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有预警？武毒所领导疫情前数月曾坦承…

　　在中国官方认定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日期前大约4到6个月，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位领导坦诚其高级别病毒实验室存在着生物安全措施需要加强落实的问题。此外，根据已公开的电邮记录显示，这位武汉病毒所领导人早在2016年就向美国提出需要消毒剂和实验室密闭安全服的请求。

　　资料照片：武汉病毒所实验室内的研究人员 （美联社 2017年2月23日）

　　袁志明这篇论文2019年5月、9月经两次修改后完稿，2019年9月发表在他自己任共同主编的英文期刊《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杂志》（Journal of Biosafety and Biosecurity）上。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现状与未来的挑战》。

　　袁志明是一位科研人员出身的管理人员。他在欧洲和美国的多家研究机构从事合作研究多年，了解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不仅建设成本高而且维护成本也不菲。

　　但在武汉病毒研究所，他写道，“维护成本一般被忽略；一些高级别生物危害安全等级实验室（BSL）没有足够的运营资金用于日常的但确实至关重要的流程中。由于资源有限，一些生物危害等级3（P3实验室）的实验室在成本极低的情况下运营，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根本就没有成本。”

　　袁志明是中国首个P4实验室的主要负责人。他在实验室建设阶段就担任工程项目总经理；项目完成并获认证验收后一直担任实验室主任至今。

　　他在同一篇论文中断言，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状况，将使“安全隐患”“很难及早识别”。他写道：

　　“目前，大多数实验室缺乏专业的生物安全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在这些设施中，一些熟练的工作人员都由兼职的研究人员组成。这使得很难及早识别和减轻设施和设备运行中的潜在安全隐患。”

　　但时隔一年后，就在新冠病毒是否源于实验室的讨论不断升温时，袁志明却称武汉病毒研究所高级别实验室“同现在运行的欧洲、美国的实验室都是一个标准。同时还有一支懂得生物安全和技术的科研管理和支持人员队伍。”

　　专家：这些是严重问题

　　“这些是严重的问题。” 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对美国之音说。“这些问题可能与新冠病毒源头有关。”

　　埃布赖特博士是最早提出要对新冠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泄露或事故的科学家之一。他和其他一些国际知名科学家曾于今年3月给世卫组织联署了一封公开信，认为世卫组织与中国的联合病毒溯源调查中存在缺陷，没有解决病毒来自于实验室泄露这一假设。

　　埃布赖特指出，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假说不是有没有可能的问题，而是有着确定的可能性，“因为人们现在第一次意识到，许多人开始看到，在缺乏有效的生物安全法规，缺乏需求评估以确保不需要就不建实验室，以及在没有操作维护和人员培训以确保实验室在操作时安全运行的情况下，病原体实验室中存在着的严重风险。”

　　“袁志明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地专家。显然，他对他所监管的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非常关切。” 纽约伊萨卡的非营利科学机构《生物科学资源项目》执行主任、病毒学家拉瑟姆（Jonathan Latham）告诉美国之音。

　　“实验室泄漏在世界范围内屡见不鲜。 鉴于这些声明，如果武汉的一个病毒学实验室发生泄漏也是不足为奇的。”拉瑟姆补充。

　　但埃布赖特博士认为，袁志明指出的问题并不是中国实验室所独有的，生物安全问题“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真实存在的，” 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生物安全法规，根本没有。” 他说，即便有些国家有，“它们也非常有限”。

　　袁志明的求助电邮

　　上周，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司法观察”（Judicial Watch）发布消息，称该组织依据“信息自由法”从美国国家卫生院获得301页该院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往来的电子邮件，其中包括了2016年时任武汉病毒研究所副所长的袁志明，请求美国国家卫生院官员帮助寻找消毒剂以对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密闭安全服和室内表面进行消毒的邮件。

　　这些文件揭示了美国国家卫生院下属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通过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向中国提供了9项资助，用于研究蝙蝠冠状病毒。

　　电子邮件显示，美国方面对袁志明的请求十分重视，袁志明与之联系的国家卫生院病毒学家库恩（Jens Kuhn）在给其上司的电邮中将2016年袁志明的信标上了“高度重要”。而袁志明也向美方表示友好。2020年3月20日的邮件中——此时美国疫情已经爆发，袁志明向美国同行报告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对新冠病毒研究的进展，并表达了对美国疫情的关切：

　　“我从媒体上看到，病毒在你们国家蔓延，过去数日感染的人越来越多，这让我很担心。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最终可以遏制病毒的传播，我们的生活很快就会恢复正常。我不知道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我希望你能保护你和你的家人。”

　　进行政治反击

　　但是，就在袁志明发表担忧生物安全的论文后不到一年，在接受中国央视旗下的英文台CGTN采访时、针对美国政界和媒体对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质疑，他却表达了对武汉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的充分信心。

　　“所以我们一早就说，这病毒绝对不可能是从我们这边出来的，”2020年4月20日，袁志明告诉该台记者冯懿磊。“我们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我们有我们的科研行为准则和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对这一点充满信心。”他补充。

　　2020年2月16日，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病毒可能是从武汉实验室里逃逸的，“我们还知道食品市场距离研究人感染疾病的超级P4实验室仅几英里之遥。”他表示。

　　武汉病毒所“是一个开放、公开、透明的一个研究所，实验室更是这样。”2020年5月26日袁志明告诉CGTN记者胡超。“我们这个实验室的物理设施和管理水平同现在运行的欧洲、美国的实验室都是一个标准。同时还有一支懂得生物安全和技术的科研管理和支持人员队伍。所以实验室一直在合法、合规、安全运行。实验室运行这么多年来也没有发生病源的泄露和任何人员感染的情况。”他继续道。

　　2020年4月30日，川普总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露有“高度信心”；当被问到他是否看到了证据时，他说：“是的，我看到了。”

　　“考虑到风险，袁教授突然对他的实验室如此确信也就不足为奇了。” 英国《星期日邮报》（the Mail on Sunday）专栏作家伊恩·比雷尔（Ian Birrell）2020年6月写道——他可能是至今唯一注意到了袁志明这篇论文的英文媒体记者。

　　“他也是该所最高级别的共产党员。”比雷尔继续写道。“如果这种流行病被证明是由错误或安全问题造成的，后果将是巨大的——不仅仅是对他和他的实验室，它将摧毁公众对科学的信心……它将加速世界各地不断涌现的赔偿要求。……它也会动摇——甚至可能粉碎——独裁的中国政权。”

　　袁志明在2020年12月被提升为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分党组副书记。这也许是袁志明出于政治上反击的需要做出的姿态。不过，他在同年疫苗研制成功后接受采访中所提供的一些信息却更可能是真实的。

　　袁志明的苦闷

　　2020年7月，袁志明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陆成宽采访、谈6月16日与国药集团合作的疫苗试制成功时，透露了在他领导P4实验室研制新冠病毒疫苗的过程中，带给他“最大压力不是科研本身，而是科研人员的疫情防控”。

　　“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武汉P4实验室曾拉响过3次警报，都是有人发烧、咳嗽。当时，袁志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把园区封闭，不让人进出；然后组织核酸检查。所幸都是虚惊一场。“这篇报道说。

　　记者引用袁志明自己的话说，“那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是我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压力最大的时候。”

　　“谈起这些，袁志明至今都不愿多想。”报道说。“为了排解心中的压抑，袁志明只有写日记，向屏幕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疫情期间，他写的日记足足有50万字。” 报道写道。

　　究竟是什么事情让袁志明如此压抑？袁志明说的“疫情最严重“又指的是什么时候？根据袁志明2020年3月20日给美国同行的信，当时他对中国的疫情已经相当乐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情况向好的方向发展，这里过去两天没有报告确诊病例，也没有报告疑似病例。”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在袁志明的日记里。

　　不透明是中国特色疫情应对方案

　　不透明是中国政府处理疫情的特色。从2019年底武汉疫情爆发以来，政府一直试图严密封锁疫情信息，加大力度打压民间记者、作家对疫情的真实报道和记录，如方斌、陈秋实、方方、张展等。武汉的眼科医生李文亮，在疫情最初阶段仅因在社交网站上分享可疑病例的信息而被惩戒，他最后死于这个病毒的感染。“一个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是李文亮医生临终前对政府打压言论自由发出的强烈抗议。

　　上周，世界卫生组织自大流行以来罕见地呼吁中国必须透明；强调第二阶段溯源将包括对实验室泄露的调查。

　　周四（7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呼吁中国“透明、开放和合作，”尤其是该组织在大流行初期要求的“信息和原始数据方面。”

　　“我认为，真正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我们需要为数百万受苦难的人和数百万死去的人做的事，”谭德赛说。

　　周五（7月16日），谭德塞在一个闭门会议上说，下一阶段溯源调查将包括 “对在 2019 年 12 月发现初始人类病例的地方运行的相关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的审计。”

　　中国政府立即拒绝了世卫组织的这一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说，在溯源问题上联合国的建议和中国的“立场不符”。

　　周一（7月19日），美国国家卫生院（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 (Francis Collins) 呼吁对病毒源头进行彻底调查，“我们需要更有力的由专家推动的调查，中国需要更加合作，否则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