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疫情讨论这么割裂？

　　转眼间，上海已经“静态管理”了一个月的时间。她从前期的“优等生”滑落到每个人都能揶揄几句的境地。我们看到了由此引发的各种割裂观点的碰撞，并且这种碰撞在魔幻的现实面前不断地加剧。 

　　然而，并非所有的观点碰撞都能导向一个更“正确”的结果。我在这些观点中，发现了一些普遍的概念混淆，下面就来尝试厘清它们。 

“动态清零”是目标不是手段 

　　首先我希望大家能拆分：目标、手段和状态这三个概念。 

　　“动态清零”这个概念并不难理解，简单说就是出现一个病例扑灭一个。要实现这个目标，则需要有对应的手段。而这个手段具体是什么样的，还会受到当前（病毒传播）状态的影响。 

　　我们把时钟拨回“静态管理”之前。那时候只有小规模的病毒传播，当发现有人感染时，我们会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流调）排查出所有风险区域，然后将这些区域控制住。密切接触者（密接）需要被集中隔离14天，对次密切接触者（次密接）则采用“7+7”管控模式。这，是我们应对小规模传播所采取的手段。 

　　而现在，我们则是采用“静态管理”的手段应对另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叫：社区传播。目标依然还是：动态清零。 

　　厘清这些概念非常重要，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共存”和“躺平”这两个词。现在你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共存是一种状态，躺平是一种手段。 

　　所以，当我们提“动态清零”的目标时，它并不必然和“共存”状态是一种矛盾关系。而我们如果要维持“共存”的状态，也不必然采用“躺平”这种手段。 

　　实际上严格来讲，只有当我们做到了“只在少数时间出现感染病例”时（比如100天里只有10天有感染病例），我们才算处于“非共存”的状态。 

　　所以当我们提出“动态清零”的目标时，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有限的病毒传播状态，这也是一种共存。

上海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 

　　社区传播这个概念在国内被提及得比较隐晦，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并非指病毒在社区里传播，而是指人群中存在着传播来源未知的病毒传播。上文我们提到了流行病学调查，当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当前的病例无法追溯其病毒来源时，我们就处在了社区传播状态中。 

　　更进一步，这个状态的判定，又有它的灵活性。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扩大调查区域，逐渐让不可追溯变为可追溯。当调查区域扩大到全市，这就是所谓的“全员检测”，当管控区域扩大到全市，这就是所谓的“静态管理”。 

　　有了这个认知基础，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当时上海会选择“鸳鸯封”，这其实是对只筛查浦东就能完成追溯调查还抱有希望。

　　而因为有了社区传播，所以又有了“社会面清零”这个概念。社会面清零的意思是：所有新出现的感染病例都发现在管控区之内。 

　　在社区传播出现之前，你只要把调查结果中的相关人员管控起来，社会面清零就实现了，所以它没有被强调的必要。而在出现了社区传播之后，社会面清零就成了在“动态清零”的总目标下，必须实现的一个阶段性目标。 

　　以当下的上海为例，只要防范区不再出现新的感染病例，那就可以称之为“社会面清零”。这当然算是一种阶段性的胜利。但如果防范区的范围太小，这种“社会面清零”并不代表已经恢复了正常社会秩序。 

语言即观念 

　　在有了这些铺垫之后，我终于有勇气来讨论一些争议性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在舆论中谈论“共存”或“躺平”时经常会提及“医疗挤兑”这个概念，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引导。真正与“医疗挤兑”挂钩的应该是上文所提到的“社区传播”，因为只有社区传播，才是针对病毒传播状态的一种表述。 

　　无论我们的目标是“动态清零”还是“共存”，无论我们的手段是“管控”还是“躺平”，只要出现了足够大规模的“社区传播”，都会导致“医疗挤兑”。 

　　在这里，我想夸一夸新加坡的传染病防治系统。我并不是站在唯结果论的角度去夸赞它，而是站在如何将病毒传播状态与应对手段更清晰地关联起来的角度。 

　　新加坡有一份文件翻译成中文大意是：针对流感和其他急性呼吸道疾病的卫生部大流行准备和应对计划

　　在这份文件里，新加坡给出了病毒不同传播阶段的应对办法：

　　阶段一：警报 - 该疾病主要发生在海外，其应对措施是检测和尽量减少疾病的输入。这就需要采取边境控制措施，并可能需要采取措施，试图阻止个别病例或由此产生的集群传播。

　　阶段二：遏制 - 该疾病已抵达新加坡，主要应对措施是尽可能阻止或限制该疾病的传播。这就需要采取广泛的接触者追踪和隔离措施。

　　阶段三：缓解 - 该疾病正在社区广泛传播，试图阻止其传播的措施不再有效。其应对措施是减少该疾病对社区的总体影响。这就需要激活全面并持续的计划、医疗保健和基本服务的能力需要提升到超负荷状态，以及基于社区的公共卫生措施。 

　　引用里的阶段二大致对应于我们的动态清零策略，而阶段三则大致对应于所谓的“共存”策略。尽管这三个划分是比较粗线条的，但逻辑非常清楚。 

　　这里要感谢前几日看到的一篇文章《“语言即观念”：居委会的“大礼包”到底是谁出的钱？》，作者提出了“语言即观念”这个观点。这也是我接下来想表达的。 

　　对比新加坡的方案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并没有提出动态清零这样的目标，而是用“遏制”这个词，概括了这一阶段的一系列措施。 

　　但在我们的宣传中，却继续使用“动态清零”这个词来指代这一系列的措施。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动态清零本身作为一个原则性的目标是不改变的，而依据当前的实际状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措施（手段），却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就导致了很多人会觉得“动态清零”的含义在不断扩充和变化，产生了“政策一直在变”的误解。 

　　实际上，当病毒传播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即便目标依然是“动态清零”，所采用的手段也可能更趋向于“缓解”而不是“遏制”。

　　非常遗憾的是即便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也并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吴尊友发长文：大家对“动态清零”有误解》） 

　　这种因为语言使用得不严谨、不恰当，导致认知上出现概念混淆的情况并不罕见。 

　　比如《“语言即观念”：居委会的“大礼包”到底是谁出的钱？》这篇文章里就提到，很多人经常会混淆流感和感冒。（关于流感的问题，建议去看张文宏医生在CC讲坛的演讲：如果致命传染病再度来袭，我们是否束手无策？） 

　　再比如，“新冠”这个词本身，在未来也有引起歧义的风险。新冠的全称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全称代表着一种疾病，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除了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目前已知可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有7种，包括引发中东呼吸综合征的MERS病毒和引发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的SARS病毒。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以后又发现一种更新的致病冠状病毒咋办？是叫“最新冠”吗？如果未来这个病毒引发一种更严重的肺炎咋办？是叫“重症最新冠病毒肺炎”吗？ 

　　当然这是个普遍存在的难题，目前世卫组织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官方命名为：COVID-19，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官方命名则为：SARS-CoV-2。 

　　卫生健康领域的全民科普，任重道远。

厘清国内管控措施的逻辑 

　　回到中国和新加坡的政策对比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实际上是“目标导向”vs“事实导向”。 

　　目标导向当然有它的好处，但这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思维方式，并不适合用在针对公众的信息宣传中。因为它的坏处也很明显：会造成对事实的忽视。 

　　现在如果你随手抓一个人问“上海怎么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上海被封控了”、“上海人都待在家里了”或者“上海人的生活物资没有得到保障”。 

　　但很少有人能从“因为发生了什么，所以要采取什么行动”这个角度予以回应。 

　　对此，我用下图梳理了疫情防控的逻辑： 

　　目前，上海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社区传播，这意味着病毒的传播速度已经超过了疾控人员的调查速度，所以我们不断扩大封控的范围，试图控制病毒的传播速度给调查人员精确定位感染者争取时间，而全域的“静态管理”可以看成我们在限制病毒传播速度上所尽的最大努力。 

　　基于静态管理，我们会逐步将排除风险的区域划分为“防范区”，随着“防范区”的范围逐渐扩大，封控区域自然也会随之缩小，当缩小到一定规模时，就相当于我们的防控措施又降级为“区域封控”。当疾控人员的调查速度逐渐赶上并超过病毒的传播速度之后，则防控措施又可以进一步降级为“局部封控”。 

　　希望这张图对你有所帮助。 

割裂的本质 

　　实事求是，我无法判断上海本次疫情是否应该放弃“动态清零”的目标。 

　　我们再次回看新加坡这份文件中的这一部分：

　　阶段三：缓解 - 该疾病正在社区广泛传播，试图阻止其传播的措施不再有效。其应对措施是减少该疾病对社区的总体影响。这就需要激活全面并持续的计划、医疗保健和基本服务的能力需要提升到超负荷状态，以及基于社区的公共卫生措施。 

　　这段话中的关键词是：试图阻止其传播的措施不再有效。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想阻止但阻止不了。所以，要不要坚持动态清零，实际上是在和病毒扳手腕。扳输了，你就不得不放弃动态清零。 

　　新冠这边的实力还是比较清楚的，在上海流行的新冠奥密克戎BA.2毒株，基本传染数R0≈9.5，代际间隔Tg≈3。这意味着在不受管控的情况下，1个病毒感染者3天后可以传染给10个人，6天后是100个人，10天后将会超过1千人。以当下每日新增确诊病例1000人计算，如果这1000人以及后续被他们传染的人都没有被管控住，10天后感染人数就将达到100万人。 

　　但政府治理端，由于信息公开有限，无法获得充分的论证数据。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轮疫情已经在挑战这一端的能力上限。 

　　本文的标题是“为啥疫情讨论这么割裂？” 

　　我想，一部分原因就是上一节所铺呈的：政府在官方宣传中所采用的词句不够精准，引发公众理解上的偏差。而另一部分则是：我们在无法得出确切结论时，难以接纳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不安全感。 

　　为了克服这种不安全感，我们往往就会靠向直觉上感觉“更合理的一方”，这也就是所谓的“站队”了。 

写在最后 

　　最后，还想重提下“社区传播”这个概念。之前我已经提及了大规模社区传播会产生医疗资源挤兑。实际上，大规模社区传播不仅仅导致医疗资源挤兑，也会同时导致其他公共资源的挤兑。 

　　这种挤兑的背后，不仅仅是资源供不应求的情况，其实还有更严重的，就是公共资源的提供者，本身出现大面积感染的情况。说得直接一点，就是：医生感染了无法出诊治病，警察感染了无法出警执法，快递员感染了无法运输物资，等等等等。 

　　这些情况已经发生在上海，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会从非官方渠道获悉一些。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这一轮疫情已经在挑战政府治理端的能力上限。” 

　　新冠病毒依然在不断变异，未来还会出现传播力更强的变异株。我期待政府能够转变到以事实为导向的执行策略上，以科学研究为依据，制定应对方案。 

　　在上海“拉垮”的表现之下，国内“躺平”的呼声越来越大。 

　　让我们再一次读一遍下面这段：

　　阶段三：缓解 - 该疾病正在社区广泛传播，试图阻止其传播的措施不再有效。其应对措施是减少该疾病对社区的总体影响。这就需要激活全面并持续的计划、医疗保健和基本服务的能力需要提升到超负荷状态，以及基于社区的公共卫生措施。 

　　这次我们的关注点聚焦到后半句：这就需要全面激活的连续性计划、医疗保健和基本服务的超负荷能力提升，以及基于社区的公共卫生措施。 

　　这个翻译有点拗口，但你应该还是能理解到，“躺平”的前提是：准备好一系列的应对方案，并将公共服务运作能力提升到原有的工作负荷之上，同时还需要补充“非躺平”状态下使用不到的基础设施建设。 

　　也许未来我们也会走向这一步，但这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上海的“拉垮”表现，在我看来，恰恰说明我们没有打“无准备之仗”的能力。如果现在就直接选择180°的转变，我劝你还是早点找个地方躲起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