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千秋功罪之我见

　　“客观评价习近平”因网络作者“方舟与中国”的4万字长文（以下简称“方文”）现在中国已成为高危话题，很多人的微信号和微信群都因转发或讨论该文而被秒封。如果习近平真像党国宣传机器吹嘘标榜的“人民领袖”、拥有四个自信、立下如此丰功伟绩的话，那么就不应当害怕人民对其评说。

　　客观评价任何政治人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评价习近平更是难之又难，因为涉及这位一党专政独裁者所有信息包括其家人的信息都是国家绝密。被莫须有指控泄露习近平家人信息的恶俗维基案的所谓主犯牛腾宇被判处14年重刑就是杀鸡儆猴的典范，让人不敢对习近平“说三道四”。但无论如何我们首先应当尽量秉持客观态度，不带感情、冷静地、心平气和地，摈除个人偏见、站在中立立场、实事求是地评价习近平。当然，我们评价习近平并非要对其盖棺定论（他的盖棺定论自有历史作出），而是希望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人以及他要把中国和世界引向何处？方文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

　　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篇体制内反习力量组织的重磅文章，因为文章中有些如毛泽东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长基本常识错误，但作者很用心观察习近平和中国政经局势，对其个人心理及其上台以来所作所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从中共对此文封杀的严厉程度，说明它击中了习近平的要害。

　　当然，评说习近平的功过我们应当有客观标准，有事实的认定。 这个客观的标准就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糟了？世界是更和平了还是更危险了？有什么数据支持, 这些数据来源是否可靠可信？但是，由于一党专制下的中国严厉控制所有信息，打压党内外一切不同意见，实行立体化全社会监控，又豢养了大批的御用文人和土、洋五毛，任何数据和民调都难以令人相信。但是有些东西是硬性的、支持和反对习近平双方都承认的事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事实客观评价习近平。

　　让我也从习近平作为新晋领袖谈起，方文称人们在习上台时对于他不甚了解，中国民间对其寄予厚望，这个说法又对又不对。其实从2007年党内高层400多人民意测验、习近平以高票击败李克强而被立为“王储”之后，不仅中国整个西方世界都对他十分关注，西方媒体把习捧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对他改革中国政治制度抱有热切的期待；尽管习在2009年2月访问墨西哥时对华人脱稿讲话时尖刻地用市井语言咒骂“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中国的“事情指手划脚”，但西方对习高度期待的热度并未降温。

　　我本人也曾属于对习近平抱有极大希望的一类人。我认为陷于对习的认识误区有几个原因：第一，对习仲勋的好感和肯定。习仲勋受到毛泽东和康生的迫害，是党内极左路线的受害者，行事低调务实，与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关系良好，在中国改革开放中起了核心作用，在体制内属于反左的开明派。老习在六四问题上的态度众说纷纭，但邓小平在1990年就令其从担任不久的人大副委员长职位退下，说明他和邓并不完全同心同德。我1980年代初期在外交学院读研期间，习的一个姐姐也在那里进修，她为人处事低调，大家对习家家风口碑甚好，外交学院许多事情都是老习帮助解决的；笔者还多次听达赖喇嘛尊者谈其和习仲勋的友谊，不自觉地爱屋及乌。第二，以为习近平文革中家庭和本人受迫害，对体制如其父一样有所反思；他在沿海地区任职期间，虽无大建树，但也积极引进外资、支持民营企业等，展现了稳健务实的执政才能，他执掌中共或许可使党国向良性方向转型。第三是习近平深藏不露，一直以老实忠厚的形象面世，在人前总把自己说成“听喝”的，韬光养晦功夫之深非常人所及；据知情人透露，不仅外界误读习近平，连他的家人亲友对其上台后的所作所为都颇感惊诧。

　　不过，我觉得方文对习的画像稍欠精准。方认为习近平的自卑是其阿喀琉斯之踵，但我以为他具有双重或多重人格，一方面自卑，一方面自负自大。对他的人格分析不宜简单化。我在即将出版的拙著《中国威胁》一书对他成长过程和性格做了一些分析，主要看法如下：

　　习近平的自卑和不安全感首先来自1962年毛泽东和康生把习仲勋打成反党集团头头进行的整肃，虽然老习最后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习家在东城区的住房待遇等并没有大的变化，习家孩子仍然就读于八一学校，但父亲被指令单独在党校居住学习、后又下放到苏联援建的国家重点项目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肯定对9-12岁的小习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共体制就是基于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出身不好和犯了所谓各种错误的党内家庭子女在等级森严、讲血统的体制中都会受歧视，普遍存在自卑感，要夹着尾巴做人。但那时几乎不会有人敢怪罪于毛泽东和体制，顶多认为毛是英明的，只不过中央出了坏人而已。他自卑的第二个源头是文革1968年期间挨中央党校造反派整和1969到1970年期间因“流窜”回城被关押劳改的羞辱。第三个源头是习的工农兵大学生身份。习被推荐进入清华化工系学习期间，通过全国高考进校的77、78级学生已经入学，当时77、78级学生看不起75、76级的工农兵学员，双方矛盾很深，我所在学校曾发生工农兵学员和77、78级学生多次打斗事件。尽管习后来在福建出任省长期间读了清华在职研究生，拿到博士学位，但这仍不能洗刷掉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反而被人质疑博士论文的粗制滥造及由他人捉刀代笔等问题。

　　习此方面的自卑和毛泽东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差颇为相似，因此导致他多次放话吹嘘自己读书广博，在讲话中学毛引经据典炫耀博学多才来掩盖自卑。但是，我不同意方文所说习近平读书不多的说法，以及以习近平读错字定论他文化程度低。从我接触到的资料来看，习近平从年轻时就是个喜欢读书和思考的人，他读了大量的书籍应当是事实。因为文革的关系，他像他那一代人一样受的教育是残缺的，基础打得不扎实，因此读书或许不系统，也未受过完备的科学训练，但不能由此判断他的文化程度和才能。据知情人透露，习近平喜读清史，独爱雍正，如属实，说明习和毛一样是中国帝王驭人术和宫廷权术的忠实学生，工于谋略。

　　从一些知情人和习本人的回忆中以及运用逻辑分析，我觉得习近平少年时期家庭和个人的遭遇反而驱使习强化了自己红色基因，他高调宣扬父亲习仲勋21岁就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等英雄业绩，并通过自己激进的革命行动来竭力证明自己红色血统的纯正和优越，以便重被太子党圈子接纳和回到中共权力中心。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创建的陕甘根据地很大程度拯救了中共这一事实也让他有资本来为父亲和自己辩解，并由此产生傲慢自负心态，也同时助长了他从上台后的救党情结和正式发动传承好红色基因来保证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政治运动。

　　习近平很可能在文革之初参加了红卫兵运动来证明自己最革命、最紧跟毛，甚至可能是联动成员。有人会说习是黑帮子弟不可能参加红卫兵，这一说法不准确，如前所述，习仲勋属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党的高级干部，直到1967年1月才被西安红卫兵当黑帮揪回陕西批斗，而八一学校是红卫兵主要发源地之一，这些被称为老红兵的初中生都是中共高干子弟，自认为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他们属于红五类子弟，对毛泽东的文革号召最为狂热，行动最暴力，在1966年所谓“红八月”期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利用他们之后，按计划把矛头对准了他们的父辈，老红卫兵为保卫家庭和自己，成立联动，公开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八一学校作为联动的最后堡垒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在1967年1月下令铲平，学生被遣散，大量老红卫兵被抓，包括和习近平一起到延川文安驿插队的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的两个儿子雷榕生、雷平生。习近平的语文老师陈秋影曾回忆习在武斗兴起时被学校一个造反派体育老师欺负，但这似乎应当是习仲勋被揪回陕西、八一学校的造反派和老红卫兵之间矛盾激化之后发生的事情。然而，习近平在这个阶段的活动一直是一个谜，未见任何资料，他本人对此讳莫如深，从未谈及，令人生疑。

　　可以肯定习近平是老红卫兵一员。据围棋冠军聂卫平回忆，习近平在八一学校解散后分到25中与聂同学，习和校外的老红卫兵联系很多，在习的影响下聂从逍遥派“感情明显地转向老红卫兵”，并在1968年由习带去参加老红卫兵打群架，差点丧命。或许习同年在党校被造反派整与他参与老红卫兵打派仗、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活动有关。据习自述，他挨整是因为他和党校造反派对着干，得罪了他们，造反派把党校发生的所有坏事都算在习头上，习还认为是康生老婆曹轶欧背后指使的。从其自述看，造反派除了威胁把他送派出所和少管所之外也没有对他怎样。党校把习的“不良行为”写入了其档案，但这些材料被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时发展的“死党”– 公社团干、知青主管刘明升烧毁了，所以我们无从知道习近平到底在1968年干了什么，听到的仅仅是他个人的一面之词。

　　习近平在十几岁就能把比自己年龄大不少的上级官员搞定，不惜冒极大风险帮助他，而且不是一个刘明升，还有多次推荐他入党提干、调他去搞整队工作的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公社党委成员杨世忠、书记白光兴，以及最终批准他入党的县委书记申昜等人，说明他是个外粗内细，颇有手腕、善于搞关系、拉帮结派的人。虽然那时每个插队知青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拉关系走后门，通过入团、入党、当干部、招工、上大学回城，能像习近平这样进入清华是非常罕见的。其中有习仲勋庇荫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凭他个人魅力和努力、交际和钻营手腕。

　　我觉得习近平在梁家河经历很大程度决定了他后来的执政风格。我们不必考证他是否真的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干过这活的人心里都明白，但有几件事可以看出习的性格及其行事。从他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叛逆心态和行为即便在当时也属非常不正常，绝大多数知青不敢这样做：所有知青都上工干活就习近平一人胆敢抗拒，勉强上工也是吊儿郎当地干活，偷奸耍滑，下乡三个月就倒流回城。在其他地方，习近平这样的知青一定是批斗的主要对象，但他居然毫发无伤，颇令人称奇。这样拧着干的反潮流精神和胆大妄为行为只有自信自已具有红色基因的少数联动老红卫兵才具备，这恐怕是习性格和思想的底蕴。习近平因流窜回城被关押劳教长达半年以上，最终在大姨齐云和姨夫魏震五的劝说下“改邪归正”，回到梁家河走上在体制内往上爬的正道。习近平的红色基因从也表现出的爱憎分明阶级立场得到表达。任何到他窑洞来访的当地老乡先要被问出身，黑五类马上被轰出，要饭者也被赶走，只有贫下中农出身的人才能被允许进屋。

　　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支书一年多就被推荐上了清华，无论后来中共宣传如何吹嘘，一年实际上做不了什么。其主要政绩是所谓梁家河沼气化，我认为这是个典型的习近平式面子工程。其背景是周恩来陪外宾去延安访问，看到共产党执政后老根据地人民生活仍然很苦，要求北京等地援助延安，帮助其脱贫，并提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目标。习在援陕的北京干部支持下，入川学办沼气，把梁家河纳入延川大办沼气试点村之一，明显是要借机创造政绩为其上大学搭一块跳板。沼气一出气马上派刘明升第一时间去公社报喜，号称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很可能是和习一起去四川学习的黑荫贵主持的官庄村先搞成，杨世忠回忆称是全县第一口），后又吹嘘梁家河实现了沼气化，解决了农民照明、做饭、取暖问题，此举一下就把习近平抬上了天，不仅省现场会在梁家河召开，习被选为县、地区先进知青和学大寨典型、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等，并很快就被推荐进了清华。我过去也在知青场办过沼气，知道沼气热的底细。沼气是很难持续的，池子质量要求高、造价贵、产气原料讲究、还得定期人工搅拌，出料进料费工费力，北方的气温低，气产也低，做饭都难，不要说取暖。我敢打赌被热捧的习近平沼气池早已在梁家河绝迹，他的沼气工程是文革时期典型的假大空炒作，和他的一带一路等项目差不多，头脑一热就上马，打着为民的旗号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习近平不甘人下、要担当大任、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帝王梦很早就有显现。清华化工系毕业本来应当去化工厂当技术员，但他利用父亲的关系，直接去给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耿飚当秘书。82年又利用中共推进新老干部交替、实施干部队伍“四化”、提拔年轻干部之机，脱军装去河北正定当县委副书记，此后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足见他的远谋深算。

　　中共官方用造神的语言宣扬习近平的“丰功伟绩”，把他说成是一位神人：信念坚定又行动果敢、思想深刻又情怀深厚、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把握大局又敏于掌控变局、奋斗不止又有强大自制力、谦逊平和又无所畏惧。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习的历史地位下了定论：带领中共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又启动了民族全面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计划。这些学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东施效颦搞法比较拙劣，基本上没有创意。

　　从习近平的统治风格来看，他似乎在刻意模仿毛泽东和雍正。毛泽东的阴谋阳谋及其邪恶驭人术有目共睹，史学家李国祁对雍正的评价是，为人精明刻薄，厉行君主集权，严抑宗室，以严厉手段整饬吏治，密设缇骑侦伺内外百官，施小恩废贱民许其入籍为良，对士大夫思想控制极严，屡兴文字狱，诛杀大臣，连年羹尧一类功高者也难逃一死。把这个评语放在习近平身上也很贴切。

　　习近平自认为和前几任领袖不一样，他是党内民意选出来的，获得了统治党、国家和人民的授权。中共统治的最大困境就是其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力来源问题，最高领导的权威一代不如一代，毛泽东的“打天下坐天下”的帝王功业和权威无人敢挑战，第二代的邓小平的权威因为三次被打倒而动摇，江泽民和胡锦涛能力平庸，无权威可言，习近平更是无名之辈，所以要通过四百名党内高层的选票来给习近平树立威信和合法性。因为这个所谓“民主选举”全过程仍然是黑箱操作，不能让人信服。习近平深谙体制这一套，他知道必须立威、舆论宣传和集权来站稳脚跟，通过救党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叙事来建功立业，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执政合法性。

　　习近平上台后马上打出了两大杀威棒，一是反腐，二是意识形态管控。习近平下令发动的“打虎拍蝇猎狐”反腐运动是国内外评论得比较多他的主要“丰功伟绩”，被习粉认为“救了党”的重大举措。虽然反腐倡廉从邓小平时代就在提，十七大将它当作党建的重要任务，但只到习近平上台后才大刀阔斧地展开。2012年11月以来，已有近440万人被查，400多万党员因此受到处分，包括数百名省部级官员。不管习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这一措施至少在表面上暂时刹住了系统性贪腐的势头，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应当予以肯定。但是，在系统性腐败的社会里，这个比例仍然很小，只占党员总数的不到5%，且有明显的选择性，并未从根本上剪除腐败的体制根源 — 中共绝对的、无制衡的权力。这个问题不解决，盗窃国家财产和收刮民脂民膏的贪腐之徒只会暂时收手或更诡秘地行事。此外，利用反腐排除异己、压制体制内不同意见也是显而易见的。有知情人告诉我，中办曾派人到批评习近平的人家中，声称不停止发声就要查账；建言习中央改变新疆政策的高官被戴上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帽子，并以反腐为名进行惩治。

　　自从陈云80年代初提出中共腐败之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到习上台的30年内，中共政权不是越来越清廉而是越来越腐败，但中共并未因此真正出现亡党亡国的危机，因为贪官、人民、社会和体制已经形成一套潜规则应对，达成了新的平衡状态。习近平制造了这一危机主要还是为自己立威、以便绑架掌控体制。他模仿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把反腐抬到中共自我革命的高度，所谓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解决方案。其后果是体制内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他们利用不作为、躺平来软抵制。习实际上为自己和体制制造出一个新危机。

　　我觉得意识形态失控的危机也是习近平一手制造的。的确，胡锦涛是个弱势的领导人，没有习近平的红色基因，政治管控相对宽松一些，当时公民社会较为活跃，群体事件层出。但和中共强大的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钱袋子比起来微不足道。习要通过打压言论来完全掌控全党全军全国的话语权，并由此证明他红色基因的纯正和优越。和前两位领导人相比，习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切肤之痛地认识，毛泽东著名的指示 —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 就是针对他老爸说的。这是为什么他打击网络大V、大兴文字狱、关押709律师，关闭教培业、一步步控制人民思想的原因。然而，马列毛理论的贫困也导致习意识形态的贫困，尽管用了许多华丽的新词汇，习思想走的是毛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实用主义老套路，没有新意，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不难得出这个结论。而打压言论、信息监控、思想控制普遍让大多数人民不满是不争的事实。最近一份由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对习近平政策持有不同看法也证明了这一点。

　　习近平的精准扶贫、建成小康社会的功绩也是中共当局大力吹嘘的。中国历代帝王都曾以民生为由头、施小恩小惠来笼络人心，习近平在梁家河办沼气也从中受惠。习上台后右手打压、左手施恩，恩威并施。精准扶贫是其施恩的主要手段。当局称中国所有贫困人口 – 9899万人目前已经脱贫。贫困人口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倍，达12588元。因为中国的数据时常根据政治需求造假，又不允许独立核实调查，很难判断中国贫困人口实际的生活状况。从总体上看，我个人觉得这样政治运动式的扶贫虽然不会从根本解决问题，但多少会对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统治者施恩的目的是让被统治者感恩，对其效忠，如果人家不感恩，施恩就失去意义，所以扶贫不完全是面子工程。另一方面，李克强放话称中国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这让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有近半人口连房都租不起的社会是小康社会吗？

　　如果说习近平打击腐败和扶贫还有些积极因素，他的步毛泽东后尘大搞个人崇拜恐怕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所痛恨，完全不得人心。中国人民和中共都曾经深受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危害，文革之后进行了并不彻底的反思，邓小平、陈云、习仲勋等人都已意识到不能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因此在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反对接受和制造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1982年又在党章中正式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由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马列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加上文革没有彻底去毛非毛，使得个人崇拜容易死灰复燃。当局不仅于2017年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而且还在2018年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还要人人过关认真学习领会习思想。方文对此已经列举若干实例指出习和其下属拙劣的造神运动，我要补充的是，习的个人崇拜比毛走得更远，党和军队都被要求对其个人的绝对效忠。这样的搞法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无论中共当局如何用树立“习核心”意识的必要性来掩饰，他们搞习崇拜的用心路人皆知。可以肯定的是，走毛的回头路搞个人崇拜不得人心，光这一条就会把习近平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中国的国际环境由于习近平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急于要为世界各国指引方向而恶化。习近平错误地判断形势，认为世界面临百年大变局，东升西降是大趋势，中国的崛起已经可以让其平视这个世界了，并把美国当中共政权的“发展和安全的最大威胁”和“世界最大的乱源”，扩军备战，准备与美国进行一场热战。方文指出习近平的战狼外交政策使“中国处于毛泽东以来‘最恶劣的外交时期’，这个看法是对的，但我觉得方文高估了西方联合制华的决心，低估了习近平老红兵式的野心、浮躁、盲动、疯狂和雪洗所谓百年耻辱的决心，以及他的民族复兴梦会像墨索里尼、希特勒的民族复兴梦和日本军国-极端民族主义一样，将中国和世界推入万劫不复的战争深渊的灾难性后果。世界因为习近平上台及其政策而变得日益动荡不安也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习近平做了多少好事，他正把中国拖入修昔底德陷阱，把中国和世界引向战争，让中国失去在自由世界秩序下、在康德民主和平论基础上实现民主转型、和平竞争、和平崛起、和平超越的机会，他会因此成为千秋罪人。

　　我最不能赞同方文的结论：“共产党也不会为习近平的一己之利去与世界冷战”，会出现中外联手，采取反习不反共策略引发政变，造成习众叛亲离的结局。这一结论过于乐观，大大地低估了中共的韧性和体制本质的邪恶，以及习近平本人的资质和掌控能力。我觉得习的政策和战略判断其实主要基于中共意识形态的集体决策，有其连续性，并非纯粹是习近平的个人野心，但他个人野心战狼化了前朝的既定政策。胡锦涛政权在2008年就认定西方次贷金融危机到了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了。至于打压宗教、少数民族同化、保证中共政权执政安全和永久执政、以美国为敌防止和平演变等安防措施，中共从1989年天安门民运和苏欧巨变之后就在系统研究和实施。尤其习近平上台后对儿童和年轻人的封闭性洗脑，让他的民族复兴梦有不少的基层民众支持者。另外，中国人都有一个帝王梦，体制内官位僧多粥少，抢占一把手位置的争斗总是残酷的。乱世为少壮派、激进派创造了晋升机会，这些人不仅已经开打了冷战，而且正在狂热地叫嚣热战、核战和超限战。中共体制的邪恶和惯性不可小觑。

　　最后，我觉得方文还引发了一种错误的观点，那就是因为习近平一条路走到黑的固执，他成了导致中共体制倒台的总加速师，所以不要换习，让他继续犯错误。这种观点的危险就是按照这个趋势让习近平倒行逆施，中共在覆灭前很可能把世界卷入灾难。去习非习不一定马上造成中共政权更迭，但有可能改变目前中美战争的轨迹和进程，给中国和平民主转型创造机会。（作者：韩连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