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吧：何时可以考虑“放开”，怎么“放开”？

墙内自媒体“西西弗评论”文章：

如果中国政府选择了放开，一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中国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也能比西方国家的“躺平式放开”做的更好。

1、

前一篇文章中，讨论了上海的“清零”问题。基本观点是：关于清零还是放开的决策要考虑生命、经济、政治、社会多方面因素。不是一个区一级疾控中心的专家或者键盘侠就能判断清楚的。也不是一个城市的市领导就能作出的决策。

国家的目前决策是“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不犹豫不动摇”，这个决策既然已经确定了，就得不折不扣的严格执行，不论是上海还是其他城市，三心二意的执行，最终的结果一定是遭受更大的损失。更多的感染案例，和更长的封城时间，市民也会遭遇更大的痛苦。

”清零“还是"放开”，是科学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同样也是政治问题，是决策者综合各方面信息后做出的决策。这个决策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出的。

曹操说袁绍：“好谋而无断。” 做决策比出主意难多了。大部分复杂问题，正方反方都可以各自给出1万个不同理由，在各种信息轰炸下，最终选哪条路才是最难的。文人总是美化出主意的所谓谋士，但实际上往往不同谋士给出的建议是完全不同的。在众多不同建议中选择正确的，才是难上加难。

这一点，西方选举民主确实有优势，搞个全民公决就完了，输的一方自认倒霉，也不会再哔哔。比如英国脱欧，只要票多就是正确。管他正确错误，反正人民自己做选择，自己负责任。体制和政治家都不需要负什么责任。政府也不用扛决策的压力。

但中国不同，中国的决策者无法把责任推卸出去。必须自己扛决策的压力。

普通人没有能力改变国家的选择，只能改变自己的选择。因为国家的选择不合己意，天天拍桌子怄气也没必要，因为改变不了什么。普通人可以做的，就是广泛收集信息，理解国家的选择背后的原因，对未来的方向做出自己的判断，然后根据这些判断，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要把情绪浪费在无法改变的事情上。

2、

之前文章我判断过，在当前时点，一定会维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决策。但未来，比如一年后，两年后，五年后会怎么样，没有人能给出判断。未来也许会放开。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也许现在没有任何人知道。

但在什么先决条件下，放开可以变成一种可以考虑选择呢？

这个先决条件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就是如果满足了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考虑放开，但不是满足了这些条件，我们就要一定放开。

第一：放开最核心最重要的条件是，新冠病毒在Omicron之后，不会再出有新的致命性更高的变种。

新冠病毒已经产生了很多变种，其中，Delta传染性和致命性都变强了。如果Delta之后的变种的点加在致命性上，相信没有任何人会愿意选择“放开”。但实际上，Omicron传染性变强，致命性变弱。这个新变种，导致了“动态清零”的难度大幅加大，而清零的好处同时减少了。这也是这次疫情有些人主张“放开”的原因。

然而，病毒的进化是随机的。虽然自然选择会倾向感染力更强的病毒，但谁也没有100%的把握，下一个变种会在什么领域进化。

如果新冠病毒的进化到Omicron为止，或者不再出现致命性更强的变种，才能考虑“放开”。

否则，放开了，然后出现一种高致命的变种，想重新回归“动态清零”可没那么容易。“放开”是一个基本不可逆的决策，谨慎并不是一件错事。

第二：疫苗接种。

三针疫苗接种率从现在的40%多上升到70%级别，特别是老人。可以考虑采用类似新加坡的软强制手段。对疫苗接种不完整的人限制公共场所活动。不接种疫苗，除极特殊理由，新冠治疗全自费。中国的灭活疫苗在防重症和防死亡上，不比其他种类的疫苗差多少。全民接种三针疫苗，能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

我坚决反对把mRNA疫苗吹到天上，污名化灭活疫苗的人。当然污名mRNA疫苗我同样反对。不管什么疫苗，全民接种是最重要的。为了某些目的，吹一种贬低另一种，对接种率只有坏处没好处。

第三：药物。

国产新冠药物达到辉瑞Paxlovid的效果。或者把辉瑞那个药的价格砍到脚脖子。再储备足够的药物，同时有足够补充产能。（可能需要几千万剂量级）

和mRNA疫苗不同，这个药没有卡脖子断供问题。药是小分子药，仿制起来很容易，国内也有大量产能。唯一的障碍是专利。老美要敢断供，按照专利法强制仿制是分分钟的事情。

第四：医疗资源。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医疗资源被挤兑，将会大大增加死亡率。

Omicron这个传染性之下，没有第三种选择。要么坚决清零，要么就索性放开。香港曾经想走第三条路线，结果是全民感染。上海也想走第三条路线，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全民都要做好心理准备。放开意味着60-70%人口会感染。3月24日，香港大学测算香港的真实感染人数已经高达440万人，现在估计到了500万。放开后，全民感染一定是必然事件，预计感染人数会达到8-10亿。

当然绝大部分都是无症状轻症，不需要用药治疗。根据吉林目前的数据，总感染人口中，大概2.5-3%是普通型及以上。97-97.5%是无症状或者轻型。

如果omicron感染人群中有2.5%的普通型及以上需要住院。按放开后60-70%感染率，大概8-10亿累计感染，累计2000-2500万人住院。在美国，Omicron病人平均住院时间是3.2天，Delta病人是5.4天。如果按平均5天计算，需要1亿-1.25亿住院天。这些住院人天如果平均分配到三个月，需要110-140万张病床。

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冠住院标准应该比我们严格。美国，英国法国这三个国家的峰值每百万人住院人数在500左右。按这个比例，中国14亿人，大约住院人数的峰值是70万。而香港这次疫情，住院人数的峰值在10000人左右，按这个比例，中国14亿人，大概接近200万。

不管如何，放开后，为收治新冠病人住院，准备200万张病床是必要的。

2020年。中国医院713万张病床，72.5%使用率。理论上腾挪200万张病床还是有可能。但这只是理论上，中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大量空余病床在基层医疗机构。而优秀医护人员集中在大城市。

为保证医疗资源不被挤兑。需要制定严格的分级诊疗策略。新冠无症轻症患者不得入医院治疗。医院明确只收治普通型，甚至只收治重症。必要时动用武警公安保护医院防止冲击。

同时，需要制定一个地区医疗挤兑后的转运策略。把患者转运到医疗资源比较富裕的其他地区。

这些条件，并非完全不可能达成。除了第一个没有新变种，要看病毒的演化。疫苗、药物、医疗资源，以中国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下决心还是能做到的。

再说一下我认为放开的硬性数字标准吧。

流感的年总人口死亡率是万分之零点五到万分之一。（美国大概常年平均数字3万，我们大概8-9万，见中疾控传放发2019-103号）这个流感死亡是包括流感引发的各类并发症死亡，和新冠死亡的定义类似。

新冠如果我们能把年死亡率控制在万分之一到万分之二（大概是流感的两倍），我认为就是一个完全可以容忍的数字了。年死亡率万分之一，大概就是目前新加坡的水平。（两年万分之二多一点）日本大概是两年万分之二点多。韩国是两年万分之三点多（不过韩国这一波高峰还没过去）

欧美国家差很多，普遍都是两年千分之二到三，甚至有更高的。比日韩+新加坡高10倍。

如果我们有信心做到这一点，开放应该是可以的。流感一年8-9万。新冠一年14-28万比流感厉害，但是也能忍受了。

这个靠疫苗，靠药，靠医疗资源的协调和调配。

至于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一点，专家给建议，领导决策。

目前看，我觉得年死亡率万分之一是能做到的目标。

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拍胸脯说，我们是抗疫最成功的大国，无论走清零路线，还是放开路线，都是最成功的。

3、

有些人认为，放开就是躺平不管了。我不这么认为。

如果中国政府选择了放开，一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绝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躺平不管，自然选择。

如果我们国家选择放开，将会是全国动员，国家统筹调动安排所有医疗资源，以大决战的方式奋战3-6个月，扛过感染高峰。

感染高峰扛过之后，如果没有新的更厉害变种，虽然还会一小波一小波的重复感染，但疫情的冲击会一波比一波小。

在这3-6个月感染高峰阶段，国家政策按准战时处理，以确保社会和政治稳定。我相信会制定明确的，准战时社交媒体监管策略，防止各种小作文。对敢于煽动情绪会一律严格处理。

有些人觉得，放开就自由了，可以想干啥干啥。这是不可能的。政府一旦选择“放开”，一定会加强社会管控，确保感染高峰期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冲击。甚至放开后，不再公布阳性检测人数，只公布重症和死亡，以减少社会恐慌。

同时，放开绝对不会一夜之间经济就变好，要做好3-6个月经济遭受巨大冲击的准备。

我相信，如果中国最终选择放开，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我们也能比西方国家的“躺平式放开”做的更好，最终死亡率会远远低于西方国家总人口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的死亡率。比新加坡万分之二的死亡率更低，也不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