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第三份“历史决议”：崇毛抑邓，搞错方向

决议解构：中共党史编纂学的座标与线索 

　　本月11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继1945年决议和1981年决议之后的第三份历史决议，5天后的美中元首峰会结束后公佈了决议全文。 

　　中共的历史决议是汲取苏联经验和教训的产物，1945年决议是以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范本而作的中国版，1981年决议则是反向汲取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去史达林化的教训产物，而如今的2021决议则是汲取苏联解体教训的产物，即认为是三十年前苏联解体源于戈巴契夫公开性导致意识形态的动摇，而意识形态领域的动摇是从历史领域开始的，因此反过来要强化官定历史叙述和舆论一律，防范历史虚无主义瓦解官方意识形态。 

　　第三份历史决议几乎集结过去四十年领导人主要政治论述，主旨仍是对市场化后四十年战略的追认，即同时拒绝“封闭僵化的老路”（计划经济）和“改旗易帜的邪路”（戈巴契夫），在保持战略框架的同时不同幅度做出政策调整（先放后收）。对此，部分媒体把重点聚焦在领导人重要性排序上是画错重点，第三份历史决议并没有要为过去历史重新定调的目的，真正想做的是接续过去政策理论表述，并用历史决议的形式追认“新时代”，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也因如此，所谓“崇毛抑邓”和“否定改革开放”的解读更属于显著性的误读。 

书写线索和诠释架构 

　　决议不是以领袖言行为序列的编年，而是按照某种宏大叙事，把将零散的历史事件重铸为一个方向明确的历史进程，为当前及未来的政治局势提供历史注脚。这种带有极强目的论色彩的历史重构，不同时期有著不同的书写线索和诠释架构。如美国学者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一书所言，中国近代史的表达上存在两个主叙事，一种是将从晚清到民国时期描绘成一个演化和现代化的历程，中国借鉴西方的现代思想、技术和制度，从农业社会专轨至工业社会；另一种叙述则强调革命主题，认为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民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最终以共产革命胜利告终。 

　　中共历史上不同时期同样不同程度体现出这种主叙事。四〇至八〇年代，中共党史编纂者侧重于以论带史，浪漫化地串联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大大小小的革命和起义，从近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长时段变化，得出共产革命的兴起与最终成功的因果关係；八〇年代以后，配合三步走和四个现代化的经济方案，中国近现代史叙事范式也发生位移，由颂扬起义和民变的革命范式，转向同时囊括精英救国方案的现代化范式，二者都统一用马列主义的术语和公式编排和解释，如前者是阶级斗争改变生产关係，后者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等等。 

　　由此，最终结论也从完成自赋的革命任务续写至探索出既非苏联亦非欧美的中国现代化方案，其中，不管是共产革命还是现代化转型，其成功和变奏在党史编纂者笔下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领袖的审时度势和运筹帷幄，而非国际（如苏联、美国）的帮助。 

　　第三份历史决议追认了革命史观融合近代化史观的新正统叙事，为目前阶段性和过渡性的状态提供支撑，以捍卫现行路线的合法性。 

历史分期和叙事座标 

　　1921至今百年，真正的历史分期在于中共建政和市场化改革两个节点，分别存在对两个节点前后阶段“断裂还是延续”的事实判断和“肯定还是否定”的价值判断。 

　　中共官方见解是建政节点前后断裂，之前肯定，之后否定；市场化节点前后延续，前后均肯定，即1949年前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他派别的救国探索通通失败，中共另闢蹊径取得成功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市场化前确立专政制度为市场化后的发展奠基，市场化后则更好，是高速进步的强国时刻。 

　　官方定调之外，还存在三种典型的论述座标，即自由派、非体制左派和反对派。自由派的观念则是认为建政节点前后断裂，之前肯定，之后否定；市场化节点前后断裂，之前否定，之后肯定，即怀念民国时期的自由气氛，认为市场化前的旧体制制造了如三反五反、反右倾反右派和文革、大饥荒等灾难，改革“不折腾”回归理性取得了成功。 

　　非体制左派认为建政节点前后断裂，之前否定，之后肯定；市场化节点前后断裂，之前肯定，之后否定，即只有毛时代最好，此前此后都是资本剥削和贫富分化的罪恶时刻。 

　　反对派认为建政节点前后延续，之前之后均否定；市场化节点前后延续，之前之后均否定，即建政前后，在政治面上，国民党列宁主义的政党体系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实践为日后的中共的专政制度留下了深远影响，在经济面上，中共的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制度可以追溯到国民政府的重工业五年建设计画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而第二个节点——市场化改革其实只是专政体制为了延续其统治而进行的自我修补，体制仍维持了对于社会的全面控制。 

　　应该说，反对派的观察和论断是最为敏锐的，就中共历史而言，不论是建政还是市场化都不是泾渭分明的界限，中共的历史是一场连续递进的过程，同时是极权体制创制、转型和升级的过程。 

　　市场化后至今的三四十年中，中共体制也存在“寻路”和“建制”的两个下位的细分阶段，“寻路”阶段如官方形容地“摸著石头过河”，透过放鬆管制找寻从计画到市场的过渡的路径及模式；“建制”阶段继续奉行有限市场化的同时侧重于提升体制凝聚力，不断消解民间不安定因素。 

　　套用前述建政和市场化的思路，寻路和建制两个小阶段前后也是延续而非断裂的态势。当前的路线是市场化后三十年的连续性“层纍”（而非逆转）的过程，其各个领域的管制手段（清网、严打、整风、维稳）在此前都有出现，“新时代”只是集中和强力地使用这些手段收束体制和社会，来解决寻路时期遗留下的诸如贪污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和应对国际局势的深刻变迁。 

　　“寻路阶段”透过放鬆管制“拼经济”有所成效，也带来诸多问题，而最近十年“建制阶段”路线因此有所损益，通过如反腐、整风、清网和严打等收束策略补强体制的凝聚力和对民间的控制力，沿袭有限市场化路线，但改进了过去放鬆体制控制以释放经济发展动力的增长方式，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比过去多一点政府的“父家长”成分，倾向于集中资源提高制造业在国家佈局中的角色，强化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行政控制与引导，政治面上则透过反腐和整风强化体制凝聚力，并持续透过法令和数位手段严控社会，防范不安定因素。 

　　综上，市场化后四十年相较于专政和市场的体制基石并未动摇，变化的只是下位的策略，目前的决议就是对此前先放后收政治实践的理论聚合和追认，透过决议的形式划定了官方权威叙事，这种情况下，历史的认知不是通过开放史料和讨论达成，而成自上而下制定决议一锤定音，并作为限制历史研究的工具，提出不同意见就可能被贴上违反决议的标签，“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凝聚中共党史编纂学的“历史决议”本身就是欧威尔式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