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本数恐破百万 北京在西藏“死性不改”

加拿大公民实验室13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警方在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案件外，将西藏当地男子、妇女与孩童作为DNA采样的目标。某些情况下，警方甚至将西藏的僧侣作为目标。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研究中心旗下的“公民实验室”（The Citizen Lab）周二（9月13日）发布一份新的报告，指出中国警方可能在2016年6月至2022年7月之间，收集了大约91万至120万份DNA样本，占比大约是西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报告团队总共取样了100个来源，并在44个来源中找到中国警方在西藏特定地区收集的DNA样本数字。报告作者写道：“警方在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案件外，将西藏当地男子、妇女与孩童作为DNA采样的目标。某些情况下，警方甚至将西藏的僧侣作为目标。”

该报告指出，西藏人民长期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密监控与压制，该DNA收集项目可能是当局对西藏人民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报告作者写道：“西藏的大规模DNA采集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另一个大规模的DNA采集行动。此前，中国政府也在新疆推动过大规模DNA采集行动，中国警方也曾主导全国男性的DNA采集计划。”

百万藏人被视为潜在犯罪嫌疑人

报告作者、“公民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德克斯（Emile Dirks）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研究成果中最令他震撼的是中国警方在西藏进行DNA采集的规模，因为他们将当地的男子、妇女与孩童都列为DNA收集目标，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是因为被视为犯罪嫌疑人或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目标，才被警方收集DNA样本。他说：“这表明，警方正将数十万至上百万的西藏人视为未来潜在的犯罪嫌疑人。 ”

德克斯告诉德国之声，他搜集到西藏警方最早开始进行大规模DNA样本收集的时间点，是在2016年6月，这表明该行动在陈全国仍是西藏党委书记时便已展开。他说：“该计划在陈全国的继任者手下继续进行。西藏的大规模DNA收集计划与新疆的大规模DNA收集计划之间确实存在相似之处。”

此外，德克斯说这些大规模的DNA样本收集计划似乎都集中在中国内部有大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而这些地区长期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密监控与镇压。他表示：“我们知道，中国几乎不太限制警察的权力，而中国警察也时常模糊打击犯罪和政治镇压之间的界线。中国政府之所以镇压与监控新疆与西藏，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地方的人民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不够紧密。”

报告作者表示，搜集到西藏警方最早开始进行大规模DNA样本收集的时间点，是在2016年6月，这表明该行动在陈全国仍是西藏党委书记时便已展开。

德克斯说，这些证据都表明，中国政府结合了不受制约的警察权力与专制政治制度来管理西藏与新疆等地，这也是为何他认为在这些地区执行大规模DNA样本收集计划令他如此不安。他告诉德国之声：“我怀疑中国警方不清楚他们想如何运用这些DNA样本，所以他们用不同的藉口来解释收集这些DNA样本的行为。他们先收集样本、储存样本，然后未来再弄清楚他们想如何运用这些样本。”

德克斯表示，中国当局在西藏大规模收集DNA样本的行为，可能是想提醒当地民众，他们正受到国家侵入式的监控，“政府想让这些人知道，若他们行为越轨或做了冒犯当局的事，警方手上拥有足够的信息及生物识别信息来逮捕特定人士，或与他们在基因上有关联的人。在警方眼中，大规模收集DNA样本的好处是建立庞大的信息数据库，并提醒人们警方手中握有的权力。”

相关研究结果层出不穷

事实上，“公民实验室”并非唯一近期发表类似研究报告的组织。9月初，人权观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警方在西藏最少14个地点采集民众的DNA，遍布全部7个行政区。而中国政府官网上的采购文件显示，西藏公安厅早于2019年7月就“DNA数据库建设”进行公开招标，预算1000万元人民币。同年11月，西藏林芝市公安局也发出类似项目的采购公告。

根据已公开的官方资料，西藏昌都市从2019年5月起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采集行动，建立包含指纹等DNA样本的数据库。当局动员3700多名警察，最终采集了起码52万多人的样本，占市内人口69%。警方对比DNA资料后拘捕26名逃犯，聱称是要扫荡帮派和打击乱象。

采集DNA的对象也有年轻化趋势。青海省藏区玛沁县公安局于2020年12月公布，要向所有5岁以上的男性采集DNA；而拉萨市公安今年4月公布展开DNA血液样本采集工作，对象包括幼稚园学童在内的民众。人权观察检视多个官方工作报告，发现都没有提及采集DNA前曾征询儿童家长意见。

该报告指出，西藏各行政区对居民解释，采集DNA是为了协助公安机关抓捕逃犯、提高查核效率，为公安机关破案提供依据，有效击违法犯罪分子。人权观察引述外泄资料指，警方不必掌握可靠犯罪证据就可强制要求居民提供DNA，包括暂住居民，暂时没有证据显示居民可以拒绝提供血液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