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五是六四32周年。从周一开始，北京等地异议人士先后被当地公安带走旅游或警告不得接受记者采访。北京异议人士查建国告诉本台，公安早已经通知他，今年六四前夕去外地旅游，但不知具体日期和行程：
“已经打过好几次招呼啦，六四要出去，不能在北京。七一中共建党100周年，也要出去。这两个日子都要出去，不能留在北京。按照惯例，每年六四他们都要有行动的。”
也有人尚未接到旅游通知，但被告知不得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成都作家谭作人接受本台查询时说，他不能接受采访：
“去年我旅游了三天，今年还没有听到（旅游）。不过，已经习惯了，六四前后这几天，我不说话，也不接受采访。”
在北京的八九异议人士季风周一告诉本台，他贵州老家的警察当天赶到北京，打算带他离开北京：
“他们（下午）两点多钟从贵州过来，三个人，一个是桐梓县政法委书记，一个国保大队长，一个前任国保大队长。他们告诉我先商量好要到哪里去，反正今天下午不走，明天一早都要走。”
贵州大学退休教授杨绍政已在5月18日突然与外界失联。其友人分析杨绍政已被当局强制旅游。
在北京，由一百多位难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周一(31日)发表祭文，直指解决六四惨案，是中共和中国政府回避不了的责任。
祭文指，在1989年6月4日，解放军出动坦克及真枪实弹的士兵，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北京市民开枪、碾压，惨案至今已过32年，国民不可公开纪念及追责，年轻人不知道或不相信当年的屠城惨案。
祭文指，期待中共和中国政府拿出诚意和勇气拨乱反正，担当起屠城事件应该承担的责任，并重申天安门母亲的三项诉求：真相、赔偿、问责，认为可从公布死亡者名单开始，由浅入深，先易后难，逐步还原当年六四屠城的历史真相。对遇难者亲属进行赔偿，对当年下令开枪的责任者追究其法律责任。
“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对本台说，还未看到公安派人上岗，她说，对于六四惨案，他们的决心始终不变：
“第一就是真相，第二赔偿，第三问责。当然我们也提出方式就是和政府对话。至于这三个要求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可以一点一点谈。比如真相，你杀没杀人，杀了多少人、公布名单，要道歉赔偿，问责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而且比较复杂，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解决。”
三十二年前发生在北京的民主运动，首先由各高校学生发起，当年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其后运动规模扩大到知识界及普通民众，最终遭到当局开枪镇压。
张先玲的儿子王楠遇难时年仅19岁。张先玲回忆儿子王楠当年是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身亡。她说，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战后的犹太人始终未忘记追责：
“二战到现在多少年了，不是人民还在追责吗，德国人，犹太人还在追法西斯。”
数十年来，每年的六四周年日，中国民众都会自发的在家中纪念六四，或利用相关图片及特别的符号，纪念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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