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两难困境

　　中国人民银行陷入了困境。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希望在2050年使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取代美元成为世界首选的储备货币和世界贸易的主要媒介。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需要低生产成本来维持繁荣。　

　　中国杭州的一家银行柜台上的人民币

　　北京的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长期的野心，他们计划通过将经济重点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使中国摆脱对廉价人民币的依赖。他们也意识到，一个全球化的人民币需要中国金融体系及其海外相关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北京在这两个方面都采取了措施。

　　在金融扩张方面，中共政府推出了所谓的“双币制计划”。可以肯定的是，长期以来，中共对货币一直采取一种奇怪的双轨方式，一部分用于外国交易，另一部分用于国内交易。

　　但是，这个“双币制计划”有一些更根本的东西。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胡晓炼表示，尽管该计划称为“双币制”，但中国将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与国内需求和海外市场紧密相连。她说，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活跃的金融市场。鉴于中国目前金融市场相对较小且不活跃，尽管需要30年时间完成，此计划的野心也令人印象深刻。

　　所有这些计划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需要为人民币付出什么努力。但这种努力比党内官员认为的要困难得多。对于中共来说，重新调整经济结构，建立胡锦涛梦寐以求的金融体系，已经够困难的了，尽管并非不可能。但是，要使人民币如北京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全球货币，中共还必须进行彻底的重新调整，以融入全球央行、交易商和企业之间长期存在和根深蒂固的秩序。

　　首先，以“双币制计划”中设想的广泛金融联系为例。这样的网络需要比北京迄今所允许的更加开放和透明。

　　事实上，迄今为止，中共政府坚持控制和保密，从而阻碍了金融发展。它一直将外国金融公司及其专业知识人才排除在中国之外（除了少数非常特殊的情况外）。它使中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掌握在国有银行手中，因此相对于经济体系其它方面而言，金融部门规模较小且落后，更不用说和世界其它发达国家相比了。

　　毫无疑问，中共政府可能会改变政策，并且已经开始放松对外国金融企业的一些严格要求。但是，中国金融业的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将更加困难，因为它需要北京方面放弃其系统坚持的保密和控制。

　　将经济从对出口的依赖转向国内增长引擎，对于北京的控制文化来说可能更容易，但也绝非易事。这种转变必须保持微妙的平衡。在每个阶段，通过人民币升值而增加的中国消费者和国内企业的财富和全球购买力而给国内增长引擎带来的经济效益，必须抵消这种货币走势对出口的挫折。使未来转变更加困难的是北京方面提出的其它计划，如其所吹嘘的“中国制造2025”，即通过主导生物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和电动汽车等产品的全球生产，寻求这些产品的出口。因此，这个计划也要求人民币价格低廉。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的一项决定清楚地证明了这一困难。自去年5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上涨逾10%。当局担心出口，对维持出口流动表示关切。央行深知，人民币升值符合中共政府对人民币的全球野心，但该行必须屈从于眼前的需求。为了防止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甚至压低人民币汇率，中国人民银行提高了银行必须存入的外汇储备。这将迫使这些银行抛售人民币购买美元、欧元、日元等，从而压低人民币的价格。出口将受益，“中国制造2025”计划也将受益，但此举有损于将人民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长期野心。

　　改变世界贸易和金融习惯的任务更加艰巨。北京已经为此而努力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已经被确立为制衡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贷款机构（如世界银行）的力量。北京坚持进出口合同以人民币结算。但是，只有当中共是协议中的主导方时，这些努力才成功。否则，许多全球贸易和银行业继续像以前一样以美元结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美元参与了所有外汇交易的88%左右。第二名是32%的欧元。当然，多年来，美元交易的比例略有下降，但其领先程度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大约80%的进出口交易以美元结算，无论美国人是否是合同的缔约方。美元约占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全球央行所有外汇储备的60%。第二位使用最多的货币是20%的欧元。在这里，美元支配地位的程度也比过去略有下降，但美元仍然突出。情况可以有所改变，但目前的情形仍表明，北京的30年期限是紧迫的。

　　中共的目标听上去是合理的。尽管中国的人口结构令人有理由怀疑未来的快速增长，但中国经济依然巨大，其金融潜力巨大。其权威体系有能力比大多数面向市场的经济体系运行得更快。不过，应该清楚的是，中共体系的一些权威部门将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努力，尤其当它与其它目标背道而驰时，如“中国制造2025”，或者当北京不愿放弃适度的控制，甚至不愿给予一点透明度的时候。

　　目标听上去是合理的，但那仅仅是目标而已。如果人民币计划取得成果（这是个巨大的假设），那么此计划需要的时间将会比北京所设想的要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