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卖骑手带着帐篷返岗 住在了上海的桥洞下

　　疫情将上海的外卖骑手分成两类，还在跑的，和被封在小区里的。

　　多位上海骑手接受了北青深一度的采访，他们中有人已经重返岗位，面对的是成倍增长的订单数量，整个站点都在超负荷运转中。对于那些尚未返岗的骑手，疫情和封控仍然是最大的制约因素。不是每位骑手都拿到了可以让他们自由出入的通行证，一些人即使提供了证明文件，也还是被告知，“出去了就不能再回来”。

订单里的上海

　　姚庆杨每天都呆在车上。骑着电动车跑完一天的单，接着住进弟弟的轿车里。把副驾的座椅调到最大角度，再铺上48元买的被子，床就准备好了。夜晚街灯太亮，他撑起雨伞挡在窗边，又铺了件衣服在挡风玻璃上，白天跑累了，闭上眼就能睡着。

　　一个多月前，姚庆杨刚从山东老家来到上海做骑手，没干几天就碰上了这轮疫情。随着越来越多的小区被封，姚庆杨每送完一份外卖都以最快速度离开。一次，他看到一个外卖员被封在配送的小区里，急得大喊：“我们住在哪里？吃啥喝啥？能不能有人和我们沟通一下！”

　　姚庆杨不怕没处去，最担心的就是被封在小区里，“不能出来挣钱，还得吃喝”。3月7日那天，他在杨浦区租住的小区也出现了病例。他不愿回家，在网吧通宵了几天，又去公共浴室呆了几晚，但很快这些场所都因疫情防控关停，他最终借住在弟弟的车上。

　　3月28日，上海市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封控实施核酸筛查。不过，解封并未如期在4月5日到来。姚庆杨原本打算干上二十天就回家看看老婆孩子，眼下只能继续跑单。他习惯拍视频记录每天遇到的新鲜事，有时看到被困的货车司机在马路上晾衣服、洗漱，还看到过一个男人穿着皮鞋、衣衫不整地走在路上。

　　封区初始，姚庆杨觉得路上没车，还挺好跑。没过几天，看到飘落的樱花瓣，他开始觉得难受了，整条街只有他一个人在拍花。经常路过的一个十字路口让他印象深刻，一侧的人行道上始终覆盖着落叶，另一侧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他猜想，也许是负责其中一条道路的环卫工人被隔离在家了吧。

　　跑腿订单的内容随着疫情的严重程度而变化，起初是日用品，然后是菜，最后只剩下买药单。不少帮买菜的订单出价都很高，但姚庆杨接不了，他也买不到菜。

　　为了减少风险，姚庆杨取送货时都尽量避免和人接触，但看到送往方舱医院的订单还是不忍心拒绝。他去送过两次慢性病药物，隔着一百米就看到几位老人在围栏里冲他招手。他们都以为是自己的药到了，姚庆杨看着心酸，只能打电话确认到底谁是收货人。

　　上海这座国际化都市的影子，如今只停留在大量的订单里。姚庆杨发现，相比本地居民爱囤菜，住在这里的外国人更爱囤酒。贴着英文订单的货都是一箱箱酒，电话打过去后，对方大多听不懂，姚庆杨也不急躁，依旧一遍遍用中文重复“你的酒到啦！给你放门口了”。他还送过一单价值500多元的猫粮，看着订单上“鸡肉蛋黄”“白肉罐头”的字眼，姚庆杨都“有点馋了”。

　　也有一些令人感动的时刻，有次姚庆杨从一个父亲那取走一大包菜和大米，两个人不能接触，隔着保安，这位父亲自豪地说“这是给我家女儿的”，连续说了三遍。姚庆杨想，这一定是很不容易才抢到的菜吧。

带着帐篷上街

　　即使住在外面，姚庆杨仍会计算自己的生活成本，小区回不去但房租还要交，一天22元，每天做核酸40元，再加上吃喝上的花销，每天都要花掉100多元。

　　不过他的跑腿费比疫情爆发前高了不少，往日3公里八九元的价格现在都不会有人接单，最低也要50元，姚庆杨一天能赚到七八百。即便小费提高，平台上的骑手仍然供不应求，不少私下帮跑腿的微信群开始建立起来，每一单的小费高达一两百，专接这种单的骑手一天下来有可能赚到两三千。

　　不少外地骑手羡慕身在上海的骑手们收入高，甚至有人在姚庆杨的视频下评论“现在能去上海吗？”“你怎么能精准地提前一个月去？你是怎么预知的？”姚庆杨有些哭笑不得：“都说小哥跑腿赚钱了，你知道小哥怎么过的吗？”

　　跑在路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找吃的、找电瓶和找厕所。很多换电瓶的站都开在小区里，现在进不去，姚庆杨在电量还剩百分之三四十的时候，就要提前找更远的电站。

　　想吃口热乎的东西也要碰运气，大部分时候他只能吃超市卖的零食。姚庆杨每找到一家店都把位置记在心里，有天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开张的包子店，他乐开了花，拍下吃包子的视频，半开玩笑说：“我不告诉你们在哪儿，怕店关了，我明天还来这儿买。”

　　上厕所的问题更难解决，大家没有想到街上的公共厕所全关了。白天在外面跑的时候，骑手们只能找公园这类没人的地方解决。修车店也关了，骑手们还怕车子万一出现爆胎、短路这类问题，“基本上就玩完了”。

　　金汉杰是众包骑手，他形容自己是“没人管的那种”，封区之前，他没有得到来自平台的通知或保障。迟迟看不到小区解封的希望，他决定出门送外卖，凭着自己的工作证明和核酸检测报告，他离开了小区，但不能再回去。

　　酒店几乎全关了，他从家里带了一顶帐篷和两床被子出来，第一天晚上睡在了有屋檐的街边，先铺上纸板，再在帐篷里铺上被子，衣服迭起来当枕头。但很快迎来了上海大雨，他便搬到了苏州河旁的桥洞下。桥上是公路，桥下睡着20多个外卖员。桥洞的一侧是观景台阶，每一级上都睡着人。桥洞里有几处通电的插口，有人把三四条插线板连在一起拖到身边，给电瓶车和手机充电。

　　虽不用淋雨，但是桥洞风大，大家聚在一起的生活垃圾也没人收拾，散发着难闻的味道。更严重的味道来自于大小便，桥洞下的卫生间也关了，大家只能找僻静的地方解决，风一吹就能闻到臭味。担心人多带来传染的风险，金汉杰决定第二天搬到河另一头的桥洞，睡在那里的人更少。

　　平台专送骑手面临的情况稍好一些，有人还领到了平台发放的睡袋。金汉杰认识一个站点的专送骑手，封区前几天，整个团队的人都集中住进了酒店，但不幸后来酒店出现了病例，团队一直都在隔离。

　　骑手熊影也接到了公司住酒店的通知，但他不愿离开小区，每天凭着保供企业工作证进出小区。虽然每天帮人送菜，他自己却从没抢到过菜，“六点钟那个系统进都进不去”。每周小区会给每户送一次菜，但群租房一户就住了七八个人，“都不够一顿吃的”。

　　菜吃完后，熊影只能用老干妈拌饭吃。几天前，熊影租住的小区出现了阳性病例，他无法再外出工作，每天玩手机玩到昏昏沉沉。他在视频平台发了几张躺在下铺的自拍，“在家睡觉不好吗？非要从贵州跑到上海来睡觉，说出来都是泪。”

超负荷运转

　　3月31日晚，叮咚买菜长宁区昭化站站长张阳阳接到公司通知，为了防止员工被隔离在小区，让所有人收拾东西到酒店集合。几天后，他们担心酒店可能出现确诊或密接者，又转移到门店。

　　仓管员、分拣员加上骑手一共32个人，他们把店里多余的纸箱拆开铺到地上，地铺打满了三个房间，还有人睡在货架上，就这样开始了特殊时期的配送。

　　站点日常每天只有六七百单量，封区的消息传开后，每天都会超过2000单。即便已经达到站点运力的上限，依然无法满足附近三四公里范围内居民的需求。原本400人的顾客微信群逐渐扩大到2000人，每次放货前，张阳阳会在群里提前告知时间，让大家提前装好购物车，准备抢单。一天间隔放单六七次，每次200单左右，“瞬间秒完”。每天都有抢不到菜的居民打电话找张阳阳“求情”，如果是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张阳阳会临时放少量订单，然后单独私信他们下单。

　　200单差不多是所有员工一轮分拣、配送下来能承受的最大运力。为了能多放单，张阳阳想了各种办法提高效率。早上五点，冷藏、百货和水产冻品一到，她就开始检查数量，和夜班员工沟通怎么加货更方便分拣，让配送骑手也帮忙打包订单和打扫卫生。

　　团队的分拣员只有两个，张阳阳也加入帮忙，由于囤货订单多，有时候有一百多种商品，分拣员来回穿梭，两只胳膊上挂的全是袋子，有十几斤重。原本每个骑手一车配送七八单，现在每个人车上都堆了20多单，几个人合力才能把车推出去。每天仓库里的菜都会卖空，顾客微信群里问得最多的就是“今天晚上能不能加一点菜？”

　　4月1日封区开始后，美团骑手巫小坤还跑过一阵外卖单，配送范围内只有五六家超市、药店和餐厅开业。他接到了同一家餐厅的30份订单，到了才发现商家根本做不出这么多，但用户仍在不断地下单，“他如果不停止接单就会爆单”。

　　平均每个餐厅要等上两三个小时才能备出货来，巫小坤只好做出几份先送出几份。很多用户早上五六点下单，直到晚上也没做出来，等商家打烊订单就自动取消了。骑手送不过来，商家也做不出来，外卖平台开放两天后就关掉了。

　　4月6日，巫小坤重新在平台上注册了跑腿骑手，开始帮买商品。一天能接多少单取决于自己能找到多少种东西。由于开业的商家太少，每单都会花上一两个小时找地方、找商品。能找到的超市几乎都是偷偷开业的，店门不打开，需要观察有没有上锁，屋内有没有人在活动。

　　担心受到处罚，商家不让外卖员聚集在门前，巫小坤只能加上商家微信，把需要的商品发过去，等打包好后，店员再放在门口。物价也贵得让他心疼，10斤大米卖到了90元。一开始的订单大多是米面粮油，后来开始有要冰淇淋和各种零食的，实在找不到，他只能打电话给用户取消订单。

　　4月7日，上海市副市长、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生活物资保障专班负责人陈通表示，因为疫情防控，在商超、菜场还无法正常营业的背景下，电商平台末端配送能力也明显下降，导致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百米矛盾突出，出现生活物资难以抵达家门的现象，上海正全力以赴推进保障工作。

　　最近几天，跑在街上的骑手们能感觉到情况在一点点变好，路上的车和人都变多了。最初几天，金汉杰吃的最多就是饼干和苹果，由于没有热水，泡面饼也是干吃。最近他找到了一家专门做外卖的餐厅，吃上了热乎的盒饭。

　　4月15日，姚庆杨终于在浦东看到一个被列为防范区的小区解封，听居民说，目前只能在附近走走，但这是他半个月以来最高兴的事，“看到希望了”。

不一样的标准

　　巫小坤所在的站点共有80多名骑手，大部分住在徐汇区，现在能上街跑单的只有10个左右。眼下，疫情和封控仍然是制约骑手返岗的重要因素。

　　巫小坤告诉深一度记者，每位美团骑手都能在外卖平台上申请一份电子工作证明，上面盖着外包公司的专用章。此外，站长还在群里发了一份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盖章的电子版《上海市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企业证明》，里面提到，美团公司是上海市生活物资保障供应的重点企业，请相关单位对其生产加工、物资采购和物流通行等方面给予支持帮助。

　　在不同的小区，这些证明的效力并不相同。4月6日，巫小坤到所在小区居委会询问能否出小区送外卖，工作人员查看了他的两份证明和核酸报告后，给他开了证明，便允许他自由进出社区。

　　疫情前期，巫小坤经常帮居委会搬东西，关系处得比较好。4月3日左右，小区其他楼出现了阳性病例，也没影响到他外出配送，直到4月14日，他所住的楼出现病例，他才被封控在家。

　　和巫小坤同一站点的陈宁租住在连锁公寓，这里的管理更加严格。3月27号，陈宁居住的公寓楼开始实施封控，这里的布局类似大学宿舍，每层楼有20多个房间，都是六到八人一间，因为租金便宜，吸引了大量配送员租住。光是陈宁所在的站点，就有30多个同事和他住在同一栋公寓里。

　　听说巫小坤顺利出小区后，陈宁也向公寓管理员出示了自己的证明，但对方说“上面通知我们只看通行证，你这个没用”。封控的二十多天里，陈宁只见过同楼一个外卖骑手拿着通行证出门了，他特意找这个骑手拍了一张照片，是由徐汇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盖章的物资保供通行证。

　　陈宁转发给站长，“咱能和上级沟通办一张通行证吗？”站长尝试了，最后的答复是“办不了”。陈宁还试图联系过周边的居委会，但电话始终没人接听。

　　一家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告诉深一度记者，目前各个区域都有不同的通行政策，作为企业，他们会严格按照要求提交材料，尝试为配送员办理相关证件。但深一度记者的采访中，个体情况仍然存在差异。

　　美团买菜的配送员熊影说，封区之前，他所在站点为每个员工发了长宁区商务委员会盖章的保供企业从业人员工作证，自己可以凭证进出小区，室友是美团外卖的骑手，就没有这样的工作证，没法离开小区。

　　在上海采取分区分级管控政策后，对于骑手进出的问题，各街道及居委会说法也不一样。

　　作为“原则上可以在范围内适当活动”的防范区，徐汇区某地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外卖员有保供证，可以出去，“但不建议回来。”宝山区一处被列为管控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则称，现在小区“只出不进”，外卖员即使持证，出小区后也无法再返回。而作为封控区的长宁区某居委会工作人员则称，外卖员可以凭保供证和从业证明出入小区，但考虑到疫情形势，不建议出小区送外卖。

　　4月12日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表示，目前在加紧推动外卖等电商平台骑手复工，不断加大运力，但不少骑手因为封控原因还无法上岗，让市民感觉到末端配送不畅。据媒体报道，多家电商平台均已从外省调配人力支援上海。

　　在徐汇区一栋被列为防范区的公寓楼里，一位一直无法外出的美团骑手看到，平台上出现了一则《满足条件者可申请返岗保供》的通知，条件是“所住楼栋7日内无阳性感染者、具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这位骑手提交了申请，还在等待回复，她盼望返岗的这天能早点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