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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中国大陆各门户网站用主要版面转发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对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给予“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罪名众多且惊人。
“双开”是中共对其党员干部的一种处罚方式,即开除党籍、开除干部职务或者公职,是人大代表的还要剥夺代表资格。其实这一点就很有意思,我们知道西方民主国家的概念,人民代表或叫做议员,是人民选出来的,他的特权是民众给予的,他所属的政党是没有资格取消他的议员资格的。中共搞这一套,很常见的所谓双开,其实就是明确了中共自己宣称的人民代表从来跟人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是中共的家法决定了党徒们的生死。
一般来说“双开”之后就要走司法程序了,也就是说中共国所谓“法治”社会,是在中共特权之下的社会,是中共在进行了充分政治勾兑之后抛弃出来的党徒,才会接受所谓的法律制裁。那么孙力军的被抛弃,并非简简单单地他没办法在党内混下去了,习近平打掉这只老虎,是这只老虎真的让中共高层胆战心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公安部副部长与其他老虎的不同在于,他曾经担任公安部一局局长、二十六局局长。
从落马到双开,孙力军一案共历时17个月。超过了一年时间才做处置的,只有孙力军一人,这不仅因为他涉及的中共最高层政治黑幕牵扯面最广,也因为他涉及了习近平近年来执政让全世界和党内诟病最大的两个事件:镇压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散播世界的武汉疫情。孙力军本人是在澳大利亚接受的高等教育,熟悉英语,与国际政治力量有独立的沟通渠道,这让他与公安系统土生土长、只能服从服务于党内斗争的土刀把子很不同,他是个洋刀把子。从而使得他的案情和影响力具有了某种超越党内斗争,扩展到国际影响力的特点。因此也必须在国际环境发生某种风云际会之时才好画句号。
因此我们今天就分国内、国际两部分,来分析一下孙力军案件。
首先,孙力军案件挑选在“十一”中共建政之日的关键敏感时刻进行宣布,在政治上的宣示意义很强。第一就是警告那些曾经附着于孙力军势力,尤其是中共政法系统的打手们,这棵大树砍倒了,不要再有任何侥幸心理,该交代的都必须主动站出来;第二就是警告曾经运用孙力军力量进行政治角力,甚至企图谋取中共最高权位的党内政治势力。
在中纪委通报中有“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的措辞,这与近期处理政法系统的邓恢林、龚道安和刘新云措辞一样。凡是被打倒的中共高级干部,都有自己的一伙人,有靠山有马仔,都会搞团团伙伙。唯独不同的是孙力军多了一条“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的说法。中纪委、国家监委现在经常玩儿新词汇,“成伙做势”,不像法律词汇,更像土匪火拚时候的谩骂。这句话说的是孙力军不仅养有一批心腹之人,而且成了气候,成了一股政治势力。这就不仅仅是拉帮结派弄点利益分分,而是对中共高层和政治秩序形成威胁。“控制要害部门”这个词儿才是关键。
孙力军最具备杀伤力的就是他曾经担任公安部一局、二十六局局长职务。一局的前身是中共的政治保卫局,是公安部里最重要的部门,与国安部形成两大情报系统,除了负责对“反革命”与“间谍”的侦查工作之外,还负责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二十六局局长几乎都由一局局长兼任。
另外在公安部系统内部,就像“文革”期间的三办主任,由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担任,也叫做专案办公室。比如上海公安系统发现江青在上海滩混的时候的那些证人证据,就由三办专案直接处理,谢富治处理完了直接跟江青一个人说就行了。
那么孙力军自然在二十六局这里充分体验也利用了这种法外特权,并利用这种法外特权获得党内特殊的利益勾兑。最后直接引发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重要案件,肖建华与铜锣湾书店事件,都是境外执法抓捕外籍人士的非常敏感的案件,只有孙力军这样善于利用并习惯于党内政治任务需求而动用法外特权的人物敢于这么操作。
铜锣湾书店事件,涉及习近平个人私生活的书籍,孙力军就是利用所谓彭丽媛办公室的名义进行操作,试图通过消灭习近平私生活伤害第一家庭的传闻,来获得彭丽媛的欢心,从而试图成为习近平信任的人。这跟谢富治去上海消灭江青绯闻的做法非常相似,就是党内玩弄法外特权的高手进行的操作。孙力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正是因为他是上海卫生系统一路上走,依靠孟建柱在公安系统发迹的,是典型的江派人物,因此获得习近平的政治信任,是他政治生涯走到高位必须完成的第一步。
说到这里就要说说孙力军担任的第二个职务,公安部一局局长了。一局是政治保卫局,是中共的核心权力部门。业务上有两大块:一块是抓党内外反革命、国内外间谍,第二块是保障中央领导的安全。因此一局就自然会深度介入中共最高层的政治斗争,甚至利用技术手段或者通过秘书、司机这些眼线,充分掌握中共从元老到现任最高领导,正部级、副国级以上干部的政治观点、家庭私生活的基本情况。
中纪委通报中提到的“控制要害部门”,表面上说的是他控制了包括公安部一局这样的核心权力单位,更主要的是说他通过这个职务了解并有能力介入甚至主导了中共中央高层权斗。
这个一局到底有多重要呢?“文革”前就不用多说了,就说“文革”后恢复正常工作以后,1983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家安全部,刚回到工作岗位的“文革”前一局的精兵强将全调往国安部。国安部首任部长是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他早在1953年就当过一局局长,所以他要把这个局的班底全弄过去。我做过一个《中央情报局-红色鼹鼠》系列节目,里面说到叛逃美国的政协主席俞正声的哥哥俞强声,就是康生的干儿子,自然跟康生的秘书凌云知根知底,所以去了国安,成了外事处负责人。
那么公安部的一局怎么办,都被掏空了。谁把它组建起来的呢?江泽民上台后提拔的公安部部长陶驷驹的夫人陈芳芳。而陶驷驹本人又是老公安部长、公安军大将罗瑞卿的秘书。看出来这个关系了吧?那必须是嫡系的嫡系。正当陶驷驹和夫人把持公安系统最核心权力的时候,正好赶上“香港回归”前的复杂时期,大批外国和中共情报机构都在拚命布局香港。陶驷驹夫人率领一局的人马坐镇深圳,直接跟香港黑社会三合会、十四K等堂口联系,陈芳芳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姐大。后来陶驷驹有一句名言叫做“香港黑社会是爱国的”,就这么来的。也就是公安部一局对于香港的操控,就是从黑社会开始的。一九九七年,作为政治任务,香港黑社会组织听从一局的部署,确保“回归”顺利。后来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出事儿之后,陶驷驹才浮出水面。
在陶驷驹“双规”审查期间,中纪委、总参保卫部曾对陶驷驹在京的两所住宅搜查,发现他在全国一线城市购买了320套豪华别墅,然后又将这些别墅,以每幢仅3000至5000元的价格“卖”给当时国务院领导、各部委领导、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在李鹏为总理的八届国务院各部委办中,只有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国防科工委的领导没有接受陶驷驹“卖”给的豪华住宅、名表。在国务院领导中,只有朱熔基等四人的夫人没有接受高级贿赂。
后来12名副总理级高官、52名省部级高官上交上报非法拥有的资金、财产、礼品,后来中纪委在人大党组扩大会议上宣布:由于陶驷驹能配合中查办工作,主动交代重大腐败事件内情,所以免予法律起诉、追究。后来胡锦涛在江泽民授意下宣布:能够自查,交出钱来的就不翻旧账了。其中包括12名获保的副国级以及52名部级高官名单,太长了,这里就不列举了。只是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们说这笔巨款去哪儿了?没法入帐啊?这是2015年的事情。
而同一年,习近平带着海航董事长陈峰在英国与卡梅伦一起为海航开通直飞北京的航班剪彩。而海航的大规模海外投资购买动作就是这一年开始的。不要忘了海航与贺国强的儿子成立合资公司,当时没收了数以百计中国最高权位的官员们吐出来的钱财,谁也不知道这钱有多少,但都知道,国家财政部门也就是国库没收到这笔钱;都知道钱最后给了中纪委,而贺国强正好是当时的中纪委书记。有意思吧,你还在为习近平打大老虎欢呼么?老虎一根毛都没有回到人民手中。
那么陶驷驹做的那么大案子,就是因为他和夫人掌控了公安部一局,通过一局掌控了中共中央的人脉,知道谁爱钱、谁爱房子、谁有哪个女人。这就是中纪委这次通报所称的“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周永康依靠江泽民把持公安系统,孟建柱作为周永康的马仔,而孙力军作为孟建柱的亲信,就这样维系着公安政治保卫局的实际控制权。从而深度介入党内斗争。
孙力军真的出事儿,还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暗杀习近平;另一个就是涉外的香港与武汉肺炎问题。中纪委通报的第一句话就是,“从未树立政治信念”,这是排在第一的罪名。与一周前,江苏原政法委书记、被“双开”的王立科得到的“评语”一致,而党媒罕见披露王立科的旧部、江苏公安厅刑警总队队长罗文进等“司法黑帮”,策划暗杀“国家主要领导人”。“国家主要领导人”是谁?就是当时去南京参加纪念抗日活动的习近平。
通报中说,孙力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这个我在去年的评论中已经谈过了,这里就不展开了。 孙力军从澳大利亚读书回来,有公共卫生硕士的学历,妻子与家人都在澳洲,有了与美澳私通的渠道。
孙力军2020年是疫情期间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的成员之一,公开的任务是在中央指导组的统一领导下,牵头具体负责转运和收治工作,但实际上他出现在武汉的时间远远早于媒体露面的时间。除了公安系统维稳的惯例安排外,政治保卫工作的性质需求,使他一定最深入了解了病毒研究开发,以致最后病毒散播全过程的一手资料,甚至中共隐瞒武汉疫情的关键证据。孙力军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一定控制了,甚至已经部分或有条件地出示给了澳洲政府,当然也就有效地传到了美国人手中。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全球疫情爆发的整个过程中,澳洲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并不是突出的,但是他却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一个站出来要求进行病毒溯源调查,并要中共承担散播病毒责任的。如果手中没有确凿证据,澳洲政府为什么会第一个举起在病毒问题上对抗中共的大旗?为什么中共又要对澳洲进行极不理智的打击,试图让澳洲政府屈从,甚至因限制澳洲动力煤进口直接导致近期中国能源紧张,引发电力供应危机呢?唯一的解释就是,澳洲政府比任何一个其他西方政府掌握了更详尽确切的中共在病毒散播问题上应该承担责任的情报。
而作为公安部港澳办负责人,孙力军同样要为香港“反送中”运动当中香港警察的施暴,与大量香港青年被捕和失踪、死亡事件负责。但是如同病毒事件一样,孙力军案与国际上的反应紧密相关,换句话说,只有美国等西方国家显示出了某种退让绥靖的真实姿态,孙力军案件才会尘埃落定。
孟晚舟回国,拜登政府在气候问题上与习近平达成明确合作意向,大大缓和了对抗姿态;白宫对中共完全利好的病毒溯源调查情报报告,可以说为全球追讨中共病毒责任的大潮泼了冷水,让习近平吃了定心丸。也就是说,孙力军在中纪委通报上专门指出的资料流出,并没有被美国政府采用,或者说被民主党的其它气候等政策“和谐”掉了。孟晚舟的回归,不管她个人或者华为还要经历怎样的变数,全世界看到的,就是拜登政府的政治妥协,穿着红裙子的孟晚舟是拜登送给习近平二十大的一个大礼。
此刻从国内国际来看,习近平都将稳妥地迎来即将举行的二十大筹备会议,决定自己长期的执政权力。这就是对孙力军的通报,在长达17个月之后,在国内国际局势都显示趋缓之后,在中共建政纪念前夕重磅发出的原因。
但是究竟谁赢了呢?难道火山口的烟短暂地散去,就意味着火山不再喷发了么?不会,它只意味着更强烈、更毁灭性的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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