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得无趣：赞声最多骂声最多的他走了

作者：胡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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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2021年8月1日早5时52分，太阳如期从东海岸升起。

给池塘罩一个纱网是小院主人的创意，如果再不罩上，他养的几十条用来观赏的鱼就被觊觎已久的鹭鸶们偷吃光了。

7时许，九十岁的女主人陈淑平备好了早点。她有些奇怪，平常这个时候，先生已经给她准备好早点了。

一定是昨晚与朋友在网上聊得太晚了吧，她想。

7时半，陈淑平推开了先生的卧室，卧室里静悄悄地，一点声音也没有，陈淑平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她轻轻地走到床边，见先生安祥地平躺在床上，如熟睡的婴儿。

陈淑平将手指搭在先生的手腕上，发现先生的脉搏已经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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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名叫余英时，是当代蜚声宇内的史学家和汉学家，是“唯一在三个美国一流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任教的中国人”，是“钱穆先生最得意的门生”，更有人把他称为“胡适之后中国最杰出的学者”。

台港两地著名学者王汎森说：余先生是“上到尧，下到毛”，视野极广大，而他那种既注意“内在理路”，又不忽略“外在背景”的研究取径，实在很难有人企及。

1930年1月22日，余英时在天津出生。此时他的父亲余协中正在南开大学任教。“七七事变”之后，余英时随家人回老家安徽的潜山官庄避难，开始了长达九年的乡居生活。这期间，他的父亲赴重庆任国立编译馆编辑和考试院参事，昆明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后随远征军赴缅甸，任远征军外交联络员。

抗战胜利后，余协中应杜聿明之邀，携眷赴沈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

1946年5月，杜聿明与东北九省主席会商，开办中正大学。余协中被聘为文学院的院长。

此时的余英时正在安徽桐城读高中，父亲来信让他在最短时间内补修各种现代课程，准备考大学。于是一年后他考上了中正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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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读了一年大学，林彪来了，余家老小乘飞机回到北平。在北平住了十个月后，林彪又来了，然后他们一家又往上海跑。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此时的余协中因为曾在国民政府任职，担心在新社会无法立足，于是决定从舟山群岛去台湾，留下余英时善后。

1949年11月，余英时考取了燕京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在燕大读书时，余英时勤奋刻苦，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那段时间，他积极追求进步，还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就在他准备沿着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大道阔步向前时，父亲来信告诉他，因为在台湾也没有安全感，怕被解放了，他们已移居香港，希望余英时寒假能赴港团聚。

余英时本想在香港与家人渡一个寒假就重返燕大，但这一回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钱穆到了香港，开办了新亚学院。余英时成了钱穆的弟子。

多年以后，余英时回忆起这件事时说：“从北京移居香港，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个最重大的转折点，我的人生彻头彻尾地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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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是1950年秋正式拜在钱穆门下的。除了听课以外，余英时课外精读《国史大纲》，每章写出读书报告，请钱穆指正和批评。

在钱穆指点下精读《国史大纲》，还让余英时了解到钱穆求学问道的态度，而这一态度对余英时影响深远。当余英时把笔记本呈老师过目、指教时，钱穆说：“你做这种笔记的工夫是一种训练，但是你最好在笔记本上留下一半空页，将来读到别人的史著而见解有不同时，可以写在空页上，以备比较和进一步的研究。”

晚年谈及这件事，余英时仍不免感慨一番：“他这样郑重地叮嘱我，显然是唯恐我一开始便被他的一家之言所牢笼，失去了转益多师的能力。他的苦心当时使我深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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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毕业后就留在新亚教书。不久，又以助教身份赴哈佛访学。

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得到了哈佛的多次资助，钱穆向哈佛表示感谢，哈佛说：“哈佛得新亚一余英时，价值胜哈佛赠款之上多矣，何言谢。”

2006年，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享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自此被誉为“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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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后，余英时先生隐居“小书斋”中著书立说，笔端深含中国情怀，思想影响华文世界。2008年，“南方”旗下的《时代周报》于创刊之际对余英时进行了独家专访。

时代周报：现在的“国学热”似乎越烧温度越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余英时：我觉得没有真正的“国学热”可言。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热不起来的，只有五分钟。学是要冷冷清清长期做的，如果要带一个“热”，就可以不考虑了。等于是流行歌曲，大家都狂热，流行歌曲能流行多久，就不知道了。我看“国学热”本身跟国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东西代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我们不用向国外求什么，光老祖宗的东西已经用不完了。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才会搞出“国学热”来。

时代周报：为什么现在大陆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大师国学”，动不动就是“通才”？

余英时：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精神也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那些顶尖聪明的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当大师？

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中国古人讲，这个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骂人的话，是赞美的话。西方经典《赞愚》中就说，越是愚钝的人越有智慧，愚钝的人不是言词辩诘，而是对人生有某些很深的体验。越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谨慎。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

时代周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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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因故余英时发誓不回大陆，他放话道：“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似乎是怕别人没有听懂他的话，他又说：“哪里有自由文化，哪里就是我的故乡。”

他越是说不回去，故乡的人越是想让他回去。他的老家安徽潜山的父母官把他在官庄镇金城村的祖居修缮一新，并派出一支十九人的乡亲团到美国拜访，恳请他回乡看一看。

实在是不堪其扰了，余英时冒出一句狠话：“我没有乡愁。”

不只是老家的人他不再相见，就是大陆的教育官员也多在他那吃过闭门羹。

有一年人大校长纪宝成到美国访问时，曾经打了一个电话过给余英时:"余先生，我来时已经跟组织上汇报过了，组织已经同意我来拜访您了。"

"喂喂喂?"

"嘟嘟嘟......."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听过这个故事以后便先托余的老友葛兆光先生带话给余英时，那话是这样说的：“余先生，你看方便就见见我，如果你不想见我，也没关系。"

话都到这份上了，再不见就不给葛兆光面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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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对于余英时有两个极端的态度，一方是把他夸成当今史学界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另一方则是把骂说成一滩“不齿于人类的狗S堆”。

崇拜他的人自然是因为他在史学界无可超越的地位，攻讦他的人自然是因为他对中国近现代的一些人与事的评价令他们很不满意，而其中骂他最狠的莫过于“乌有之乡”的一些当代义和团的团员们了。

最令乌有之乡的乡党们不满的是余的一篇文章——《60年来大陆人文学界一片荒凉》，我本来想摘录两段放在下面了，可实在是找不出一句不带毒的，想了又想还是算了。

不过作为一个严谨的且学养丰富的史学家，余先生对于史料掌握与研究自然比我们更深更透，我们可以不赞同他的观点，但说他是“胡言乱语”，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恐怕是没有这个底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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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胡适之的年代里，至少我们可以读余英时。”这是多年来中国人文学界的一句流行语。

可惜，现在余英时也走了，今后只能读他的遗作了。

好在他的遗作很多，多到我们用余生也未必能够读得完并读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