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30 日，中共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遭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官方通报中，使用了许多严厉的用词指控孙力军，包括“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在抗击新冠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对此，评论员李沐阳今 (1) 日分析，孙力军犯了两个当局认定的重罪:一、习近平行刺事件。二、孙力军“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
李沐阳认为，通报中的第一句“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表述十分罕见，这样的用词只有用在对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的“双开”通报中，而这有可能代表，孙力军和王立科的落马有关。
李沐阳援引中共内部的《早会通报》，通报指出，其中原江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长罗文进与湖北武汉老乡、前重庆公安局长邓恢林密谋，准备在 2017 年习近平在南京公祭时行刺。后来两人事迹败露，移交调查。过了 2 个月，罗文进的上司王立科主动投案自首。李沐阳根据时间判断，王立科对行刺事件极有可能知情，更参与其中。
李沐阳根据孙力军的履历推测 :“他是 2007 年被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调入北京，随后一路高升。2013 年成为公安部一局局长，2016 年跻身公安部领导之列。”，再参照中共通报中，对孙力军的指控“政治野心极度膨胀”，“不择手段操弄权术”，“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危害政治安全”。
李沐阳认为，孙力军和王立科、罗文进两人属于同一系统，极有可能接触。，而“团伙”可能就暗指三人的串通，意指习近平的行刺事件，和孙力军脱不了干係。
此外，李沐阳指出孙力军的另一项重罪“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根据通报中的描述，说孙力军“在抗击新冠疫情一线擅离职守”，他认为，所谓的“涉密材料”可能和新冠病毒有关。
李沐阳指出，在去年 4 月中旬以前，G7国家的高层斗看到了一份“机密文件”，文件内容是中国武汉P4实验室对冠状病毒的检验报告。随后，美国、法国、德国等多国皆出来要中国针对新冠病毒源头“踹共”，并表示会对此进行调查。
李沐阳认为，欧美国家的反应，显然是被那份武汉 P4 实验室的病毒检验报告震惊了，所以才要求中共必须说清楚。
那报告到底从何而来，李沐阳指出，“2020 年 1 月 20 日，中共第一次对外公布了疫情，武汉爆发的病毒人传人。”、“而实际上，在中共通报之前，武汉的疫情已经大面积发生了，当时的场面几乎震惊了世界。2 月上旬，孙力军被派赴武汉『督导当地防疫工作』。在 2 月 10 日的央视新闻中，孙力军就出现在了电视画面中。”
李沐阳进一步表示 :“孙力军落马前是公安部副部长，权力极大，换句话说就是中共祕密警察的头子，所以我认为，他一定能够接触到武汉疫情的核心机密。”另外，香港电子工业实业家袁弓夷爆料 :“孙力军正是在武汉督导防疫时，掌握了有关实验室泄漏病毒、北京当局隐瞒疫情并谎报数据等实质证据。孙力军试图通过祕密途径，将掌握在手的第一手材料交给他在澳洲的妻子保存，不料被澳洲情报部门截获了。”
虽然此消息上无法证实，但“第一个呼吁国际独立调查病毒源头的，就是澳洲莫里森政府。”让李沐阳相信，“是莫里森政府看到了孙力军转移到国外的实质证据，然后才做出相应的举动。”他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习近平近两年没有出国访查的原因。
李沐阳还指出，除了上述两大重罪，孙力军还犯了许多“死有馀辜”的罪名，包括反送中期间，他曾派遣武警祕密潜入香港，用超限战的手法，对和平抗争的香港市民进行打击等等。所以，李沐阳认为 :“孙力军的落马，表面看可能是涉及了前面分析的两大重罪。但如果从天理报应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是天理昭彰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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