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财好色 “党性”为何压不住贪腐官员心中之魔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一向认为自己是注重党性教育的政党。中共中央旗下媒体求是网2021年6月30日曾刊文称，“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期党性教育的具体内容侧重不同，但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忠诚于党和人民，担当作为、艰苦奋斗、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团结奋进等始终是主要内容，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性教育之中。”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财务，“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是违反党纪的行为。惩处依照情节和社会负面影响程度有三种级别：1）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 2）撤销党内所有职务或者留党察看， 3）开除出党。即便如此，从诸多落马官员的案情揭露中，“台上孔繁森，台下王宝森”，公德不修、私德败坏的官员至今依然比比皆是。

北京时间8月12日，因受贿1.36亿余元人民币，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原行长顾国明被判处无期徒刑。2019年中纪委宣布顾国明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时，还通报顾国明“身为中管金融企业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崩塌，党性修养缺失”“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相互利用，甘于被‘围猎’”“道德败坏，生活腐化”。

无独有偶，8月13日前后，被查近三年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的李建平再次进入舆论场。事情的起因是中国检察网7月6日的一份行贿罪起诉书被媒体关注并转发报道，起诉书显示，东晟房地产开发公司法人代表杨进东累计向李建平行贿高达5.778亿元。

而李建平涉案金额高达30亿余元人民币，远高于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17亿余元)和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7.17亿元)的涉案金额之和，其案件被称为“内蒙古反腐败斗争史上迄今第一大案”。内蒙古自治区纪委2019年8月22日宣布双开李建平时，也曾有类似顾国明的表述，通报称李建平“理想信念完全丧失，党性原则荡然无存，行为底线全面失守”“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沆瀣一气，大肆非法攫取巨额经济利益”“生活腐化堕落，多次到境外赌博”。

不管是中共十八大之前还是之后，中共纪检机构对于贪腐官员的通报中，伴随“利用职权和影响”“收受贿赂”字样的，往往是“道德败坏”、“生活腐化”等措辞，显示出这些官员进行权钱交易的同时，往往还有诸多权色交易。2014年9月，中国媒体《京华时报》统计发现，中纪委网站从2012年底至2014年9月5日的630多条案件通报信息显示，中共政坛有241名不同级别落马官员被移送司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已介入，其中48人被官方认定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这48人中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占到19人。

中共十八大后之后几个著名的大案要案中，中纪委对周永康的通报中，有“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对令计划则是“与多名女性通奸，进行权色交易”；对孙政才是“严重违反生活纪律，腐化堕落，搞权色交易”。

官方出于严肃性以及各种敏感信息的保密性只能如此“语焉不详”，坊间的传闻则要直白甚至夸张许多。

比如周永康被被送绰号“百鸡王”，传闻称其包养至少29名情妇，与他有一夜情的女性多逾数百。虽然传闻难考，但是其中被传与周永康有权色交易的“民歌天后”汤灿据信于2011年被双规，于2013年的春节前批捕，化名“邹艳”关押在湖北咸宁女子监狱，另有消息称其已于2016年年初出狱，之后去向不明。而传闻是周永康情妇之一的央视前女主持人沈冰，曾于2009年突然升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影视中心副主任（周永康2007年至2012年人中共政法委主任），2013年12月，因牵涉周永康案被中纪委带走调查。

与周永康相比，令计划的桃色传闻也不逞相让，中国境外媒体称“与令计划来往的女性有27名之众，而且与7名建立了定期同居关系；还生了5名随母姓的孩子。”其中传闻最多的是曾担任中国中央电视台时政要闻部副主任的冯卓，人民网曾转发报道称，早在2005年开始，央视内部已流传冯卓是令计划的情人之说。而冯卓能够当上副主任，亦因令的原故。

与上述两人相比，孙政才情人无论是数量还是“才情”明显要低一个“档次”。传闻称孙政才拥有四名情妇，其中两名公务员，另外两名是商人刘凤洲和在校女大学生黄苏支。据称孙政才1998年担任北京市顺义区区长时，结识了“牵手”果蔬汁品牌创办人刘凤洲。刘凤洲曾依照道士的建议送给孙政才一套龙袍，保佑孙政才仕途和更进一步。黄苏支则利用孙政才的关系，在重庆市操纵跨境支付清算公司“亿赞普”和“钱宝科技”。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曾说过的一句名言：“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各国政坛均有贪腐现象，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因贪腐被判17年。美国政党会接受财团捐款，总统甚少直接贪腐，却发生过三位总统涉嫌违法被弹劾。不过需要思考的是，中共这样一个对党员高要求姿态的政党，为何也会出现如此多公德和私德一起沦丧的官员。尤其是这些落马的高级官员，居然也未经受住“党性”的考验。

“现在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2015年12月11日的中国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如是说。中共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其实，除了理想信念缺失、心存侥幸等主观原因导致诸多中共官员突破党性人性两条底线外，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制约也是官员频出问题的重要原因。贪官因拥有权力而倍添欲望和野心，左手权钱、右手美色；情妇也因崇拜权力更加妩媚和心甘情愿，并成为贪官大肆贪腐的导火索、加速器、催化剂。2021年6也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公开发布。这是中共党内首个针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开展监督的专门文件。

而目前中共的政治制度仍然存在不够透明之处，只有对官员信息做好足够的信息披露，监督制度才能发挥它应有的意义。

同时，仅仅依靠中共《党章》以及《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例》等这样的党内规章制度，很难不费吹灰之力就让所有中共党员以及官员们自觉对标，自我道德监督。追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共要打击腐败，一是要从现代治理着手，科学考核酬劳相当。如果中共一味用党性推崇无私奉献两袖清风，只能继续出现官场寻租，如果一味高薪养廉没有严格法治，又往往只能养庸养不了廉。如何平衡，是中共制定官员规范制度时要考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