我们每天暗无天日，人家言笑晏晏，到头来还不如人家。”

　　视频展现了世界的参差，再次引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全民大讨论。

　　但旅美资深媒体人王剑则表示，社会制度不公造成的社会鸿沟，教育只是其中一个环节：“首先，教育资源是不足够的，原因是政府不愿投入。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大家竞争优质教育资源，有权有钱的人在这场竞争中是赢家，普通老百姓永远是输家。这和教育方式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这必须进行制度性的改革，但中国看不到进行改革的可能性。”

　　中国教育部发布的2020年高考数据显示，北京市一本上线率为45.68%，居全国之首，而仅有一所211大学的高考大省河南一本上线率仅有11.48%，每百人中仅有11人能考取一本院校，差距显而易见。有网友说：“生在北京的孩子考上北大清华的概率是我的许多倍，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样巨大的不公。”面对舆论指控，北京学生纷纷现身说法，指责公众是“酸狗”，是“羡慕嫉妒恨”。

　　与此同时，有博主发文大肆吹嘘认识的清华附中国际班的妹妹，因为拥有双国籍，所以有特权直升清华，并称自己在有特权的环境下学会了善良。她写道：“写到这里，我的高傲已经尽数体现了”、小镇做题家“真让我恶心”。网友们纷纷对此表示无语。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专家程方平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虽然体制无法进行根本性变革，但为了让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实行素质教育本身没有错： “现在公务员高职学历的就能录取，这就是歧视，我们现在很多事都是唯学历主义。高考作为一个进入大学的社会指标，但国外还有别的，社会劳动、对自己潜能的认识和社会评价，但我们的社会评价一做就变成权力寻租了。”

　　程方平认为，北大附中作为全国顶尖的重点中学，受到资源的倾斜照顾是不争的事实。因配套设施不到位，“北大附中”模式的推广在教育体制改革实践中常常适得其反，不具有普适意义。真正的素质教育是因材施教，但受限于乱套的教育格局，千人、万人学校纷纷涌现，难以推广，教育体制改革面对的困难重重。

　　“北大附中，包括清华附中，原来都不是最棒的学校，但现在办学有理想，又有条件，带着北大和清华的光环，这种经验是最不值得推广的。你有好多的特权和别人没有的资源，你的经验谁能学？这个普适性经验不要出在重点学校，最重要的是在薄弱校和普通校摸索的经验，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样的学生都能教。”

　　王剑认为，教育体制改革只能解决教育效率存在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阶级固化和分化。

　　2017年，北京市文科高考状元熊轩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谦虚地承认了自己出身外交官家庭，和农村孩子相比，考大学走了很多捷径，他的坦诚引来一致好评。2018年，北大学子岳昕声援“深圳7·27维权工人被捕事件”而被拘捕，至今下落不明。她曾在公众号发表《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因内容鞭辟入里，该文迅速被和谐。她在文中写道，出生于北京中产之家，“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