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霸屏的顶流“三星堆”，越挖越让人困惑

“三星堆又上新了！”

今年相对沉寂的文博圈，迎来久违的热搜。

6月13日，央视新闻三小时全程直播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发布，

随后接连三天，

直击考古大棚、保护修复实验室现场，

超千万观众围观。

三星堆博物馆展厅文物

2020年重启的三星堆发掘，

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至今总计共发掘13000多件器物，

三星堆是中国文博圈的绝对顶流。

这次新出土的青铜神坛、龟背形网格状器、

顶尊屈身倒立铜人像，

让观众大呼惊奇，

就连考古学家也感叹：

“才挖了千分之一”，

“远远超出我们对三星堆文明的既有认知”。

参与此次三星堆遗址发掘

及文物保护的共约200人，

其中，150多人都是90后。

一条采访了其中一位年轻的考古人徐斐宏，

他是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

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

现任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教师，

2020年11月，

他与上海大学团队前往四川广汉，

参与这一轮三星堆发掘。

我们请他讲解了最新发现，

及在考古现场的亲身经历。

自述：徐斐宏

新！与36年前发现的青铜器实现拼合

先说说新发现吧。6月16日的直播中，在修复实验室现场，三星堆八号坑新出土的顶尊屈身倒立铜人像，与1986年从二号坑出土的鸟脚人像，实现了拼合。

有一句评论说，“三十多年前的文物‘脱单了’”。

一件青铜器的不同部件，出现在不同的祭祀坑里，这个发现就很重要，证明了八号坑跟二号坑，这两个坑极有可能是三千多年前同时埋藏的。

进一步地看，八号坑出土的顶尊屈身倒立铜人像，觚部分应该有盖子，我们怀疑可能来自三号坑；而八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坛，它有一些部件可能落在七号坑，这样我们就能把二、三、七、八号坑4个坑，都串联起来看：它们可能都出自同一时期。

可能观众看的时候觉得稀奇好玩，关注的是青铜器还可以这样拼接，是不是还有更多部件可以拼？……

对我们来说，如果把三星堆这几个祭祀坑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就要指向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三星堆的这几个坑，到底是什么用途？

现在初步可以这样认为，当年古蜀人出于一个特别的原因，可能是宗教仪式，也可能是特殊事件，他们挖了至少4个坑，把一批对他们的文明来说最重要、最珍贵的器物，都埋藏了进去。

也就是说，这次拆解、埋藏的动作，是一次性的，而不是之前有一些观点认为，几个祭祀坑代表一种周期性的祭祀活动。

至于后续，埋藏的动机就是常规祭祀吗，还是其他非常规的活动？很多还有待讨论。

但这个新发现，很令我们兴奋，给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年轻考古工作者的日常

发掘三星堆三号坑时的工作照 徐斐宏供图

我们每天的工作非常循规蹈矩，早上9点抵达玻璃舱现场，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

考古工作都这样，看着好像发掘工作很轻松，但其实都还是比较琐碎的工作。

在三星堆，工作的条件比往常好很多。在玻璃舱里面发掘，我们都是穿着保护服进去，跟往常灰头土脸地在户外、工地上发掘，就很不一样。

还有很多新的设备，新的技术，要适应、学习，有很多新的体验。

比如，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院，针对三星堆祭祀坑，设计了一套发掘工作法，我们也是现场学，包括发掘的方法、记录的方法。

归根到底，这还是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与其他的考古工作，都是一样的。只是在三星堆，确实新发现多一点，让人兴奋的点更多一点。

在三星堆，参与现场发掘的考古工作者确实都很年轻。

实际参与发掘的高校总共三所，三号坑是上海大学和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院一起；六、七号坑现场工作是以四川大学为主，八号坑是北京大学为主。大家好多都互相认识，都是考古专业的前后辈。

我们三号坑的发掘团队，常驻现场是4到5人。老师是我一个，还有4个上海大学的研究生，很年轻。除了下坑的以外，还有记录数据的，摄影的，负责做整体测绘的等等。

大家工作的时候都是很专业的，工作之余，又都很逗比。

团队记录组兼摄影人员顺利，就把羊画到了画到了衣服上，因为三号坑出土的兽头，是大角羊的造型。

测绘组的两个年轻人，他们要去多个坑轮转，但是工位就安在我们这儿，互相配合得很默契，也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

一边挖，一边突破既有认知

三星堆最早的发掘是在1986年，当时挖掘的一、二号坑。

2019年末，在一、二号坑附近，又陆续定位了三到八号坑，2020年重启了对这6个坑的发掘。两年半过去，现场发掘进入收尾阶段。

即使有1986年那批出土文物作为我们对三星堆的基础认知，这次重启发掘，还是突破了我们的认知框架，远远超过了我们对三星堆文明的认识。

有时我们在现场就觉得，发现的东西“很离谱”，很多完全超乎想象。这是三星堆考古跟其他考古不一样的一点。

八号坑这次出土了一件近1米高的青铜神坛，可能是同时期最复杂的青铜器物。

神坛的平台上铸造了姿态各异的13个“人像”，单个元素，我们在其他坑出土的青铜器中见过类似的。但是想不到还能这么互相组合：有的在四角跪坐，有的在正中端坐，还有的抬着更上面的平台。

尤其是背着铜罍（lei）的人像，是首次发现。

青铜神坛（局部）

我们以往解读青铜神树，还可以用《山海经》里的描述，诸如“扶桑”、“建木”，去对照解释。但面对多元素组合的复杂神坛，它表达什么，能从传世文献里找到灵感和物证吗？

这样的神坛应当不是在模拟真实的古蜀人会去做的仪式，而是以各个方位托举神兽的方式，象征性地表达当时人的宇宙观、世界观。

不光是考古学家，还需要有民族学、社会学家，一起加入进来讨论。

“人顶觚”，就是人像顶着的高挑的觚形尊，觚的造型，可以认为是古蜀人在中原器型基础上，以他们的理解改出来的。

在中原的青铜文化里，尊、罍、觚，是礼仪中的酒器。在三星堆出土文物这儿，相似的器物造型，有时会专门有个人物形象与之相配，“人顶尊”的造型，重复出现。

他们把中原青铜文化吸收，重新改造，再进行解读和阐释，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这是我们之前不太熟悉的例子，也很有意思，跟当时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有关系，都有待深入探讨。

尽管青铜的技术工艺上，并不一定说三星堆就比中原高，但是这些器物所反映出来的想象力、复杂程度，是同时期的青铜器文明里非常罕见的。

取青铜面具时，整个发掘区停下来围观

我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毕业，2020年9月入职上海大学，11月就被派到三星堆去参加发掘工作，负责三号坑。

其中最难忘的，比如说是三号坑青铜面具的发现。它是目前所有坑里发现的最大的一件青铜器。耳朵到耳朵之间差不多是1.35米，整个通高是74厘米。

当时器物被近10根象牙迭压。象牙和面具的关系搞清楚后，按顺序先提取象牙，以及面具内部的小件器物，最后提取面具。整个过程前后持续了约一周。

在坑里面的时候，这件大面具它是“脸”朝下的，真正把它放在桌子上，放正，你的脸跟它对视的时候，你会发现是非常震撼的，它太大了。

到现在也是唯一一次，整个发掘区都停下来，去看我们取大面具。

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发掘工作相对简单，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做完的事情，更麻烦、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多的事还在后面，大量的保护修复工作，考古发掘报告的撰写。

如果按照高标准来考量，这两年出土这么多件器物，后续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尽管现在的技术手段，能帮我们提升一些后续的工作效率，但做个类比的话，1986年的考古发掘，两个坑，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是13年后才出来的。

认识三星堆文明，完全依赖考古学工作

这次重启三星堆发掘，不是一个紧迫的、被动的发掘，考古的原则是以保护为主。

之前文物保护的力量条件没有跟上，比如说遇到象牙该怎么解决，现在都有解决方案。

就是在这些条件成熟了之后，时隔30多年，我们重启了三星堆的发掘，由四川省文物局做了整体的决策规划。

为什么三星堆那么重要？

夏商周三个朝代的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核心议题，“中国考古学的初心”。中国百年的现代考古学的开始，就是河南殷墟发掘，证实了商代。

而三星堆所处的时期，就定位在商代晚期。这是时间的纵向维度上，三星堆所处的重要位置。

而横向的角度，是我们要从地理维度上充分了解中华文明，从中原，到蜀地的三星堆文明，它大大拓展了我们对中国青铜文化的认识。

在史书里，几乎没有关于三星堆的记载，只有一些零星的传说。那么三星堆文明的复原，之所以它能够展现在我们今人面前，完全是考古学的工作，没有考古学，我们不会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文明存在。

考古，还是相对小众的领域。

像盗墓影视剧、小说的流行，大众对考古感兴趣了，但也有不少误解；以及，还是有人会觉得三星堆是“外星人的文明”，甚至有网友问，这是不是在挖恐龙啊，这和我们的工作也差得很远。

这次三星堆重启发掘，让我们的工作受到这么空前的社会关注，成为了刷屏的社会热点，一方面觉得也很高兴，另一方面我也在想，怎么让公众更多地理解，我们这个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

考古工作者如何处理与大众、与媒体的关系，我想还处于探索阶段，值得经验总结、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