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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与中国评论分析文章
习近平和新中国
二零一二年,中国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的一党制政权,在此年举行高层换届,而这必将影响到全球的政治风向。在无数目光聚焦之下,新任领袖习近平站在了人们面前;就如传统的政治戏码一样,这位领袖经“党内选举”和“不记名投票”成为国家元首;十八大会议宣布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兼任军委主席。
外界对这位新晋领袖的信息很模糊,而中国人对他亦不甚了解。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在各国记者前亮相,最高领袖向媒体挥手致意,在按惯例宣讲了共产党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后,习近平表示新的领导班子将承继历史,带领民族前进。他总结道:“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
此时大家都在猜想,这个人将把中国带往何处;许多人对习近平做了正面评价,认为他是一个平实的领导人。而民间亦对他寄予厚望;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会带领中国走向变革,甚至走向民主;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尤其抱有殷切的期望。
不过回想起来,胡锦涛上台的时候,民间的反应也是如此;如果再往前回溯,会发现每一任领导上台时中国人都会做一场春梦,梦到:“明君降世,国之中兴”。然而不过几年,这份热情和期望便会破灭,人们又开始寄望于下一任明君。
这是个稀奇的现象,似乎中国人在基因中比基督徒更渴盼救世主;即便每个王朝最终都把民族带向深渊,但这份火种不曾熄灭;因为儒家早就预表过中国会迎来君天下的时代,炎黄子孙将生活于一片王道乐土。
人们于是把希望放在了习近平身上,指望他给中国带来焕然一新的气象;而作为国家的新舵手,他也颁布了全新的政治纲要,提出有别以往的思路;他认为中国屈居一隅,韬光养晦,已失去了民族的锋芒。所以他要让国家重新腾飞,博取更显耀的国际地位。他把这种构想称之为“中国梦”,并且和前任领袖一样,他提出要深化改革,消除贫困,让全民进入“小康社会”。
但往往人的见解越成熟,在政治上的幻想就越少;清醒的人不会指望独裁领袖行善,只会指望他不搞破坏。当人们还在幻想“中国梦”带领民族阔步前行时,新的领航人已然朝反方向转了舵。——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大概谁都不会想到将来有一个人比他走得更远。习近平开始宣扬基于红色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强调思想作风建设,并提出要整顿社会风气。
这让全国上下的气氛变得阴冷起来,政府开始检视人们的言行,并禁止对敏感话题的讨论;媒体的声调逐渐改变,而许多网站也被清查。中国人曾经的精神乐园,——社交媒体,开始大批进驻网络警察和舆论引导员。中国的舆论空间被划出许多禁区,人们不得不在很多地方收回脚步,但却发现立足之地已变得异常狭窄。
与此同时,中国的监控数量呈几何数上涨,从城市到乡村都布满了政府的眼线。城市开始运行一种“网格化管理”的社区制度;同时民间的聚众,讨薪和上访等行为受到严密管控;而司法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因言论导致的“寻衅滋事”和“颠覆国家政权”等罪,甚至有人提出,“妄议中央”也可以成为一项罪名。
整个中国出现了远超薄熙来时代的不安情绪,因为习近平所带来的气氛有些反常;如果说薄是一个拿着话筒的红色吹鼓手,那么习就是拿着戒尺而来。人们从未感到红色专制的复辟如此接近,而此时媒体的论调也越发鲜明,那就是:新中国正走在习近平所领导的前进道路上。
领袖的个人画像
外界一直都不怎么看得清习近平,因为他是个风格不明朗的人,而且所言所行常常背离。人们可以从他身上观察到很多特质,但都不足以定义他;同时他示之以人的,是一副超然的人格画像。这种超然带有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并带有某种偶像光辉;习近平打算站在一个比传统更高的立足点,以产生对世界的影响力。
他上台后的一个主要行动是打击贪腐,两年时间内,他打掉了数百位贪官,收缴了百亿赃款。媒体宣称他一改中国靡败的政治风气,而这也积累了他的政治资本;同时,这位领袖也不忘塑造一个亲切,可敬,及威严的政治形象;他频频视察军区,发表战略部署和指示,让军队提高思想觉悟和警惕;而在人民那一边,则展现了慈父一般的胸怀;媒体屡屡拍到他与民众握手及抱起孩子的画面,就像曾经的独裁领袖斯大林和萨达姆所作的那样。
其实按共产党领袖的传统标准来说,这已经算足够的交代;但习近平的期望显然不止于此,他要让自己和过往的领袖判然分明,而不是作一个循规蹈矩的继任者。他打算用更进取的方式去宣传自己。
在这种意愿下,习近平展开了一番颇具规模的形象计划,他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性格积极和富有技术性的领导人。他向媒体宣称自己喜欢各类运动,诸如登山,网球,排球,武术,乃至冰雪项目;在访美期间,奥巴马与他谈及运动的话题,习立即表示自己喜欢游泳,且每天都会游一千米。
当然在习近平释放这种信号的同时,国内也在进行对应的宣传;媒体罗列出习近平的个人事迹来证明他的确热衷于运动;包括他年轻时被下放到农村,并在七年知青岁月中激励而奋勇地前进。
这些报道获得了领袖的青睐,让习近平显得意气风发。而为博得领袖的欢心,人们想出了更多方式去取悦他。有喉舌为突出他亲切的形象,给他起了个昵称为”习大大“;当他在一家包子店用餐后,立刻有人写了一首《包子铺》来赞美其亲民作风。
这些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赞赏,而其他人也唯恐落于下风。习近平在 2016 年视察新华社后,该社编辑立刻写了一首诗:《总书记,您的背影我的目光》,以表达对领袖的深情缱绻;而一位学者仿照中国著名的训蒙作品《弟子规》,创作了一篇《习子规》,以赞颂习的深思见解;同时中国最权威的姓氏名谱《百家姓》,被民间作者改为以“习”为首的《新百家姓》;俄罗斯歌谣《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被改编为《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及姊妹篇《做人就做习大大这样的人》,甚至还有儿童版的:《我家有个习大大》。
实际上每次中国领袖上台,都必然引发文艺界的投机热潮。但习近平一开始就把宣传上限设得太高,以至于吹捧的调门越来越刺耳。——有人将习近平比作新的红色领袖,编写了歌曲:《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而一些人大胆寄调红歌,写出以《东方红》为底本的《东方又红》,及《习总书记的恩情永不忘》等。
但在毛泽东之后,为领导人编红歌被视为禁忌;而习近平此时已被推举到与毛并列的地位。不过政府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因为他们发现领袖并不反感,甚至还显得比较受用。而这也让宣传出现了脱缰之势,这股潮流开始从国内向国外溢出;并且在其中打头阵的人,正是习近平自己。
在上台的最初几年,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放话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并且号召大家:"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番话被媒体们会意,它们开始宣传习近平与书籍的渊源,还罗列了几份”领袖书单“。而“网民”们也应景地感叹道:“主席的博学让人钦佩”,“领袖的勤奋让人自愧不如”……。
这段时期的主流媒体,几乎都在颂扬习近平的读书故事。但中国有句老话:“饭不宜饱,话不宜多。”在一件事上见好就收,往往还能留一丝余韵。然而媒体的吹嘘却助长了习近平的胆量,让他走上了一条覆水难收的路。或许他看到此举成效显著,便忍不住把这个话题扩展到了外交场合;2014 年初,习近平出席俄国冬奥会时向采访者说:“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列举了自己所读过的俄罗斯作家,有戈里,莱蒙托夫,普希金,克雷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并表示书中的许多精彩章节仍记得清楚。
而在同年 3 月,习近平参加中法建交 50 年大会,他拿出一张诡异的稿件,面对镜头开始逐条念出他所读过的法国名著,以及他赞赏的法国艺术。这和俄罗斯的场景如出一辙,只是名单换了法国人,有蒙田,拉封丹,司汤达,到福楼拜,大仲马,乃至于凡尔纳等;而艺术领域则包括莫奈,塞尚和罗丹等。
这场演讲的气氛有些异样,显然法国人对此感到不解;不过习近平此番演讲的效应还没有扩散,而这也让他一鼓作气;在 2015 的英国国事访问中,他在参加伦敦晚宴时习惯性地拿出稿件,如法炮制地开始念书单;这次的讲稿较长,整个讲话也几度间歇。他从古希腊名人念到了近代艺术家,当然也特别突出了英国。
此刻的习近平已如脱缰之马,只待拿下全世界的书名。在同年对美国的访问中,他也没有放过美国人,在演讲中将具有影响力的文人及著作一网打尽。在这几场跨国访问中,习近平生生地将演讲变为了报幕,他的稿件很长,念完一张撤走一张,而且要逐字逐句看清内容后才抬头发言。而且他的书单过于冗杂,从文史哲到经济政治,从先秦诸子到西方艺术,几乎像一部世界名著汇编。
然而习近平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他几次三番的念稿之后,气氛开始变得微妙;外国听众对一个独裁领袖贩卖他们的文化感到错愕;而中国人则分外尴尬,很多国人为这一幕感到脸红,因为习近平此刻代表的是中国。这几份国际书单开始在世界网络中扩散,习大大借此闯出了名头;但同时也有人察觉到了灾难,其中就包括习近平的幕僚们。
论谋臣
对独裁领袖来说,臣子们通常会为他描摹一幅理想的个人画像,为的是不触犯其尊严;正好似朱元璋的宫廷画师们从不画他本来的面目一样。但独裁者又不能尽信臣子们的阿谀,否则会障蔽判断;就像习近平的幕僚团队那样,仿佛集体陷入了魔怔,以至于鬼使神差地相信念书单这种小聪明可以创造个人魅力;而最奇怪的是,习近平也鬼使神差地照做了;并且人民日报还一本正经地把这些稿件做成了“习大大的书单”。
可以说这是近代政坛上最荒诞的一场闹剧,一国领袖即便再无知也不至于如此失格;这的确有习近平幕僚的责任,他们缺乏常识,不做考察,没有考虑到习近平早年不可能看到这些书;但核心的问题还在于习近平自己失察,没有考虑到正常人不会动辄念书单。这几番读书演讲恰恰暴露了他的匮乏,让他遭到十足的嘲讽。如果说习近平的幕僚是个出馊主意的团队,那么他自己则表现出无知无畏的态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白得太晚,当反应过来时已难以挽回这一出败笔。
并且这番举动还有一个附带影响,就是让习近平自断了退路;因为不刻意提到读书,很多人还无法掂量他的深浅;但要扮演专家,就没法在学问上留有余地。而习近平又常常读别字,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疑惑。人们发现他时常口误,例如把颐指气使和金科玉律这类俗语念错;不过这还算无伤大雅的口误,而当他把“精湛”念作“精甚”,“赡养”念做“瞻仰”,且在发言中被镜头拍到“岿然不动”这个词竟然有注音时,人们就看出他识字不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
其实历史没有规定国家领袖必须博览群书,只是独裁者往往热衷于造神;尤其是中国的领袖不乏文人,这更让习近平生出了攀比之心。但他可能没注意到,读书人不会卖弄自己;例如毛泽东就遍读经史,但他从未标榜自己读过多少书;再比如江泽民涉猎过西方文化,他曾在接见法国总统时赞扬法国文化底蕴深厚,有名人如巴尔扎克等;就如此简单一句话,点到即止,显得落落大方。
这种文人风度很让习近平羡慕,因为这是他的痛点。很多人都知道他读书不多,如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曾说:“没想到他(习近平)文化程度那么低”。这种评判会让习近平感觉难堪,让他无法与那些风雅的领袖们并列;因此他显得很急切,并在对外公布的履历上注明自己是博士;但这种强调让他显得自卑而短浅,因为每个人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不同。拿前任领袖们来说,毛泽东生于民国后期,处于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邓小平早年在欧洲留学,同时做资本主义的功课;而江泽民则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
但习近平却在忽视背景的情况下,草率地冒充文人。这反映出他的整个团队都很鲁莽,他们只考虑修补主子的短板,以至于创造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形象。他们本想为习近平搞一出“诗书负笈”的戏码,却不料透露了领袖“文表而枲里”,让他成为了世界的笑柄。
究其根本,其实是习近平本身缺憾太多,因此产生了对个人魅力的执迷;这导致他的团队眉毛胡子一把抓,希望各方面都能占一头。比如在读书之余,他们还打造习近平爱运动的形象,让他在镜头前呼吁全民健身;对奥巴马说每天游一千米估计也是幕僚们的主意,因为游泳往往可以彰显膂力和积极性,就像毛泽东游长江曾被传颂一样。
但习近平的团队瞻前不顾后,他们把习塑造得博览群书,却没有考虑到他不怎么识字;把他打造为一个运动健将,却没有联想他大腹便便的身型。——打造形象多少需要外部特征的对应,例如普京要做硬汉,他就会骑上摩托和拿上猎枪;薄熙来提倡运动,好歹会给重庆修登山步道;而胡锦涛出国访问,也能和日本国手福原爱打一局乒乓球。
反观习近平的谋臣们,一味地罔顾现实,他们的宣传毫无铺垫,也不考虑是否存在抵触。在习近平登基后,政府按照惯例制作了一张领袖半身像。但这张像和习近平本人差异甚大,照片的美化让他成为历代领导人中最脱离现实的一个。
观察这些人设策略,其实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团队中有人留过学,喜好从国际视角来创造亮点。人民日报曾经在外网发布了一个短视频“ Who is Xi Dada?”,在其中借洋人之口去宣传习近平,在对外国青年的采访中,大家都表示习近平“富有才干”,其中的女青年还认为他颇具男性吸引力。
这个视频是习近平访美前发布的,和念书单有异曲同工之效。这些受访者的奉承被外界强烈质疑,人们声称在其中嗅到了朝鲜的宣传气味。同时,为推行习近平的一代一路,媒体制作了一首童谣:“ The Belt and Road is how ”,并聘用外国儿童进行演唱。但这首歌在网上遭遇恶评,许多国家的网友留言指责,其中有人说:
“这是让小孩对基建感兴趣?”
或者说:
“显而易见,一代一路始于童工。”
上述这些宣传,显示出一种洋墨水的成分,但这个墨水显然经过了封建色彩的过滤。习近平的团队希望在国际舆论中做出尝试,但他们没能把握国际文化的脉搏;人们认为这些宣传十分低俗,并对儿童作为政治工具感到反感;有人就此制作了一首反讽歌曲:“ This is China Xi ”,同样以童谣的方式,揭露习近平在国家治理中的阴暗面。
皇帝和魅力型领袖
习近平的宣传不但在国际上遭遇了挫折,在国内也同样走得步履维艰;这源于他对政治形象存在过于迫切的需求;因为他在上台前是一个能见度不高的官员,整个政治履历平平,并无值得夸耀的政绩。他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被选为中国领袖,而这种环境并不能给他以安全感。
这样的资历让他难以得到各阶层的认可,而他指望在上台后去弥补这一切;他明白人们对国家领袖的要求不同于一个地方官,因此不能继续保持平庸;他至少要有比肩前任领袖的政绩,才能证明他有资格执掌中国的权力。
虽然习近平在上台的两年内就打掉了大部分敌对势力,让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但他一直陷于一种深刻的不安和自我缺失中;这种情绪在他登基的第三年,中国举办抗战 70 周年大阅兵时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是习近平第一次阅兵,按惯例来说,正是展示领袖权威的重要场合。他坐上观礼车,巡视三军;但在整个过程中,习却没有展现出掌权者的从容,反而显得神情僵硬,意气消沉,似乎笼罩在一片焦虑中。
这是一种深层不自信的表现,是个人权威尚未稳固的状态;这在过往的领袖身上很少见,况且习近平年富力强,不过 60 出头;而回顾 1984 年的阅兵式,邓小平已 80 高龄,却依然显得精神矍铄,踌躇满志。
人们逐渐在习近平身上看出某种欠缺,大家很难说到底欠缺什么,因为他似乎拥有一切;但这种欠缺却十分致命,因为这是一种领袖人物的天赋和素质,这项天赋对掌权者来说十分重要,甚至比军权更重要,这就是领袖魅力。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把领袖魅力定义为:“人格的某种特质,使某人显得与凡人不同,且被看作拥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凡人无法获得它们,而它们会被视为拥有神圣的源头,而拥有他们的人因此便被认定为领袖......魅力型权威则是:建基于领袖“超凡的个人特质、神奇的洞见或成就,并吸引跟随者尽忠和服从”之权力。”
澳洲心理学家伦·奥克斯对此作了一层注解,他说:“魅力型领袖精力旺盛,加上内心澄明,不会被常人的焦虑和内疚所困。”
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领袖通常是旧权威的挑战者,他们会与传统的权力嬗递发生冲突;但正是这种挑战者的意志,能创造一种内在信念,让他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威。而这种超凡特质会被普罗大众视为神授的印记,让人民萌生追随的意愿。
所以天赋魅力会为领袖带来君权神授的意味,即便是唯物主义者和民主世界,也会为这种魅力着迷;而对领导者来说,这项特质能造就他的“自我本位性”,这种“自我本位”便是独立人格的锚点,它是个体的自我印证,标示着他在芸芸众生中的独一和稀缺。
历史中的伟大人物必然是魅力型领袖,而政治开创者也往往是魅力型领袖;政治家们通常都渴望这种魅力,因为它能赋予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和号召力;然而这种天赋却无法世袭,即便这个继任者是一个皇帝。因为皇权无法赋予个人杰出的品质和让人倾倒的风采;皇帝可以居高临下,但魅力型领袖却是一位学习者,友人,和导师;他们富有学识,并能传递深邃的思想。
——而这正是习近平所无法跨越的鸿沟,他和魅力型领袖的任何一条特质都无法匹配。曾有记者采访他在梁家河当知青时的邻居,他评价习为“一个不爱交流,也不爱说笑的人"。记者在香港采访了一位习近平当地方官时与他接触过的人,他评价习道:“很乏味,没人会记得他”。
习近平的团队在他登基后试图补救这一切,他们搜罗了一切魅力特质往习身上堆砌,并试图通过宣传强加于全世界。而且为了符合魅力型领袖的思想家特质,他们还亟需为习近平打造一个思想体系。
然而中国的政治路线基本已被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所涵盖,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开始,价值体系已经沦为一种概念拼凑,显然中国领袖的思想魅力在褪色。但习近平心有不甘,他不愿像江泽民和胡锦涛那样成为一个过渡型领袖,这让他强烈地想要表现一种思想见地。
习的幕僚殚精竭虑,终于为他想出了一个颇有气局的概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旨在把习近平塑造为一个旷世英主,具有民族救星的地位。它显示出习近平强烈的好胜心,但却傲慢地把前任领袖们排挤到次要地位。因为它表示中国此前都处于蛰伏和衰微的状态,才需要某个伟人来一改颓势。
而反过来,这个口号也没有给习以自信;他仍然在前任们身上寻找可资借鉴之处,以至于身上时常出现其他领导人的痕迹。他在对内政策上仿效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在树立权威上仿效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外交上仿效江泽民的文化气质;但他并没有内化这些特质,因此显得格格不入。
习近平始终不明白,领袖素质是一种灵魂上的深度,是历史进程刻画在政治人物内心的烙印;它是个人的阅历,素养,以及后天磨砺所促成的自我本位的觉醒;无论作为一个宗教家,独裁者,还是民主斗士,必定要树立这种自我信念的笃定,才能将自己的意志贯彻至终。因为本固才能叶茂,唯有发自于内的认知才具有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一念书单就让人看出是在作假,因为他丝毫没有散发出内在的真实。
虽然习近平上台后取消了任期,以让自己具备长期执政的条件;但其实任期制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不具备服众的特质。他创造了很多概念,但一直没能找到一个可依附的内核;他时常说出自我标榜的话,但具有浓烈的假大空色彩。在历任领导人中,他是言辞最空洞的一个。在 2016 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习近平说要给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这种言论就毫无意义。他传达给世界的印象和他本人大相径庭,但他却相信这些手段能赋予自己魅力,以至于不可自拔地投入到一种自我编织的幻想中。
负重前行之路
纵观习近平执政十年,会发现他性格比较强势,在政策上也比较激进。但从人格上来说,他却是一个被动者。从头至尾,他都很少坦然地自我表达,而更像被人推动一般,显得亦步亦趋;并且在幕僚们粗暴的推波助澜下,还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这些因素都在积累他的不自信,也让他表现得越发拘谨。——在 2021 年 7 月的世界政党峰会上,习近平按照惯例读稿,但在近尾声时,却重复念了之前的稿件;有人从旁将后续稿件递过来,习近平浑浑噩噩地问了句:“我这说完了吗?”——这显示出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且注意力不足。
此外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采访女记者向习近平问及中美贸易战,说川普是个精明的谈判者,中国打算如何应对?他思索一阵后,翻看了一下手上的册子回道:”我看看我准备的这个本本上有没有这个内容“(本本大概是幕僚为其准备的发言稿)。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人们发现习近平离开稿件就异常困窘,他无法自如地回应预设范围之外的问题。而面对这一幕,国内的喉舌只能没话找话,辩解说是习主席在刻意展现幽默;但实际上任何人都能看出这是一个困顿的局面,习近平的反应让人联想到邓所批评的本本主义,让人感到他十分教条化。在这上面人们不免联想到邓或江这些领袖,他们在外事场合中矫健的谈锋和此刻的习近平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此时在台下随行的王毅和杨洁篪都一脸茫然,两人既感到关切又感到失落;他们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最后却产生了一种无力感。
为避免更多的挫折,习近平只能尽少地表现自己,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刻意地低调处理。这自然能让他少出岔子,但另一方面也让他的政治形象越发苍白。人们看出习近平在治国上缺乏建设性,而这种负面印象不可避免地会延伸到政权本身。习近平对此感到紧张,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执政基础在削弱,会让他遭受更多的质疑。
这刺激到了习近平对权力的执念,为稳固权威,他让幕僚们为其编写了《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在 19 大时将其写入党章,又在次年的 13 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将其写入宪法;与此同时,全国把习思想纳入学校的教育课本,同时也将其开发成移动应用,以让公务员们定期学习。
这些举措是为了让习近平的声音对国家进行全方位覆盖,并在一种强迫的意味下表明他的执政合理性。同时为了稳住局势,他大力营造宣传气氛,让媒体和喉舌去粉饰自己;多年前人们曾因薄熙来滥用网评员而批评他,但没有料到习近平对此的狂热尤有过之,他让舆论引导制度蔚然成风;无论学校,机关,公司,还是社区,都遍布着舆论维稳员,以维护领袖的伟岸形象;政府打算把赞美领袖作为政纲,要求全民都具有政治自觉性。
然而这种舆论滥用正体现了习近平内在的匮乏,暴露出他执政力不足的困境;他扩大宣传是担忧自己的形象在对比其他领导人时落于下风,尤其是那些能力杰出的近代领袖,如江泽民和薄熙来等;他一度羡慕他们举止从容,能言善道,可以在国际社会中如鱼得水;江泽民曾在华尔街敲钟,也曾在哈佛演讲;薄熙来不是总书记,却得到了各国领袖的赞誉。他们身上总有发掘不尽的素材,而习近平却不得不借助于媒体和网评员的鼓噪,去制造一种成就卓著的幻象。
习近平当政这十年,是网络水军最汹涌的时期。因为他执政的缺漏太多,只能依靠这种偏方来弥补。但舆论煽动终究是无本之木,没有任何政治家能依靠它维持地位永固。同时伪装民意显得过于猥琐和下作,网评员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臭名昭著,其引导舆论的边际效益也在递减。而且当一群乌合之众献媚表功的时候,往往不知节制;例如有人尝试编辑“习主席语录”这种新一代红宝书,也有人把习近平的画像和毛泽东并列,就像华国锋当年的待遇。此外在“大国崛起”的论调下,喉舌们掀起了“厉害了我的国”宣传活动,以夸耀习近平带领中国步入强国之列。还有大学研究员发表了《中国国力全面超美》的文章,并罗织数据来证明这个论点。
这类文章在国内引发了批评,人们认为这会带动新一轮的浮夸风,即便是官媒也不得不叫停这种做法。显然习近平身边有人发现,这种风气夹杂着捧杀的风险;有人在暗中使力,试图把习推向一个极端;而“低级红高级黑”这个词也在此时被提出来,官方指责各种夸诞吹捧看似帮忙却实则拆台。在习近平上台这些年,整个外宣就处于这种摸爬滚打和左右冲突中。而习近平自己也有所警觉,他在一篇讲话中说:"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
这是个矛盾的现象,因为习近平的团队就是过度宣传的始作俑者,而他们又要对此进行降温。作为一个领导人,习不会不明白过火的吹捧是危险的,但他对个人崇拜的热衷造就了这个投机市场;他有时候也很难判断哪些宣传是合宜的,因为他拿不准这些人是否真心在帮他。——在人大会议中时常出现一些情绪激昂,饱含泪光的人大代表,对着镜头感叹习近平的伟大,并希望他执政终身。这些矫揉造作的奉承一方面让他感到不安,一方面又让他感到宽慰。习近平虽然要杜绝不良文风,但又需要它们来召唤忠诚。
因此各路媒体挖空心思地往他身上贴金,试图为领袖打造一座偶像金身。但习近平的个人特质太薄弱,以至于这些金箔一贴上去就剥落下来。各种赞誉在他身上总像雁过无痕,无法驻留。而这也是中国媒体的困境,他们在习近平身上感到很吃力,比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吃力;他的形象早已千疮百孔,即便最会搬弄辞藻的人也感到力有不逮。但凡他身上能流露一星半点的闪光,媒体都像如获至宝,立刻集体躁动。
不过大家都明白,这些用宣传所挥舞出的流光溢彩总会消散,剩下的将是显而易见的简陋和破败。而习近平的压力比媒体们也不遑多让,他用空前的力量来做政治宣传,但始终无法获得牢固的拥护;他的执政就像逆水行舟,需要马不停蹄地造势,一旦在炒作上有所松懈,形象就会迅速褪色。双方就在这种情形下勉力加持,但无奈朽木难支,付出再多努力也还是看到对方一点点垮下去。
大国内政 1:重塑权威
习近平原本希望以扩大宣传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他的好感;但他又欠缺自我支撑的优势,因此难以留住人们的拥护。这导致人们对习的态度很矛盾,大家一方面感到他的表现差强人意,是个不合格的领袖;但一方面又看到他手握重兵,因此不得不在表面上虚与委蛇。
而这也让习近平政治思路经历了一场转变,在一开始,他并没有打算把个人崇拜搞得太隆重;他虽然宣扬红色思想,但和薄熙来的唱红是基于同样理由,就是处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民主自由化后遗症;这是共产党的集体决策,而并非他们的个人意见。反而习近平在登台之初就试图展现一个先进的形象,希望以此招来大众自发的拥戴;不过这种尝试遭遇了挫败,他发现越是搞政治秀,自己的弱点暴露越多,而这也为他招致了批评和嘲讽。
这让习近平萌生了一种逆反情绪,他认为人民在改革开放下被过于纵容,以至于失去了对领袖的尊重。——他放弃了打造国际形象的努力,而开始强化内政。他把自己的困境上升到整个政党的层面,认为势必要钳制人们的言论和禁锢他们的思想,否则他们就会对政权生出异心。
这个局面实际已经越过了政党内部所认可的界限,高层打算遏制右倾和民主意识,但并不意味着要走向个人崇拜。但习近平却借此加强个人集权,并在执政作风上转为偏激。他相信一切改革都可以退转,自由思想也可以被抹杀,比如伊朗和柬埔寨就是成功的案例;——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历过民主改革,也获得了短暂的社会解放,但经过独裁者们的努力,最终还是把国家拉回了专制。
这种由民主向专制的逆转型,给了习近平启发;他要一改中国人思想上的放任局面,让他们重新学会敬畏。他修改了党史,把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错误,都重新定义为一种探索。他要人们把不良认知剔除,并将共产党定义为毫无瑕疵的政党。他在党史学习大会上强调说:“一些错误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
而为了为重塑专政的权威;习近平的政策也显得越发凌厉,并在宣传上有意无意地制造恐吓气氛;他时不时地颁布一两条严苛的法令,以此来给社会做压力测试;如果民众反应强烈,就把法案稍作调整;如果没有抵抗,就不妨加重力道。
在中南海的一条条政令下,大家看到违背主流意识的媒体在网络中消失,网信办封禁了“影响青年人意识形态”的 APP,并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算法推荐的互联网内容符合主流价值。此外文旅部加强了娱乐场所的管理,规定 KTV 传唱的歌曲不得存在危害国家统一等九项内容。
习近平就是以这种温吞而隐晦的方式,给社会管控层层加码,并收紧人民的权利。在他看来,只要实施政治高压,人们挺直的脊梁自然会弯下去;就像塔利班可以重新掌管阿富汗,伊朗可以从代议制退回到政教一体,缅甸军政府可以推翻昂山素季的民主改革一样。
同时,为了让领袖的意志绝对化,习近平打算彻底净化中国;他认为国家要坚决清除那些影响政权的外道势力。在这些势力中,习尤其憎恶宗教;他认为社会主义容忍宗教是一种妥协,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宗教宣扬精神救赎,让人们不向世俗权力臣服,这本身就与一党制权威相对立。
早在胡锦涛时期,中国就形成了打压宗教的风气;而到了习近平这里,更是认为下手宜重不宜轻;自 2014 年开始,政府以"三改一拆"的名义开始拆除各地的基督教堂和十字架;这场活动自浙江福建开始,逐渐推进到北方和内陆。仅浙江两年间就拆除了上千个十字架,而安徽半年间拆除了九百个十字架。并且为了防范宗教活动回潮,政府将大部分宗教集会定义为非法活动,并在教堂内安装了监控。
拆除宗教标志被上升为国策,除基督教外,习近平也掀起了新一轮的灭佛运动和去伊斯兰运动;——山西仙堂山的世界最大坐佛像,河北皇安寺 60 米的观音像,辽宁庄河市的千佛洞佛像等,都在习近平任内以各种理由炸毁或拆除。在云南巍山县,政府对伊斯兰教展开了系统性打击,官方以非法宗教场所为由,派出警察去突袭清真寺;而其实这些清真寺早已有所警觉,他们在此前给寺庙挂上了国旗,只是这未能成为宗教的保命符。
此外,政府同步地在文化领域内去除宗教痕迹;一些小学开始排查和清除有关”宗教,反动和境外“书籍,这个政策很快蔓延到中学,大学,甚至图书馆;管理员按名排查,以至于荒诞到尼采的《敌基督者》和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这类非宗教著作也被下架。
在习近平的去宗教化大业中,基督教遭患尤重,但他发现打压教会反而激励了信徒的热忱;在一些被拆除的教堂前,信徒们屡屡聚集在废墟上向十字架祈祷。这种执着让中国这个无信仰社会感到难以理解,也更加让习近平认为宗教是政权的威胁;他对此表态说:“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并且:“中国的宗教必须中国化。”
习近平下定决心,要扭转业已执行了六十年的宗教统战策略,从这片大地革除神权的影响;同时,他还要建立一个文化上统一的中国,在打击宗教之余,他也开始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尤其是那些具有本土宗教的民族。习近平认为这些民族的独立信仰在滋养一种内生性的抵抗,因而分化了中央的权威。他改变了以往的怀柔政策,责令少数民族学校用汉语教学,并在各个方面取缔其文化特权。这些政策尤其针对西藏,内蒙和新疆这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区。
大国内政 2:君威与法制
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人们曾诟病他对法制的漠视。但在今日,人们肯定会对他表示宽容。因为相较于习近平,他的手段早已相形见绌。
其实无论是信仰自由,还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都被列入宪法保护。但这些明文对习近平毫不构成约束,他在践踏法治方面,几乎可以说任由一己之欲。
正如拆除宗教建筑可以采用一些任性的理由,对信徒的打压也可以采用地痞流氓般的手段;习近平旨在用领导批示,行政命令,和军警镇压来取代法制。这不仅针对宗教人士,亦针对普通人;政府对一切群体都采取着高压的姿态,例如在习近平任期内发生的深圳工人维权事件,和妇女反对歧视的抗议等,都被政府以雷霆手段镇压和抓捕。
但习近平发现,无论宗教拒拆还是民间抗议,后面总有一群支援他们的力量,就是中国的维权律师;这些律师通过法律途径为大众争取权利,并指责政府的非法作为。——这再次触碰了习近平的权威,认为法制给了人们过多的话语权,尤其是给了律师对抗政府的资本。若说薄熙来当年对抓捕律师的质问还需要闪烁其词,那么习近平则显得目空一切。——既然维权是法制系统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他就要亲手去拆除它。
2015 年 7 月,政府发动了著名的“ 709 维权律师大抓捕”,当局在 23 个省份系统行动,对上百位律师,维权人士和公民记者进行了传唤逮捕。这次事件中一些律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罪,一些人被失踪。政府在媒体上宣称律师是社会事件的幕后推手,和访民与犯罪团伙相勾连,炒作敏感事件,扰乱社会秩序。
而且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发现很多人权律师同时也是基督徒,这足见宗教会在无形中传达普世价值;而当这些普世价值唤起大众的良知和正义时,就会引发人们对专制的抵触。
习近平很忌惮这一点,他把抓捕异议人士定为了国策。而且他有一个根本的看法,就是中国的人权抗争实际来自于于西方的自由思想,这种思想正是资本主义刻意给中共制造的威胁。早在抓捕律师前,西方就点燃过其中一个导火索,就是在 2013 年,彭博社一年间数次报道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官的海外财产,并列举了详细数据和资料来源。
这个消息让政府异常紧张,并立刻用防火墙进行了屏蔽;这种言论自由的风气让习近平很恼怒,因为他们总在揭露各个国家的政治暗箱,尤其是揭露中国的官僚财富和少数民族问题;并且在习近平抓捕了律师和维权者之后,也是这些新闻媒体在国际上进行救助和声援。
这种人权监督和自由价值的传递,显然在策反群众,给政府制造阶级敌人;习近平认为形势已发展到需要从源头上切割的地步;在之前彭博社发布报道后,政府就拒发了该社和《纽约时报》等记者的签证;而恰好美国认定五家中国官媒为“外国使团”,并非自由媒体;习近平也立刻回击,吊销了外媒的记者证,并同时驱逐了美国三大报业的记者。
而一旦赶走外国媒体,政府打击维权的行为就会更少受到关注,让习近平可以肆无忌惮;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中国 2020 年连续成为世界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仅在这一年就抓捕了 117 名记者,尤其是疫情期间前往武汉的记者。
在打击人权上,习制造了创举,他抓捕维权人士的数字超越了江胡两届领袖之和。他相信律师总有抓完的一天,记者总有噤声的一天,少数民族也总有屈服的一天。中国可以接受低人权的状态,而这最终能消除大众的叛逆之心;如果全民都在歌颂领袖,那么这种歌颂就会变为真正的拥护;就像朝鲜人民那样,没有办法去分清现实中的真伪。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1:三位一体(青少年,民企,商业寡头)
从习近平的一系列手段可以看出,他要重塑中国的政治秩序,并带来国家结构的深度转变;而这还需要满足一个核心条件,就是经济领域的支持;——在这个领域,习近平同样进行着一场斗争;他大刀阔斧,对国家经济逐层整改。从他就任以来,国家对企业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严苛;而且政府设计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打击手段,给各种产业带来了重重压力。
这多少让人们感到费解,因为习近平的目的显得隐晦难辨;人们推测他认为邓小平的路线已不符合中国的现状,但又没看到他提出更行之有效的方式;不过这正是习布下的一个经济迷雾,在这道迷雾中,有一个三路并进的架构;而这个架构的第一层,就是青少年管理:
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强调,要加强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教育。他在一篇讲话中说,要:“引导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提醒他们:“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在领袖的指示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文化批判之风,政府针对“不良”“反动”和“低俗”信息进行全面整治;官方尤其指责娱乐行业,认为它们在荼毒青少年。国内媒体发布了一片文章:《警惕追星思维侵蚀主流价值观》,认为明星打造“偶像金身”,操控青少年精神。广电总局提出:“要抵制低俗之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
政府规定传媒平台下架所有存在“价值误区”的节目,并且为了“防沉迷”而屏蔽了境外游戏平台。习近平再次提出,抓思想要“从青年和娃娃抓起”,他要求学校恪守教育底线,不得宣传违背核心价值的思想。此外,为了给学生“减负”,政府向中国最传统的行业——课外补习下手。国务院发布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规定培训机构不得占用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同时这些机构不得上市,也不再进行审批;并且严禁加入境外课程,以及聘请外籍人士。
就此来看,习近平似乎是冲着孩子来的,因为课外教育和娱乐业有浸染中国意识形态之嫌;不过这场行业整顿也引出了习近平经济迷雾的第二层,——政府并不只是在整肃娱乐和教育,而是在对民企的全行业下死手;习的政策不是为了规范市场,而是打算推倒重来。
在最近几年的市场整顿下,有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对民企的打击往往和政治打击并轨;政府在几年间抓捕了数位“言行不审慎”的企业家,其中包括重庆的李怀庆,河北的孙大午,北京的耿潇男等,这些企业家都存在政治上的言论不当,并且为维权者和异议分子发声。
这再次反映出习近平最根本的顾虑,就是经济自由化可能催生民主变革;他上台后遭遇了不少反对之声,其中很多就来自于律师和企业家之流;他认为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样,都会让人产生政治诉求,而这也是西方输入资本主义的意图所在。在某种意义上,经济自由化是一种错误。需要纠正的是这种模式本身,而不是一两个企业家。习近平执政期间,以“非法经营”,“破坏生产”等罪名抓捕和剥夺营业许可的企业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分析,近几年被定罪的企业家中, 民营企业占比八成以上。
而对那些无法在政治上定罪的民企,习近平策动了一场行政风暴;他频繁出台法规,收紧企业的经营许可,加强生产流程审核;同时将税收和社保缴纳比率大幅上调,此外还在信贷上提高了他们的融资门槛;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规定私企要建立党支部,让他们养一批官方眼线去监控自己。
企业在这种整顿之下异常艰难,他们看出政府在刻意制造经营困境和流动性枯竭,而究其根本是为了对私营企业进行侵蚀和吞并;因为每当企业难以周转时,后面就会出现官方的影子。很多人或许记得 15,16 年的 P2P 的爆雷潮,中国曾出现大批金融难民;但人们并不知道很多 P2P 公司被政府做了清算接管,不过接管的只有资产,而不包括债务。
对习近平来说,他经济规划的第一,第二层不过是行政建制之上的顺势而为;而这个迷雾的第三层,则是一场权力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是那些财雄势大的金融寡头,它们披着私企的外衣,背后却盘踞着一帮政治权贵;他们垄断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并以此干预朝政。
这成为了习近平最大的执政阻力,他一直试图瓦解这些势力。而这个意图最早见诸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主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让所有制结构优化,但主要是提供一条兼并私企的方案。如中国联通这类业绩不堪的国企,通过混改方案让众多互联网公司入股,但在吸收了资金之后,联通公司仍被国资控制。
在这个风潮下,金融领域蔓延出一股白色恐怖;直至 2018 年,有不少签署了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被国资接收;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安邦和海航集团;海航旧股东的股权在一番清算后被“依法”清零,至于依据什么法律只字不提,只说是企业野蛮生长的结果,但中国的法律并没有关于“野蛮生长”的罪行。同时在 2019 年,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而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马化腾卸任腾讯的征信法人,腾讯的游戏和音乐都被要求释放版权,理由是反垄断。
习近平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逼迫企业出让股权。而且为了乘胜追击,他提出了“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这种颇为诡谲的论调;这种口号带有共产主义原教旨的气味,让他更方便把矛头对准私营企业。他用给全民画饼充饥的方式,代表着共产党第二次向资本家宣战。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2:“新国企”(国企 PLUS)
这番经济迷雾中的三层结构已经被揭开,但人们仍难分辨它们如何构成一个整体。这正是习近平的过人之处,他在摆布策略时总能让人一叶障目,而实际上他的每项举措都带有系统性的目的。如果追溯习近平执政的轨迹,会发现一个模糊的脉络,这条脉络贯穿着青少年教育,民企,和金融寡头;它们看似有不同的出处,但都是习近平经济规划中的要素。
这个目标可以追溯到“供给侧改革”,习近平当初宣称要消化过剩产能,并淘汰僵尸企业;但他没有让国企破产,反而通过增加原材料成本削弱了民企。而他近年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是最关键的一环,”共同富裕“表面是向富有的民企筹资,去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但习近平并没有给它们留下翻身的余地,他不惜让大公司市值缩水,也不在乎行业凋敝导致大规模失业,他似乎对一切都不畏惧。
显而易见,习有一项颠覆性的计划。其实把“共同富裕”这个词转化为“集中共产”就便于理解了,习近平在筹谋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是以打击私企的方式来扩充国企,以便让他全盘掌握经济资源;他要让国营经济回归,当然并非以计划经济的方式,而是创建一种经过优化和精简的“新国企”制度。
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扭转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但究其根本,却包含着习近平要简化社会结构的意愿;他一直不喜欢多元化,希望一切都服从于政治上的一元性;因为从他就任之初,就没有获得过太多认同,国际社会对他并不看好,国内也不认可他的能力。他在这种困顿的景况下执政了七八年,而恰逢 2019 年中国爆发瘟疫,政府因防疫政策失误而招致了全面的批评。
在这种声浪之下,习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他认为外国列强一旦找到机会就会对中国发难,因此中国一定要”全面独立“。然而他发现国家在经济上存在严重的对外依赖,因此在很多方面无法不仰人鼻息。而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爆发所带来的外交围堵,却刺激了他的决心,让他确信中国要提前政治独立;他提出了“双循环”的思路,将中国未来的经济定调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他打算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创造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可以自给自足的产业形态。
这个思路源自德国所提出的“工业 4.0 ”概念,工业 4.0 代表产业从电子化普及的第三级工业革命,跃升到信息化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的 4.0 阶段;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工业互联网”,其特点是制造业的智能升级。这个概念在中国被改造为“两化融合”,旨在让信息与工业两个进程相融合,将产业制造和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相整合,从而优化生产与供应。
在 2013 年,工信部发布了《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并由国务院提出了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 2025 》,李克强提出要把中国发展为了一个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 2025 ”并非“工业 4.0 ”这种科技革命,而是致力于制造业的转型。习近平把这种转型定义为国家向全民制造业过渡,他认为中国要自力更生,就务必要提振工业。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却并没有释放出应有的产能。他认为这是劳工结构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年轻人被多元的产业所分流,不去从事制造业,从而消解了产业集中的优势。
而这些多元产业便是所谓的”第三产业“;经济学认为第三产业能增加社会获取感,促进经济活力,但习近平却认为这些产业造成了劳动力的内耗,因为中国的第三产业没有出口优势;反而被西方用来(通过娱乐,金融,文化等)输入意识形态,加大了政府意识统战的成本。
这种产业模式带坏了中国的企业和劳工,让整个国家副业发展过重。而其中尤以教育培训业最无裨益,这个行业让年轻人接受西方教育,让他们学习外语,成为了留学生和移民人口的孵化器;不但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失,还带走了国家的外汇。
这对政府来说是双重损失,习近平毅然关闭了课外培训,并取消英语考试,就是为了阻断这个源头。而与此同时,公共教育也开始全面排除西方文化,甚至是鲁迅这类具有进步思想的文章也要剔除。这个举措是为了削弱素质教育,培养年轻人的劳工意识基础。
为配合这项经济规划,政府对传统学制进行了改革;教育部发布公告,在全国设立 12 个“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要求“不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这项改革将高中教育分为“普通高中+特色高中+职业高中”三类,并通过“中考”实行分流。
媒体称此举势在必行,因为中国正处于“从‘工业 3.0 ’向‘工业 4.0 ’转型的阶段,迭加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影响,容易导致制造业外迁”,因此急需“具备较高文化程度的高级技工”。而“职业高中,特色高中和职业本科教育”,将会是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同时也要让更多的应用型大学举办“职业本科教育”。
显然,习近平在为他的经济计划打造教育基础,他要让劳动力进入实体工厂,为财政创造更多的现金流。并且这种经济结构能创造充分的就业,让中国的失业人口被产业调配所安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应该是一个工农社会,并以公有制为特色;而其它冗余产业必须得到整肃。他认为创造第三产业的消费不如创造制造业的供给。在今后的中国,无论房产经纪人,游戏代码员,宠物饲养员,舞蹈老师,娱乐经纪人,或是自媒体和培训导师,都应该成为工厂的齿轮,投身于制造业和实体。
而从更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正陷入一场危局,债务累积和产业凋敝必将造成一场不可避免的萧条。常规手段已经很难奏效,习近平认为只有将产业国企化才能解决困局。简而言之,就是要像抓政治一样抓经济,把资源集中以便于“齐抓共管”。
他认为这并非计划经济的回归,而是国企的升级;而这场升级的终点,就是把国企再度合并为具有高级产业优势的“大型央企”。
这个合并的浪潮从 2015 年的南车北车合并开始,然后持续有 2016 年武钢和宝钢重组,17 年神华集团和国电电力合并,18 年两个中核公司合并,19 年保利集团和中丝集团,中国宝武和马钢,招商局和辽宁港合并;以及 20 年中国化工和中化集团这两个巨头合并。
国务院在 2020 年提出:“推动跨企业整合,并购困难企业,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其作用在于:“提高产业集中度,打造高质量示范企业,减少重复投资并优化产业链”。
在这种基调下,央企合并的趋势在逐年扩大,显然习近平要集中产业项目,并让这些企业成为新的经济骨干,去取代权贵手中的巨型公司。这能带来行业的优化,并改善国家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计划经济就仍然具有优势,凭借他的手段可以盘活那些僵尸企业。在“工业 4.0 ”的背景之下,唯有“新国企”才能具备制造业优势,足以抵御西方的竞争和冲击。
此时习近平的蓝图变得异常清晰,而新经济格局中的三个要素:劳工,产业,和资本,也逐一归位,并对应着之前的三个层面。——今日的青少年,就是未来的制造业劳工;对民企的兼并,就是创造产业集中;而对商业寡头的制裁,就是筹集新国企的资本。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3:“红色贵族”
从形式上看,“新国企”更像一种国家化的劳务派遣,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的混合模型。习近平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制造业国家,人民应该恢复工农阶级的本色,并学会尊重领袖。同时社会文化也需要一场变革,以彻底摒除西方的影响。
但这种构想更类似一个官僚化的工业乌托邦,即便习近平制裁互联网巨头,提出共同富裕,但没有显著的理由说明国家工厂的模式更优越。削弱其它行业去提高制造业的比重是反经济规律的,越发达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越低,而第三产业占比越高。此外经济多元化能抗击风险,即便是工业 4.0,也不代表各个行业的劳动力都要转型去做厂工。
“新国企”更像一种后现代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类似工农兵文化和西方科技潮流笼统的结合。其实很难说这到底是工业 4.0,还是希特勒对德国所规划的工业强国模式。工业国家化不太可能改善财政和就业,而更可能导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的内耗。
显然这个构想更多代表着习近平强烈的掌控欲,他的经济规划其实被他的政治目的所裹挟,透露出他对伊朗和朝鲜那种一元化政体的向往。但这类国家的产业导向单一,经济结构十分脆弱;而这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不具备现实性。
在如此多弊端下,人们不能理解习近平到底要如何变革;因为无论国家工厂多么先进,只要产业由政府支配,就会导致市场化不足和技术滞后。不过习近平的确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并不打算否认市场化,而是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主导。并且在这项经济规划中,他要创造的是“新一代国企”模式,要全面理解这种制度,就需要结合习近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红色基因”。
习近平不止一次在媒体上强调“红色传承”,并提出“红色基因“的说法。早在 2004 年,他就说:”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而在登基之后,习更加频繁地提到这一点。在视察军区和革命老区时他再三重申:“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并表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继承红色基因是习近平国家结构的核心,很多人以为他强调的是“红色文化”,实际上他强调的是“红色血脉”,也就是红色权贵的嫡系后代。他在中央党校干部培训班上说:“立志做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他在此表明的是,要建立一个牢固,忠诚,以及血脉纯正的红色贵族系统。
在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中,国家应该更彻底地掌控在红色子弟兵手里;这种掌控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也包括经济领域。习近平经济模式的最终构想,就是要打造一个绝对的二元结构。他一方面在国内扼制现代化教育,加强大众的制造业技能;而另一方面,他积极地让红色子弟去西方学习管理和技术,然后回国管理那些新型国企。
虽然在这种模式下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会降低,但企业将会由拥有高学历的红色后代们治理;习近平认为通过管理上的优化能解决市场化不足的问题,留学归来的官僚子弟们具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这能消除计划经济的劣势。在今后的企业中,无论是董事,CEO,研发总监,还是会计和各类高管,都将是红色家族的子女。这能无限拉开两个阶级的差距,塑造一种稳固的二元结构。《求是》杂志曾引用过习近平的一句话说:“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这种创造绝对阶级的想法,曾有一个节点,就是习提出“金融创新”的概念;他以这个口号鼓励国家在金融上大胆尝试,随之企业开始滥发金融产品,地方政府虚构项目融资,同时国家下发了很多花式金融牌照,催生各种借贷。这间接引发了两个事件,就是后来的 P2P 大面积违约,以及 2016 年股市崩溃。但这两个泡沫破灭后,资本仍在“新经济”的口号下创造更多的庞氏项目。
显然,习近平有意在经济上制造一种乱局,并以资本手段让有产阶级返贫;这不但可以消灭人们的政治诉求,而且赤贫阶级也更容易接受计划经济。习相信,只有让贫民永世不得翻身,并由血统纯正的红色后代管理,才能更好地维护红色江山。在这种模式下,官僚就是上层建筑,民众则充当生产资料。就像拿着皮鞭的监工督促苦力们去堆砌社会主义的金字塔,而习近平就是塔尖上的全知之眼。
突然爆发的疫情给了习近平实现这个事业的契机,他藉由防疫限制民众办护照出国。移民管理局表示:“对非必要非紧急事由,暂不签发护照”。——普通人无论留学还是因公出国,都变得更加艰难。此外政府在边境开始修建隔离电网,防止劳动力偷渡出逃。而就在政府严控民众出境的同时,美国领事馆外排起了长队,红色后代们通过特批手续,正在疯狂地奔赴海外。
在此刻,中国梦的轮廓逐渐清晰,习近平要以经济规划为支点,将偏离路线的社会主义回炉重铸。他培植的新一代权贵会重新执掌中国的经济,打造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制造业国家。“新国企”将创造一种绝对的红色垄断,将中国改造为理想的专制王国;而代价则是抹杀大众的价值和理想,让他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梦将会是一部分权贵的美梦,但却会成为全民的梦魇。
大国外政:第三世界和一代一路
由习近平的内政思路可以看出,他是个敢于破坏既有秩序的人。在上台的这几年间,他的见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尤其是他看到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已然成为了内政上的阻碍;这让他相信“政治独立”才是自己的出路,中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分立。
而且资本主义席卷后的中国,已经留下了一片经济残局;中国跟随西方奉行凯恩斯主义,二十年间不断地投资和发债,而这种模式现今已经面临瓶颈;财政刺激的效用正在缩小,投资收益在变低,而资产泡沫却过度高企。
一旦中国的发展停滞,资本定然会外流,并同时推高国内的通胀;中国在货币体量上早已超过了美国,但又无法像美国那样输出货币;习近平发现中国竟面临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处境,他甚至感到这是西方资本有意为之,让中国掉进他们所设计的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只有寻找一条外部出路,才能消化业已过剩的产能和货币。他看到西方在第三世界的投入薄弱,便认为这将是中国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设计了一代一路和亚投行的计划。
这个政策的主旨是向落后地区提供基建援助和贷款,并增进双边贸易。习近平打算创建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并由中国牵头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给一代一路的参与国提供金融支持;亚投行不但能服务于基建投资,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为中国创造更多的经贸关系。而一代一路和亚投行更深远的目的,是组建一个分立于西方的联盟;习近平将在这个联盟内推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让那些没有受到西方眷顾的第三世界去分担中国的产能和通胀。
客观地说,这是习近平最出色的一个构想。中国从古至今都固守一隅,偏向保守,即便邓小平时代也是如此;而习近平以经贸合作的方式去牵头第三世界,可以开辟一个全新而独立的经济领域。这可以减少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并为双方的贸易冲突制造一层缓冲;而且一代一路还有一个附带效应,就是通过基建计划在沿线国家获取军事战备便利,从而扩充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可以说,一代一路比那些虚浮的概念,如“文化自信”,“全民小康”等更有意义,因为它具备宏观战略性;而这是基于习近平对国际关系的态度;他几乎是邓小平之后与西方共识最少的一个领袖,他很排斥他们用人权武器对中国进行政治干预。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评论西方的态度是:“吃饱了没事干”。
因此习近平希望创造一种全面的政治独立,以摒除西方的影响;他很自然地想到要拉拢第三世界,就如当年的苏联一样。但习近平显然认为自己比苏联领导人更成熟,因为他创造的是一个以经济主导的同盟,就类似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他打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作的那样,以经济协作建立政治互惠。如果一代一路成功,那么中国将获得当年美国那样的影响力,甚至会让世界出现东升西降的景象。
显然一代一路是一盘复合性的棋局,但作为一项经济计划,其核心就是条款的可履行性;然而第三世界却担心习近平的债务援助会绑架他们的经济,因此举棋不定。而且一代一路的国家大多政治不稳定,其中有些还处于主权争夺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信用向来很低;他们起初并不拒绝来自中国援助和贷款,但在中方投资以后,就以各种手段来规避责任;他们指责中国干扰内政,或是在非洲输出劳动力,以及用贷款给他们带来债务陷阱。
一代一路从一些细枝末节的摩擦开始,到后来很多国家开始集体违约,更有甚者把权属中国的项目收归国有。而且人民币国际化还遭遇了一个荒诞现象,就是有些国家在拿到人民币后转手就换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成了空头承诺。
习近平发现,这些国家竟抱着超限战的思路来应对自己;他们不过是在一代一路上揩油,而漠视中国所主张的经济同盟。尽管习近平努力地打点一代一路,但这个项目面临的冲突太多;且不论西方是否会对这个计划采取反制,单单是那些第三世界参与国就存在很大的倒账风险;同时丝绸之路上还盘踞着中国的宿敌印度等,他们也不可能坐视习近平在地缘上扩张。
不过习近平仍做了很多尝试,他积极地参与各种贸易同盟,希望创造多边关系。比如他加入了东盟的 RCEP《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便 RCEP 的参与国大多是贸易保护国家,也不能给中国带来顺差;但习近平想借此销售他的丝绸之路;他试图把更多国家拉入自己的版图,甚至搁置了争议去拉拢印度。
为配套一代一路,习近平还创造了一个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基调下,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价值观,同时招收第三世界青年来留学,这些学生不用考试,享有政府的生活关照,并且学费由国家倒贴。此外习近平用赠与和捐助的方式给非洲人民派发福利,同时还免除了一些国家的债务。但这让他的政策看起来更像新时代的金元外交,而不是新时代的马歇尔计划。
大国外政:瘟疫和民族主义
在外交上,人们很容易把习近平和毛泽东相比较;两人的政策都是联合第三世界抵御西方。虽然习近平比毛泽东还是要务实一些,但两人最大的相似点都是不单纯考虑经济的得失,而更关注政治利益。
而且独裁国家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是基于领导人的气质和秉性;从一开始,共产党的很多高层就比较排斥西方,而在这些高层中,习近平又是尤其古板的一个;他身上的体制气息很浓厚,这种风格在国际社会并不讨好;比之以往的中国领袖,西方对他的认同度尤其低。
这让他更愿意在外交上寻求一种舒适感,而不是去与不同的体制相磨合。比起西方带来的经济利益,他更倾向于亚非拉那些“穷朋友”给他带来的政治拥护。这种个人主见和他的政治目标相混同,以至于在无形中影响着他的对外决策。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在开放的二三十年间和国际社会积累了无数矛盾,而这些矛盾通过政治交班的方式转给了习近平;这些问题会在一个经济周期结束之后集中爆发,而这个时间点恰恰截止在习近平任内。首先中国加入 WTO 所申请的十五年保护期截止,但并未按协议开放市场,这让西方感到受了蒙骗。同时中国在贸易中一直被指责出口管制和倾销式竞争,并通过入股的方式窃取外资技术。
从习近平的态度来看,他并不打算理会这些争议;中国本就没有准备成为开放的市场,况且他还认为经济自由化会带来政治演变。而且习近平对西方政要和中国权贵的勾结颇有芥蒂,所以他非但不会开放中国,反而加强了经济上的封闭。
而西方也对 WTO 低效的仲裁失去了耐性,奥巴马在第二个执政期开始加入 TPP(跨太平洋合作协议),联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中国进行贸易隔离。不过川普上台就废弃了这个协议,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缓和空间。但川普批评中国进行贸易补贴,并侵犯知识产权;以及用各种手段为伊朗纾困,导致美国的封锁失效;这最终引发了 2018 年的贸易制裁。
面对美国提升的出口关税,中国只能加强补贴,同时也代表着开启一段经济冷战。而恰逢此时湖北爆发了冠状病毒并波及全世界;虽然这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但国内外的舆论都责怪政府处置不当,并归结为习近平执政责任;这引发了他的恐慌,也激起了他寸步不让的态度;他打算用政治手段去化解这场公关危机。——他煽动民族气焰,宣称是因为中国变得强大,帝国主义才借机发难,而此时人民更应该团结在领袖周围。同时政府的对外口径也彻底变调,外交部拿出强硬的姿态,开始与世界针锋相对,而网评员也大举出动,四处展开谩骂和攻击。
在这种气氛下,媒体宣称韬光养晦已不适用于当下,中国要崛起,就要打赢与帝国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限于西方,也包括那些坐等中国衰落的国家。习近平试图让人民相信,正是由于民族伟大复兴在即,才招致了世界对中国的敌意。
这是一场气急败坏的民族主义,习近平与世界的对抗更像一种义气之争;中国外交部很多时候不是在辩论,而是在逞口舌之快。习所面临的处境并没有邓小平当年那么艰难,但他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攻击性。
其实这种激烈的反应来自于习近平个人的危机感;——自他执政以来,国内经济在衰退,外部矛盾在增多;他本就面临很多质疑,认为他不适合领导国家;而瘟疫的爆发更成为他执政危机的风口,世界指责中国在疫情处理上失职,并要求对病毒溯源,这让习近平感受到空前的威胁。
他希望尽快撇清责任,把斗争的对象转移,因此采用了民族主义作为武器。——外交部在国际上放风说疫情来自美国,又有媒体说来自意大利,法国等;政府不断在民间释放国际阴谋论,最后干脆把焦点转移到共济会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 ,而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清除全球 50% 的人类,投毒只是他们的第一步。
这种策略引发了世界强烈的反应,大家没想到习近平如此无理取闹。而习近平也放弃了协商的打算,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理想,境内外势力会趁机让自己大权旁落,因此他务必要采取主动。所以他感受到的威胁越大,中国对外展示的锋芒越强。习近平不断推高民族情绪,宣扬中华民族危亡的论调,并在军事上对台湾展开新一轮的威胁;他派遣军舰和战斗机巡航,营造出武力攻台的气氛;同时也将这种军事活动扩大到南海,他以一种高调的姿态宣示着中国的主权。
人们看出,习近平为了维护权威,不在乎赌上国运;即便面对全世界,也要背水一战。国外媒体宣称他已“ Showdown ”,而这种四面出击的方式激怒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并让民主世界嗅到了体制性竞争的意味;他本想用对外示强来解决自己的危机,但却让世界达成了不退让的共识,并打算在经济上弱化中国。
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就清楚体制性竞争的危害,所以才要国家韬光养晦;但习近平再次激起了西方的敌意;起初还有一些国家的态度模棱两可,并试图向共产党释放善意;但习近平担忧他们包藏祸心,意图与党内的高层暗通款曲。他打算在危机解除之前维持斗争态势,因此在宣传上显得越发促狭而好斗。
然而这种举动让世界重新团结起来;——西方和亚太有意重建经贸关系,台湾,美国,日本和欧洲召开了会谈,讨论“重组供应链”;中国所大力宣传的“中欧贸易论坛”被黯然取消,但曾经被川普否决的 TPP 已经蜕变为新版本的 CPTPP 协议,那些对中国制造业具有替代性的国家都被纳入了这个协定中。
而在军事上,亚太和欧美开始制定共同防御协议,以便在地缘上遏制中国。并且为了应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世界再度掀起了军事演习和扩充军备的潮流。而这一切,都将中国和世界推向了他们一直在避免的制度性竞争。
这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恶劣的外交时期,为突破困境,习近平不断渲染外部威胁,并告诉人民:“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并且“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
不过这更像一出伪民粹,习近平虽然宣扬民族斗争,却小心翼翼地看顾着这团火焰;媒体不断地煽动群众,但从不让这股狂热落到实处;人们感觉在和虚无的对象作斗争,就好比不停地给爱国愤青喂春药,但他们又没有性伴侣,只是在凭空透支身体。
因为习近平并不是一个政治强人,至少与莫迪和普京相比,他的强硬更像一种伪装。习近平对民主国家不依不饶,但对俄罗斯,印度等国却保持着低姿态;俄国曾和越南宣布在南海开采石油,中国媒体就异常安静;印度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后,亚投行随即就发放了贷款。——习近平在推动斗争外交的同时,却异常怀柔地对待着周边真正的威胁。
大棋局:二次集权
其实仅就政治角度来说,习近平很擅长策略,同时行事也具有系统性;不过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以至于在目标选择和执行方式上容易架空现实。这终究会让他的执政之路无以为继;因为共产党还希望更长久地执政,而他显然缩短了这个过程。
不过习近平认为自己之所以诸般不顺,是因为对权力的集中度不够;党内还有很多派系在掣肘他,导致政治意见不统一。因此他要重建组织纪律,推动一场集体领导向个人集权的二次过渡,他认为毛泽东式的专制再加上自己的经济规划,一定能让共产党焕发新生。
但他平素的表现太差强人意,恐怕很难得到支持;所以他借疫情之机来营造民族危机,从而换取执政合法性;尽管这种态度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孤立,但习近平认为这是因为世界还没有看清自己的决心,因此他需要放手一搏。而在他对外示威的过程中,早已选定了一个定点打击的对象,就是南半球的澳洲;——澳洲是五眼联盟成员国,一直伙同美国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同时还在太平洋上遏制中国的扩张;而且这个国家带头抵制华为网络,并提出要调查新冠疫情的源头。
习近平认为澳洲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很高,却如此不会察言观色,正应该拿来祭旗。他限制了澳洲多项产品上的出口,将他们的货轮阻留在港口之外,并征收反倾销税。他认为这种全方位的打击将重创澳洲经济,并给世界带来示范效应;而这最终能让他挟中国市场以令诸国。
不过澳洲得到了美国和日本的支持,而后欧盟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同时这些国家与澳洲一起加快推行 TPTPP 区域同盟,以寻求更稳定的经贸关系;并且伴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澳洲还弥补了出口缩减的损失。——习近平再次犯了主观性的错误,低估了民主国家的尊严。澳洲强硬的态度让他感到为难,因为中国抵制能源进口,导致自己出现了能源紧张;而且由于撕破脸,只能以更高的价格在他国购买替代品,而这些产品恰恰是澳洲出口的。
人们看到习近平所期望的胜利没有出现,中国的经济运转却出现了恶化的征兆。而就在这个档口,和中国竞争的国家却开始抢占市场,印度以关税去排挤中国的产业链,让资本流向自己;而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则开始接收世界的贸易订单,逐渐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习近平始终忘记了一点,就是中国的产业是可以被替代的,他的态度加强了世界重组供应链的决心。
其实世界对中国一直很难割舍,因为这里有成熟的产业链和市场;尤其是美国一直在细心呵护中国,因为他们在这段关系中付出了很多。——共产党在国际上获得的很多胜利,如镇压学潮后被西方接纳,在 WTO 中的最惠国待遇,产业发展中的技术支持,大都是美国扶持的;但这种关照却正好让习近平用来实施政治讹诈,要求西方不但在贸易层面,而且在人权等问题上都要做出让步。
这让外界发现与习近平很难沟通,因为他总在改变既有的框架,并不断压缩协商空间;习近平曾一度向美国示好,承诺购买商品和粮食,但临到后来却取消了订单;中国在联合国许诺参与公益性的国际协作,但最终却把这些问题掺入到政治论议中。外界逐渐失去耐性,认为习近平反复无常;他老是牵扯出毫不相干的议题,把不同的谈判筹码搅和在一起。
而习近平也看出西方有意疏远他个人,并鼓动党内替换他;这让他很紧张,因此更不能做出让步。他打算先稳住权力,再去修缮外部关系。他认为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市场和供应体系,就好比邓小平当年面临更严峻的围堵,但一俟政局稳定,民主国家立马就簇拥而至。习近平相信,西方对人权的指责不过是惺惺作态;只要他能顺利连任,并通过“新国企”重振经济,世界就一定会回心转意,而他也能获得所期望的“政治独立”。
因此他时不时地向外界传达一种信息,表示他无意破坏国际秩序。但西方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们看出习近平言不由衷,在巩固权威后必定会进一步破坏规则,所以世界的不妥协态度变得愈发坚决。
这样的反应让习近平很难下台,他已经失去了战略优势,让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变弱。而且如果西方不屈服,自己的集权就没有说服力。被赶下台的威胁再次笼罩他,他决定就算和世界脱钩,也要维护权力不倒。他加强宣扬大国崛起和双循环,同时以军事上的强势姿态来弥补外交上的失利;他不但让军舰驶入台海和南海,甚至表示要深入太平洋以威慑美国本土。但这导致了周边国家的危机感,他们开始声援台湾,并在各个领域抵制中国。
可以说习近平的所有计划都不遂他所愿,但他认为坚持下去西方一定会妥协。不过党内担心无止境的外交对抗会耗尽国力,并引发真正的国际冲突;因为不止西方,就连越南,菲律宾,日本等亚太国家,都表现得更加强硬;而印度和中国的冲突更是达到了毛泽东时期以来的高点。
大棋局:计划生育和芯片大跃进
其实习近平政治上的诸多失败,是因为他的想法欠缺实证基础。而且他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尊严,已经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深渊。虽然他把个人目的裹上家国民族的外衣,并且把自己的政治构思包装得十分新颖;但他不顾一切地集权,已经严重损害了集体利益。
而且客观地说,习近平运气也不好,他就任时正逢经济周期的转折点,中国开始进入衰退;他执政这十年,国家债务和货币发行都呈爆炸性增长,但财政刺激的边际效用却在变小。他设计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如一代一路和技术升级,但前者阻难重重,后者因贸易战而被搁浅。同时在出口上,中国面临着后起之秀如越南和印度的竞争。显然国家在宏观上迎来了一个下降节点,这很大程度是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决定的,而并非习近平个人所导致。
但中国的某些政策却加剧了下行的态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生育;——中国的出生人口在 60 年代达到高峰,这一代人正好是前二三十年的劳动主力。而此后计划生育持续了几十年,让中国的人口结构头重脚轻;在习近平执政时,出生率最高的那一代人正好步入老年,进入拿养老金的行列。政府急忙开始取缔计划生育,但社会成本的攀升又阻碍了生育率。
这种趋势不会在短期发作,但它的效应会逐年递延。老人比重的增加会加大财政负担,青年的减少会让经济活力下降。而且国家还不能指望消费,虽然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但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很低;这不仅对于西方而言,和印度越南这些国家相比也偏低。
习近平在任期内连续开放了二胎和三胎,但这种生育政策是画饼充饥。年轻人很恐惧,一方面是社会福利没有改善,另一方面还因为政府对内盘剥的力度在加强;——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很激进,他一方面要扩大国际战略,一方面还要发展国营经济;而这让中国面临收支上的双向负荷。对此习近平只能目光四顾,明偷暗抢;——他将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划归了中央,并增加了房地产税种;他提高了企业行政收费和社保缴纳基数,并延迟退休;此外他督促上千万党员补缴党费,同时降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福利和奖金。
但这些手段并不足以抹平财政开支,政府唯有全力扩大表外负债,并尽可能地向下刮地皮;近年来,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和电商被要求补交税费,高收入者被要求重新计算所得税;此外海关加强清查海淘,在商品入境时抽水;而地方政府也上下其手,增加各个行业的行政审批项目;同时司法部门增加了罚款种类,例如通过整顿市容来禁摩限电等。
为度过困境,习近平穷尽了各种方式去搜刮社会;人们只要听闻发改委开听证会,就明白有商品会涨价。习近平不断地测试民众的压力,权衡中国人在基础生存需求之外还有多少可榨取空间;他把通胀维持在民众苦苦支撑的边缘,导致人们的生存欲望降低。——在资本和政府的双重盘剥下,新一代年轻人会选择主动失业,不去为政府创造税收;并且无论开放几胎,一些人都不再愿意为共产党生育后代。
但习近平坚信权力能支配经济运转,他要全国陪他共度难关;因为举国体制正是共产主义的优势,全民动员一定能创造奇迹;例如他看到人口失衡,就要求社会多生育;美国封锁技术出口,政府就投入数万亿去研发芯片。
不过这将中国带回了大跃进那种浮夸的时代;——就在华为芯片断供的当晚,媒体铺天盖地传出中国芯片面世的消息,仿佛一夜之间各种技术屏障被连番突破,芯片行业出现了一大片卫星田;中国再度涌现赶英超美的气氛,而骗补贴的企业也蜂拥而至,资源垄断造成了习近平的芯片基金被瓜分。在推动技术进步上,政治远没有市场化有效。但习近平认为国家当年可以举全国之力造原子弹,他就能以同样的动员能力去造芯片。
但这种运动式的治国终究脱离现实;习近平创造的概念很多,但从没有一个顺利实现;他过于好大喜功,一门心思只想弯道超车;无论一代一路,南海造岛礁,或是芯片大跃进,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冒险主义。这导致改革开放累积的财富迅速挥霍,这种大手笔不免让党内人士感到心惊肉跳,担心未来的中国会在资源进口上面临外汇紧张。(本文作者:方舟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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