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法院245亿判决逼近执行 中共突然应诉

　　美国密苏里州对中国相关被告的新冠疫情索赔案缺席判决已进入执行阶段，此前长期拒绝应诉的中方机构近期转而申请撤销判决，并在国内法院提起反诉。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共改变应对策略的原因是美方判决执行程序开始触及资产，而其背后是一套“拖、缠、对咬”的应对策略。

　　中方从缺席判决到申请撤诉的转变

　　本周一（8月31日），中共湖北省政府和中国科学院聘请了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性律师事务所White&Case，试图推翻密苏里州此前因指控中共政府在COVID-19疫情初期囤积个人防护装备所获得的245亿美元赔偿判决。

　　2020年4月，密苏里州起诉中共中央政府、湖北省政府等，指控中方在新冠疫情初期存在隐瞒、失职，并囤积个人防护物资，导致美国物资短缺。2021年，联邦地区法院依据《外国主权豁免法》驳回诉讼。密苏里州随后调整诉讼理由，指控中共领导层早在2019年9月已知病毒存在及其人际传播。

　　2024年，联邦上诉法院恢复部分诉求。由于中方被告未出庭应诉，2025年3月，地区法官斯蒂芬‧林博（Stephen Limbaugh Jr.）作出缺席判决。

　　法院最初判赔约80亿美元，之后依据相关法律增至约245亿美元。密苏里州随后表示，将通过查封中国在美资产（包括农田）等方式执行判决。

　　湖北省政府和中国科学院本周一在提交的文件中质疑美国地方法官的审理权限，并称缺席判决不当干涉外交事务。不过，这些说法目前只是被告单方面提出，尚未经过法院审查确认。

　　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周一发表声明说，中方此时质疑判决“为时已晚”，并表示将继续追究中方在疫情期间给密苏里州造成的损失与责任。

　　判决从纸面走向执行，也让这起延宕数年的诉讼进入一个新阶段——受访专家认为，真正的变数，恰恰藏在这一步之后。

　　专家：美方判决触碰到资产 中共紧张

　　病毒学专家、前美国陆军军官、神策智库执行主任林晓旭博士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共突然接受或认可美国司法体系，而更可能与判决开始进入资产执行程序有关。

　　林晓旭说：“缺席判决本身只是纸上数字，真正让中共紧张的，是判决后的执行程序开始‘碰触资产’。”

　　密苏里州此前的诉讼过程中，中方一直拒绝承认美国法院对相关案件具有管辖权，也没有委任美国律师出庭进行实体抗辩。

　　林晓旭表示，过去中共的基本立场是把案件定性为“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荒唐”“滥诉”，并明确表示不承认、不接受美国法院管辖。

　　“中方采取的回应就是全程不出庭、不委任美国律师、不提出管辖异议或者实体答辩。”他说。

　　但缺席判决作出以后，情况发生变化。

　　林晓旭分析说，现在出手，直接原因很现实，不是突然改信美国司法。

　　他认为，关键在于密苏里州已经开始推动判决执行，并按照《外国主权豁免法》（FSIA）相关程序进行外交送达，同时公开讨论包括中国拥有的农地等资产在内的潜在执行标的。

　　“真正让中方紧张的，是判决后的执行程序开始’碰触资产’。一旦送达完成、法院认证程序走完，原告就可以申请执行。这时候再不出手，就只剩事后抗辩执行标的，空间更窄。”

　　换句话说，过去可以不理会美国法院的判决，但一旦判决开始从纸面上的赔偿金额转化为寻找、识别和执行资产的法律程序，性质就发生变化。

  示意图　(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地方政府出面 北京保持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出面应对诉讼的并非中共外交部或国务院，而是两个层级相对较低的官方机构，这一安排本身也耐人寻味。

　　林晓旭认为，这一安排本身具有一定策略性。中共只让地方与事业单位出面，中央仍保持距离，这样既可以通过美国律师进入诉讼程序，又尽量避免中共中央政府直接在美国法院留下承认管辖的政治与法律印记。

　　目前湖北省政府和中科院方面提出的诉求，主要集中在法院管辖权、送达程序、缺席判决是否适当、案件是否干涉外交关系，以及反垄断相关主张是否经过适当送达等问题。

　　林晓旭表示，这是用技术性法律攻击，同时尽量不让中央政府在美国法庭上“承认管辖”，是中共法律战的手段。

　　他认为，真正的风险在于，一旦中国政府机构全面进入美国民事诉讼程序，就可能面临更广泛的证据开示。

　　“对中共而言，疫情初期决策、物资调配、实验室相关事实一旦进入美国民事证据程序，风险远大于输掉一场宣传战。”林晓旭说。

　　与美国法院的执行动作几乎同步，另一场诉讼也在中国国内悄然展开。

　　武汉反诉：中共将战场搬回主场

　　与美国方面的执行动作几乎同时，湖北省政府和中科院又在武汉法院对密苏里州提起诉讼，指控密苏里州捏造不实信息、污名化中国，要求赔偿约3564亿元人民币（约505亿美元），并要求公开道歉。

　　林晓旭认为，这一诉讼的功能并不只是索赔。“把战场搬回可控场域。武汉中院的程序、证据规则、舆论环境完全在己方掌握。”

　　在美国法院，案件核心可能围绕《外国主权豁免法》、商业活动例外、反垄断主张以及疫情期间PPE采购和供应等问题展开；而在武汉法院，案件则被重新包装成“污名化”“名誉受损”和“政治操弄溯源”等争议。

　　林晓旭说：“判决，无论最终能不能跨境执行，都可以服务国内叙事：‘这是对污名化和政治操弄溯源的反制’，而不是在美国法官面前辩论‘商业活动例外’是否成立。”

　　在他看来，这实际上是把原本围绕疫情责任、信息披露和防疫措施的争议，转移到名誉与话语权层面。

　　两场诉讼同步推进，背后其实是同一套应对逻辑在起作用。

　　中共缠讼策略：拖延执行、增加政治成本

　　林晓旭把中方目前的做法概括为“对等报复与拖延执行”。

　　“反诉与密苏里启动执行几乎同步，功能上是制造‘你告我、我也告你’的对峙，增加外交与政治成本。”

　　他认为，只要双方诉讼同时推进，就可能使案件从单纯的美国判决，演变成一场长期法律与外交博弈。同时，中共也可以借此提出另一套叙事，即美国执行相关判决本身就是对中国主权和司法尊严的侵犯。

　　“只要判决无法落地、溯源无法聚焦、责任无法变成可执行后果，它就还能继续拒绝公开透明。”

　　他认为，这也是整个策略的核心——并非一定要在美国法院获得最终胜诉，而是尽可能让案件进入漫长的程序争议。

　　林晓旭将中共应对方式概括为四个步骤：首先拒绝进入美国法庭，避免留下承认管辖的痕迹；其次在判决确定并开始走向执行后，由湖北和中科院出面申请撤销缺席判决；第三，在武汉法院反诉密苏里州，以名誉和污名化为主要争议；第四，通过持续的程序争议拖延美国判决进一步落地。

　　林晓旭说：“这套手法的核心，就是拖、缠、对咬、程序消耗。”

　　而这场缠讼能否奏效，很大程度上要看一个关键法律程序的走向。

　　中共利用美方规则 缺席判决能否被撤销？

　　目前案件一个关键法律节点，是湖北省政府和中国科学院依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Rule 60(b)提出的撤销缺席判决申请。

　　林晓旭表示，相关被告提出了多项抗辩，包括地方法院缺乏对其的事物管辖权、缺席判决不当干涉外交关系，以及部分PPE相关主张后来被改写成未经适当送达的反垄断请求等。

　　此外，被告还对密苏里州是否能够证明存在违反向美国运输PPE的合同，以及对外国主权被告适用三倍赔偿是否符合FSIA提出质疑。

　　林晓旭表示：“法院要权衡的，就是缺席是否可归责、有没有可成立的防御、时间是不是太晚了——密苏里强调的是’晚了好几年’——以及撤销是不是符合‘正义’和国际礼让。”

　　他认为，这一步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旦被驳回，判决就更难动摇；一旦获准，整案可能回到管辖与实体争点，甚至再次被驳回。”

　　不过，林晓旭表示，密苏里州要真正取得245亿美元的对应资产，仍然面临极大的法律障碍。

　　美方判决的真正意义：从舆论战到法律筹码

　　既然执行难度如此之高，这份判决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

　　林晓旭认为，密苏里州这份245亿美元缺席判决的实际意义，不能简单用“最终能不能拿到钱”来衡量。

　　“这份判决的主要功能会是政治与象征、对其他州或者原告的示范，以及在谈判或制裁论述里当筹码，而不是密苏里州财政真的进账245亿。”

　　在他看来，案件真正敏感之处，在于它把原本属于政治和道德层面的疫情责任争议，转化成美国司法体系中的一项金钱判决。

　　林晓旭说：“真正打到的不是中共最擅长应付的‘舆论指责’，而是它最不能忍受的两样东西：合法化的债务名义，以及可能对准资产的执行程序。”

　　他认为，对于北京而言，政治层面的指责可以通过否认、反驳或者将其定义为“政治化溯源”来处理，但一份已经形成的美国法院判决，如果进一步进入送达、认证和资产执行程序，就可能产生更加具体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