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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里到恒大 习近平20大前清场?(上)

www.creaders.net | 2021-09-20 13:14:31  大纪元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从提出“共同富裕”、整肃娱乐圈到恒大的爆雷,习近平当局近期异动连连。种种迹象显示,去年至今习当局发动的各种风暴,或都是在为准备二十大的召开进行最后的清场,一系列动作指向被习暗批为“野心家”的江泽民派系势力。

8月以来,一个与“富裕”有关的概念在中国社会激起波澜。

先是习近平高调重提“共同富裕”,紧接着,中共内部围绕这一概念又掀起一场所谓“深刻革命”的争论。期间,当局对演艺界和饭圈(粉丝圈)的扫荡,更为当前异动增添一份莫名的意味。

记者调查涉事公司和明星后,发现其背后或存在一条暗线,习近平发起政治风暴,可能另有所图。

推进“共同富裕”、整肃娱乐圈 习当局乱拳出击

8月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专门就推进所谓“共同富裕”做出部署。会议公布的政策要点,明显区别于之前中共奉行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财富分配路线。

近年习近平频频提起“共同富裕”这一口号,其中包括在去年10月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到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及今年6月,选中浙江省试点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但在当局连续发动打压互联网巨头、整肃教育培训业等监管风暴后,8月的“共同富裕”中央会议,似乎对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发出了不一样的讯号。腾讯、阿里巴巴、拼多多等互联网巨头纷纷表态捐献成百上千亿元的巨额财富,来支持习的“共同富裕”政策。

出乎海内外意料的不仅仅是习的“共同富裕”,还有中国演艺界又被卷入了政治风暴。

稍早前,中央网信办于6月15日发动“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开始整肃娱乐圈,多位知名明星的粉丝群被封、工作室被注销。8月下旬,横跨娱商两界的一线明星赵薇无征兆地遭中共全网封杀。

8月27日,网信办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升级了对娱乐圈的打击力度。

3年前习当局曾以偷漏税为由整治演艺界,范冰冰连缴带罚上交了8.8亿元人民币,才得以逃生。多家港媒指,当局重罚范冰冰是为打击掌控中港娱乐圈的曾庆红家族。

“共同富裕”、文艺整风,习当局一系列带有文革色彩的举措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广泛猜想,甚至是“革命”风暴将至的猜想。

8月底,民间毛左分子李光满鼓吹“深刻革命”的一篇文章被党媒集体转发,该文将“共同富裕”等政策视为革命前兆。不过数天后,体制内的官媒网红胡锡进高调反驳了前者的革命檄文。

中共文宣的公开撕咬,在暴露了党内高层内斗的同时,也令海内外对习当局的政治走向和政策目标更感迷惑。从监管风暴、扫荡娱乐圈到推动“共同富裕”,习近平目的何在?

习时代“共同富裕”的背景

事实上,“共同富裕”这一概念并非习首创,而是中共自夺取政权以来一直宣扬的口号。毛泽东于1953年12月首次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

然而,邓小平主政时将所谓的“同步富裕”改变为分阶段实现目标,提出了“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财富分配路线。

在邓的富裕路线图指导下,尤其是其继任者江泽民的推动下,中共高官及亲朋迅速瓜分和垄断了全中国的财富,并演变为所谓的中共权贵或红色家族。

等到习近平接手主政时,中国大陆已成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

国际社会通常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状况,其数值介于0~1之间;数值越大显示收入分配越不公平。

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方法,收入基尼系数0.4为贫富不均的警戒线,而一旦超过0.6,就有爆发革命的风险。欧美发达国家的收入基尼系数介于0.2~0.5之间。例如2018年,法国基尼系数为0.29,德国为0.31,美国0.48。

中共政府2000年曾公布收入基尼系数为0.412,此后长达13年没有再发布其基尼系数。

2013年后中共重新发布基尼系数,称中国收入基尼系数在逐年下降;但中共官方数值受到外界普遍质疑。

2012年中国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收入基尼系数已达0.61。该数值已突破了国际公认的引爆革命的警戒线。

2014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认为,中国三成以上的社会财富被顶端1%的家庭所占有,而底端25%的家庭仅拥有一成社会财富。

中国贫富不均的演变与习“共同富裕”的真正目标

2016年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引用世界银行数据披露了,1979~2000年期间中国人的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根据党媒披露,全国城乡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从1979年的低于0.3,逐年攀升至2000年的超过0.5。

在去年题为“中国‘基尼系数’隐藏惊人秘密”的报道中,基于世界银行和西南财大的数据,解析出中国人的贫富变化走向与中共执政时期之间的关联。

由上图可知,中共窃政后不停地发动运动、折腾民众,导致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在文革时实现了全国人民共同贫穷。因此1979年之前的中国收入基尼系数不到0.3,民众普遍贫穷,贫富差距相对不大。

1979年之后,邓小平改革让中共权贵、太子党、官二代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此官倒和腐败开始流行,中国收入基尼系数出现攀升,贫富差距加大。

到90年代,尤其是江泽民集团于1999年之后,江泽民、曾庆红等元凶为了加强统治而推行贪腐治国的政策,越是“讲政治、搞贪腐”的官员越能得到重用,从而导致中共官场“逆向淘汰”,法治败坏,社会道德全面沦丧。

海内外的调研都表明了,本世纪初,中国已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

在此时代背景下,习当局“共同富裕”战略面临的首个问题就是,谁造成了中国的贫富不均?或者说,谁窃取了中国人的财富?

习近平多年前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2015年,习近平、王岐山在谈及反腐败时多次公开承认,“社会贫富悬殊、严重不公、中共官员及家属不正常暴富”。

据港媒《争鸣》2015年10月号报道披露中共当年9月的内部调研数据,全国千万富豪中,在职和已退休中共党政官员占比65%以上。

在中共的权力金字塔体制中,官员们的贪腐程度同样遵循了这一机制,“老虎”越大越腐败。

以落马的江派大员周永康为例,路透社2014年3月援引与中共最高层有联系的三名消息来源称,当局没收了周永康涉案价值至少900亿元人民币(145亿美元)的财产;消息来源指,多数被没收的财物都不是在周永康的名下,而是在其亲友或者亲信的名下。

习当局连出重拳 下一个目标是谁

当前真正令中国商界和娱乐圈惴惴不安的,是未知的恐惧,不知道谁会是习近平的下一个目标。

不过,熟悉中共过往的人都知道,共产党暴力统治的一个常用手法叫做“杀鸡骇猴”,意指用惩罚一个人的办法来警告真正的目标。

习推动的政治风暴亦不例外,被卷入漩涡中心的往往是当局要杀的那只“鸡”。

2021年9月2日,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出资1000亿元人民币助力“共同富裕”。

在外界看来,响应“共同富裕”出血最多的马云,就是习要整治的重点。

2021年9月12日,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源称,当局计划拆分马云的蚂蚁金服集团,并要求后者将用户数据移交给一家由政府控制的公司。9月1日,路透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数家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将首次在蚂蚁集团持有大量股份。

蚂蚁集团的遭遇只是当局打击马云的一系列动作中的最新进展之一。

自从去年11月,蚂蚁金服上市被监管当局突然叫停后,马云及其旗下公司便迎来当局的强监管以及官媒的炮轰。从不当收集个人数据到被控垄断、假借金融创新压榨百姓等等,昔日的中国首富、人生导师,转眼间沦为人人喊打的黑心资本家。

而《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的调查披露说,蚂蚁上市是被习近平亲自叫停的;因为习当局发现蚂蚁背后的投资者包括了习近平的反对者,例如江泽民孙子江志成(Alvin Jiang)的博裕资本(Boyu Capital)、贾庆林女婿李伯潭的北京昭德投资集团(Beijing Zhaode Investment Group)。

前党魁江泽民在两届任期结束后,被外界视为退而不休,继续弄权。据日媒《产经新闻》2012年11月报道,直到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台前夕,江泽民在中央军委的办公室才被关闭。

和周永康、曾庆红等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一样,贾庆林也是江派成员。

蚂蚁的厄运似乎源自现当局与江泽民、贾庆林的利益纠葛。巧合的是,在江泽民时期崛起的马云,如今正因前者而被打入深渊。

另外一个在“共同富裕”中大出血的是腾讯集团,该公司决定拿出500亿元支持当局的战略。

和马云类似,近来同样深陷强监管困局的腾讯,也与江派联系紧密。

据中共官媒2008、2011年报道,主管文宣、公安的江派大员李长春、周永康在任期间都曾经访问和表扬过腾讯,并与之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腾讯配合周永康,与公安、国安合作监控网民;同时配合文宣系统对网络信息进行审查和过滤。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共同富裕”政治路线在中国的演变历史,已经泄露了习近平重举该大旗的背后逻辑,“即以均贫富之名,打击先富起来的官商利益集团,其中主要是习的对手江曾势力,至少要让他们大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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