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前夕不寻常： 陆媒大幅报道赵紫阳

章天亮：在“八九六四”中共枪杀民主请愿学生事件32周年之际，大陆媒体突然长篇幅报道前总理赵紫阳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对话。这是否有特殊的政治意味？另外关于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是否有可能在“20大”上进入中央委员会？我的看法是胡海峰的仕途基本上凉啦，因为这涉及到习近平的执政理念问题。

关于赵紫阳，大概现在年近50岁的人才会保留着对赵紫阳的记忆，因为他32年之前就从中国官媒上消失了。这位曾经做过两年总书记，等于是正国级的领导，他也曾是政府总理，在中共传媒宣传中，32年以来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只是2005年赵紫阳去世的时候有一个简单的报道。

那么非常异常的是，大陆的“网易”门户网站，竟然在5月27号长篇报道了赵紫阳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对话，而且还配发了赵紫阳的彩色照片。

这个对话发生的时间是在1988年。“网易”的报道把赵紫阳称为赵总书记，而没有说是赵紫阳，但大家都知道那人就是赵紫阳。这个对话非常长，其中还有黑体字标注一些重点。我是从头看到尾的，我觉得对话真的是高手过招、智慧火花四溅的这种感觉。

从这个对话可以看到，赵紫阳这个人其实非常有经济头脑，而且他是非常务实的一位政治家。他自己跟弗里德曼讲他只有中学毕业，但是他思路之敏捷、条理之清晰，包括解决问题的方法既正确又实用。他这些方面的才能是让人非常钦佩的。赵紫阳的这个对话信息量非常大，你看他讲话不光是没有废话，就是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他没有任何党八股的套话，而且句句都点到实处。

1988年，时任总理赵紫阳对话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弗里德曼，探讨中国经济改革政策构想。

其实我觉得这也正是赵紫阳的悲剧所在，就是赵紫阳向弗里德曼请求，相当于向他请意啦，中国的经济应该怎么搞。那么如果你要想把中国经济搞好的话，就不能不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才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束缚。

凭心而论邓小平也知道这一点。邓小平这个人脑子很清楚，他这个人我们不去讲他的道德，就说他的能力，这个人是既有判断力又有执行力，而且他能下决心干大事，胆子大心也细，这就是邓小平他能够发现和重用赵紫阳的原因。但就是可惜，邓小平这些能力没有用到正道上，他最终发现如果要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去发展经济，赵紫阳搞的那套经济理论最终会冲击到社会主义制度，所以邓小平非常果断地就把赵紫阳废掉了，而且铁腕镇压了“八九六四”学潮。这件事是邓小平人生中的一个污点。

从赵紫阳跟弗里德曼这个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赵紫阳的才能，包括他对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规划，非常对，是非常上路的事。

再就是弗里德曼给赵紫阳提了很多的建议，弗里德曼的建议在今天看仍然是对的，当时赵紫阳也准备做。但是“六四”以后，江泽民完全逆转了这个过程。到了习近平时代，甚至就是有“文革”回潮之忧了，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劫数。

赵紫阳当时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构想都跟现今习近平相左

当然很多人看到这个报道会推测说，赵紫阳是不是已经“脱敏”了，不再是一个敏感人物了？但我觉得这种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如果你不是在163上，而是在人民日报或是中央电视台，或者是新华社这么报赵紫阳的话，你产生这样的联想并不奇怪，但是目前中国的政治气候，我们看到比1989年更加左转。

我们就不说赵紫阳是否已经在政治上“脱敏”，就是这个对话里赵紫阳提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未来构想，都是跟习近平相左了。赵紫阳当时说的这些政策，现在连李克强都不敢讲，李克强即使是讲得这么有所保留，他还是被习近平边缘化了，是吧，那么你想赵紫阳怎么可能会在现在的中国有一席之地呢？

赵紫阳在这个谈话中已经表明，他确立了一个目标：就是政府要放权，由企业来自主来经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共产党放弃权力的途径就是通过简政放权，当时叫做“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就是党不再管政府，政府不再管企业，党只管党。其实党没什么好管的，管自己也是没什么好管的，政府不再干涉企业，企业就可以自主经营。也就是说，给企业很大的主导权。

再一个，赵紫阳和弗里德曼的这个谈话中提到了一个明晰所有权的问题，就是对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造”。这个“股份制改造”，其实是一个非常隐晦的说法，后来朱镕基说的跟赵紫扬说的不是一回事。赵紫阳这个人其实非常务实，他也很知道那些中共老人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以赵紫阳的智商，包括赵紫阳对中国当时政治生态的了解，他如果想明哲保身，如果想保住自己总书记的位置，他是完全可以保得住的，但是因为他良心所在，他不想那么做。最后他等于是在政治斗争中失势了。

赵紫阳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策略回避“市场经济”引政治争议

这个对话里可以看到赵紫阳提到的一种说法，就是关于中国的经济体制的问题。当时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搞的这种经济叫做计划经济，就是以陈云为主导的，专门有一个国家计委，这国家计委规定比如哪个企业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多少，然后价格多少，怎么销售等等，全部都是由中央指令下达了，然后由国营企业进行生产。那么跟这些搞计划经济的人提说要放开，让市场来主导生产和销售，包括由市场来主导价格，那这些大佬们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像陈云肯定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赵紫阳就回避了“市场经济”这个词，他提出了一个叫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他所谓的“商品经济”，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前面加了一个词叫做“有计划的”，这意思就是说，我没想跟那些搞计划经济的政治老人对抗。其实我觉得那些经济老人们活得太长了，他们要早走10年，或是赵紫阳晚10年出现做这个事的话，中国真的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很有可能就走上了像捷克、东欧这样的道路，现在完全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了。

那么赵紫阳当时为了避免产生政治方面的争议，所以他就说：我们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实就是对整个国家经济体制进行某种程度的转型。

提出以“股份制改造”逐步完成从国有化到私有化的转型

那么接下来，他就讲“股份制改造”的问题。他说：股份制改造其实说白了就是国企的私有化。因为原来企业属于国家，现在搞股份制改造，就是把企业以股份制的形式，把这个股份分给工人。这样的话慢慢就从国家所有变成一定程度，甚至大部份股权都给工人；随着工人股权的扩大，他们慢慢就控制这个企业了；再发展下去的话，如果这种股份可以上市买卖的话，就完成了从国有化到私有化的转型。

所以按照赵紫阳的设想继续执行下去的话，这种转型会非常地平顺，而且它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最后水到渠成。我感觉如果当时再给赵紫阳5年的时间，这个事就做成了。非常可惜，最后被“八九六四”天安门屠杀给中断了。

讲求务实，提出经济改革须避免通胀、失业和社会动荡

当时赵紫阳还提到了货币供给问题，就是如何控制通货膨胀。赵紫阳说，他有一个担心，说如果不把治理通货膨胀考虑进来，放开价格就意味着物价上涨，物价大幅度上涨的话，人们就有实际承受能力的问题。他讲中国人对价格的承受，当时除了经济上我能不能花得起这个钱，还有一个承受能力其实是人的心理。赵紫阳说，中国从1950年到1976年整整26年时间物价是冻结的，是不变的，那么中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哪怕物价长一点，中国人的心理都承受不了。那么从1980年到1988年，人们对物价的观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搞“农村改革”，然后城市的话，从1988年就搞些物价闯关，人的心理还是受不了突然间涨价。

然后赵紫阳就讲，其实中国人长期有一个储蓄的习惯，因为你物价不变，所以我越存钱的话我越安全，钱越多的话，我知道我总是钱能够花，总是能够买到这些东西，所以人们就把大量的钱存入银行。赵紫阳讲，如果物价上涨过猛过大，就很难避免大家对银行的挤提，当银行存款大量下降的时候，那么银行没有办法只好把物价提高，最后只好把利率提高。可是银行提高利率，借钱的企业可能就借不起钱了，这样就会造成企业破产和倒闭。赵紫阳他讲了一句话蛮有意思的，他说：我赞成破产是好事，可以新陈代谢；但是如果大批企业一下子破产的话，就会有大量失业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动荡。

在这个问题上赵紫阳非常务实，他知道如果企业借不起钱的话就会破产，当企业破产是因为没有竞争力，那破产就破产了，会有新的企业代替；但是他担心大量失业问题，担心社会动荡。

配合物价改革，对话中未曾涉及的两个对策

其实赵紫阳这里有两点他没有想清楚，可惜我不是弗里德曼，我当时也没有坐在赵紫阳的对面。赵紫阳就讲物价改革要考虑这两个因素。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大量失业问题没关系，因为国家增加福利，给失业人口养起来，这个我觉得倒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而且老百姓之所以挤提银行，是因为老百姓担心货币贬值之后原来的钱就不值钱了。但是如果你能够帮助人们找到投资渠道，比如说你从银行里把钱拿出来，你可以投入股市、投入债券、投入期货，投入其他别的什么理财项目，那你不就实现了货币保值吗？同时当你把货币投入到股市债券里的时候，等于是你自己在管理自己的钱，那总比国家管你的钱更有效率嘛。那么当你把钱投入到股市、债券、市场期货中的时候，就增加了货币的流动性，增加货币流动性它会增加经济活力，同时又等于向企业提供了融资嘛。

所以其实就是说，赵紫阳当时应该想到的就是，要想办法发展中国的投资，改善投资环境，能够让大家自主地通过投资来保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有大量失业的话，国家应该以一定程度进行救济。如果这两点都能够做到的话，其实当时物价闯关是没有问题的。

可惜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赵紫阳和弗里德曼对话的时候，弗里德曼没有给赵紫阳这样一个明确的方案。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其实我觉得经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因为经济涉及到花钱嘛，每个人都自己花钱，涉及到整个社会大众心理的问题。所以，包括社会人口素质、包括人的思考能力等等，我觉得我刚才提的应该是一个方案。但是很奇怪，弗里德曼没有给赵紫阳这样一个答案。

弗里德曼只是建议赵紫阳放开价格，控制货币的发行，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来抑制通胀。其实我觉得不是控制货币发行的问题，应该是提供更多投资渠道的问题。

经济问题实质和两家羊肉店的故事

弗里德曼建议赵紫阳放开汇率，就是让人民币和美元能够自由兑换。其实我觉得，他建议赵紫阳放开价格，同时控制货币发行，这是互相矛盾的事。这个事情分析起来太烧脑，这里就不去讲了。弗里德曼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其实我觉得他讲的就是讲到了经济问题的一个实质。他说，如果官方控制价格，而且这个价格很低的话，这并不是低价。因为当你控制价格很低的时候，实际上老百姓是买不到东西的。赵紫阳也承认说我们社会主义是短缺经济，就是实际上老百姓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是需求很大而供给很少，所以说你根本就买不到东西，这才是为什么你需要用什么粮票、布票、鸡蛋票、肉票之类的去买东西。

那么弗里德曼就说，你这个价格很低，但是同时供给很少，这并不能够算做是低价。他就讲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他说，在一条街上有两家肉店，一个家庭主妇就到一个肉店里面去买羊肉，她发现这个店里面的肉很贵，她就跟店主说：你这个价格怎么这么贵呀。店主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羊肉价格贵的话，你可以到对面一家店里面买，它的肉价定价是非常便宜的。然后这个家庭主妇就跑到对面店去了，发现肉的价格确实很便宜，但是没有肉。也就是说，它光有价格但没有商品。那这样的低价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弗里德曼给赵紫阳讲的故事。弗里德曼说，你现在这种低价格是没有意义的，应该把价格放开。

赵紫阳和弗里德曼这个对话，我觉得这两个人真的是智者，智慧的火花四溅，讲的东西都没有废话而且讲非常到位。当然我只是觉得弗里德曼没有提那两个建议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中共“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不成文做官惯例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是否能在中共“二十大”提位的问题。中共“二十大”就要召开了，胡海峰是否能够进入中央委员会就变成了一个焦点。我的判断是这样的，我觉得胡海峰基本上是凉了。中共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凡是能够坐到正国级的领导的子女，像国家主席、政府总理、政治局常委他们的子女，应该有一个人可以最终坐到省部级官员。就像李鹏之子李小鹏做山西省省长，他女儿做什么什么电力公司老总，这都属于副部级或者是正省部级的官员。按照这样的惯例，胡海峰做为胡锦涛唯一的儿子，几乎铁定是应该坐到省长或者是部长的。

但是最近的态势是，中共“二十大”之前 地方人事布局密集地调动，那么在这些密集的人事调动中，习近平曾经主政的福建旧地的官员不断地冒升，最年轻的省级常委现在被一个东南系的官员打破，这个人是出生在1973年1月的刘洪建，他是福建福鼎人，福鼎是宁德下属一个县级市。大家知道宁德是习近平在福建的第一站，后来他调到厦门去了。刘洪建他曾经在习近平所在的宁德县下属的福鼎市当过市委常委和办公室主任。

习近平心腹浙江系和福建系成中共主要新晋官员的来源

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习近平在上台以后，有两个地方的人成为主要官员的来源：一个就是所谓的浙江系，这个浙江系就是浙江和上海，他们形成了一个之江新军，中共“十九大”在中央政治局里面，之江新军就有四名新晋的：就是蔡奇、黄坤明、李强和陈敏尔。甚至有人说陈敏尔可能会接习近平的班。蔡奇更是，他原来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然后他连跳两级直接进入政治局，成为一个副国级官员。再有一个来源就是福建这帮人，他们现在慢慢地在地方官员上开始冒升，形成了一个东南系，就是属于习近平的心腹。所以浙江系和福建系这两个习近平曾经主政的地方，成为现在政坛新星主要的来源。

习近平执政理念：不喜欢用太子党和官二代

那么从习近平任用官员的习惯上来看，习近平并不喜欢用太子党、官二代，所以我们看到王岐山就是属于典型的太子党，他是姚依林的女婿，他就已经退出了常委了；像刘源，都退休了。如果像王岐山、刘源这样的太子党、官二代都能被习近平边缘化的话，像胡锦涛的儿子被边缘化就更加不在话下，刘源都退休了，你胡海峰还争什么呀？

所以有人就说，中共“二十大”以后，一帮70后官员可能进入中央委员会。但胡海峰显然是掉队了。胡海峰出生在1972年11月，现在连副部级的门槛都没有跨过。关于他仕途的进展有一系列传说，有人说胡海峰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就会调任福建省委常委的话，相当于副省级，然后到福建任组织部长。后来《南华早报》在2019年3月又说胡海峰将转任西安市委书记，然后到同年10月份的时候又说胡海峰将出任大连市长，后来又说他出任青岛市长，然后到今年1月29号的时候又有一些报道说胡海峰将跨省出任湖南省会长沙市委书记，同时升省委常委，成为副省级的干部。结果这些所有的传闻全部落空。

莫指望习近平会感恩戴德重用官二代

胡锦涛其实对于习近平上位是有大功的，因为当时他和温家宝两个人联手阻击了薄熙来，就是当时对薄熙来要处理的态度最坚决的就是胡锦涛和温家宝。那么处理了薄熙来，实际上是为习近平掌权扫清了道路。但是如果你要觉得习近平从此会对胡锦涛和温家宝感恩戴德的话，那你一定想错了，因为温家宝现在已经被“冷藏”了，基本来说也是被边缘化了。

咱就不说别人了，对习近平上位出力最大的人其实是王岐山，就是当习近平上位之后把他的那些政敌清理掉，帮助习近平反腐没有比王岐山出力更多的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王岐山也是被边缘化了。所以你要看习近平对待这些人的态度，大概就觉得胡海峰其实混混退休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