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退休教授：当初捧习近平上位的那些破事…

学生转来一篇网文，说校园正在热炒，建议我看看。题目叫《老同志是党的中流砥柱，定海神针》，作者顾万明先生（微信公众号“大记者有话说”） ，曾任广东新华分社社长，现退休居沪。论级别资历，他的文章有一定权威性。

文章对百岁老人宋平盛赞有加，说他如何举荐胡温两位栋梁之才。又追述当年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对粉碎“四人帮”的关键作用。还说到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朱、毛如何挽救红军等等（其实，他们当年都不算老）。文章说“老同志”德高望重，深思熟虑，总能在关键时刻果断行动，力挽狂澜，让党国转危为安。虽然没明文章跟当前有啥关系，大约 “只可意会，不便言传”吧。

首先，老关尊重宋平，虽然高龄过百，但不糊涂，有担当。当前，民心所向空前一致，坚决不能让习继续独断专行，祸害国家。无论宋平，还是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如能出面制止擅改任期、图谋恢复毛式终身制的胡作非为，都值得支持赞赏。就算重复76年的“一举粉碎”，我都坚决支持，因为它既符合民意，又符合现有的政治伦理与内在逻辑（下文详述）。

其次，我也并非无原则反对老人政治，因为老人政治不好界定，难说清楚。在正常的普选制下，对合法选民不应有年龄歧视。再说，无论长幼，各有短长，难以苛求。任何有序的权力传承，包括党内外民主，对候选人的褒贬取舍，都应由选票决定，而非内部操控。我只是反对无法无天随意干政，像八九六四那样，八老在邓家开个生活会，就能非法罢免总书记，全然无视党纪国法（下文详述）。

再次，本文目的，无意涵盖民主选举的全部细节，更不想涉及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仅仅在于补充（或纠正）“老同志”一文的局限，似乎老人干政全是优点，没有弊端。实情相反，老人非法干政，包括十年前临时推习上位，已经造成严重恶果，急待反思纠正。如果因循守旧，继续推行“领导选领导”、“七上八下”，“隔代指定”等腐朽体制，那么，“人才倒选“和“权威递降”两大规律，还会持续发酵，中国政治，永难摆脱尴尬无奈的现状（下文详述）。

老人政治，利弊掺半

说到老人政治（英文叫Gerontocracy），会引发连串问题：什么叫老人？多大年纪才算老？“老人政治”又如何定义？等等，可能众说纷纭。维基百科说，国外普遍把65岁以上算作老人，因为它是许多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尽管有人坚称，如今平均寿命普遍延长，65到75算中年（或壮年）晚期，75岁以上才真正进入老年期。以此推论，老人政治的定义，应该指“平均年龄大于65岁的人，还继续占据领导岗位”。这个定义不涉褒贬，严格与否，人言人殊。

纵观古今中外，老人政治都有一定市场。这跟老年人阅历丰富，经验老道的自然规律有关。从古罗马的元老院，王朝的垂帘听政，邓时代的“中顾委”，到西方议会不设任期限制等等，都为老人政治提供某种制度安排。当然，老人也有其短处，趋向于思想僵化，观念保守，墨守陈规，不能与时俱进，等等。

不过，这也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比如中国有个“两头真”现象，指一批特殊老人，早年真心追求民主，参加革命。晚年如梦初醒，痛定思痛，但仍不改早年初心，不怕打压，继续真心追求民主自由，因此被誉为“两头真”，李锐先生是代表人物之一。相对而言，未受过民主熏陶的新生代官僚，反而更热衷“现代”假大空党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高龄未必保守，年轻也未必开明。

老关感觉，中国的老人政治，不单纯是年龄大小与个人优缺点问题，还有另外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干政能量，往往跟知识能力无关，反倒跟退休前的原有地位与资历相关；二是干政方式，神秘、随意和非制度化，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赵紫阳向到访的戈尔巴乔夫透露，老邓虽然退休，但党内有密约，大事还是由邓把关，由此得罪老邓。为啥老邓害怕党内密约公开？当然是心虚，感觉这事丢人，难上台面。

当然，老人干政也有顺应历史的时候，比如粉碎四人帮。老毛驾崩时，文革派和反文革派形同水火，弱主华国锋压不住阵脚，矛盾一触即发，只是谁先下手问题。由于军中渊源，老帅们有先天优势，只是缺乏串联，难以策划，所以李先念、叶剑英等人发难成功。他们先稳住汪东兴跟华国锋两个关键人物，随后“一举粉碎”，客观上顺应党心民意，为后来的改开创造了条件。设想当初，万一汪华不服，恐怕就得一股脑儿粉碎六人帮了。当时的老关，曾跟学生一道载歌载舞，热烈拥护过那场政变，不过内心明白，它不合程序。但若走正当程序，四人帮未必束手就擒，中国可能大乱，显示了中国政治的尴尬无奈。为此，陈云撂下过一句“下不为例”的废话。

大约十年后，基本上还是拥护76政变的那帮老人（以八老为首），再度发动新政变，不但连废胡、赵两任总书记，还开枪杀人，铸成历史大错，后遗症绵延至今，成为当局不敢碰的禁忌。

再说中共18大捧习上位的破事。因我校有毕业生在大内供职，所以内里乾坤，在我们大院几乎人尽皆知：原本胡温内定李克强接班，党内得票也是李多习少（可见群众眼睛雪亮）。但江曾执意让习先干五年。双方争执不下，闹得集体亮相尴尬推迟。这种蔑视票选的拙劣表演，表明党内民主形同虚设。如今，包括宋平和江曾在内的元老们，说不定因上次看走眼而悔恨，因此，试图力挽狂澜。

总之，老人干政并非一无是处，但它毕竟违反民主程序，是造成尴尬无奈的原因之一，不应成为政治常态。

问题根源，等级授权

老人干政之所以在中国经久不衰，原因还得归结到权力来源（或“合法性”）问题。记得十九大之后，举国上下掀起对习的个人崇拜，势头之猛，似乎超越捧毛。有同事慨叹，如今核心集大权于一身，一言九鼎，一锤定音，可以紧随毛后之后，为所欲为。就算二次文革，把党国引向万丈深渊，恐怕再也没人有能力，阻挡他加大油门了。

我对此提出异议，说习不能与毛相比，除了能力天差地别，还因为权力来源不同。毛的集权，自下而上，靠枪杆子打天下。起码建政之初，获得过党心民意支持。只不过上了神坛，就拒绝承诺过的民主选举，再也不许党内外有真正投票权了。毛的能量，来自能力+权威+野心，属于绝对权力，没有制约因素。

而习的上位，是老人帮密谋勾兑的结果。在“人才倒选”和“权威递降”两大规律作用下（后文详述），把一个德不配位，文化素质低、念稿常出错的小学博士，阴差阳错地推上宝座。原本没有民意基础，更谈不到威望，加上志大才疏，所以他的权威，无论再怎么模仿与吹嘘，也没有毛的绝对性和永久性。既然老人帮能把权给他，一旦干砸，他们不但能把权收回，而且，按等级授权的内在逻辑，也说得通，做得成。当然啦，“请神容易送神难”，就算老人帮全体出动，胜算几何？较量结果会怎样？属于另一个问题，我无从猜测。

喜欢替老人干政辩解的朋友，常说它是中国文化的积淀，一种尴尬无奈的权宜之计。我却认为不通。为什么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共解放区，民主普选行之有效？又为什么，在同种同文的台湾，还能进一步开放党禁报禁，实现政党轮替，提升民主档次？因此，把老人政治推给文化传统，难以服人。老关认为，当前中国老人政治的病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共左王的理论偏好；二是老人帮自己的利益偏好。

先说理论偏好。老邓那帮人，深受文革之害，也曾叶公好龙，空谈过政改，表示要完善监督，废除终身制等等，实际上从没当真过。因为所有共党都拒绝承认，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制，是普世价值，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方向。反而咬定，那都是资本主义的虚伪宣传，是“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结果，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才是共产党追求的目标。因此，尽管党国早期，也曾施行过有限度的民选，但政权稳固之后，就迅速转向他们坚信不疑的“无产阶级专政”。折腾来折腾去，终于堕落为网上形容的“捂产阶级专政”和“无耻阶级专政”。

要说从来没人挑战过马列说教，也不是事实。起码从80年代初的“真理标准”讨论，到八九六四全民躁动，就涌现过不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包括上文说过的“两头真”们，比如周扬，于光远，苏绍智，李洪林，胡绩伟，王若水，李泽厚，于浩成，刘宾雁，王若望，戈扬，资中筠，等等，以及支撑《炎黄春秋》多年的茅于轼等众多学者，他们都试图冲破禁忌，回归主流价值。而以民主墙为代表的草根民运，和高校竞选的学生代表，更涌现出魏京生，徐文立，胡平，王军涛，陈子明，刘晓波，秦永敏等新一辈挑战者。可惜，随着老邓挥舞“四个坚持” 和“反自由化”镇压大棒，再经六四杀人，扑灭思想火花，终于功德圆满，逼迫他们要么流亡海外，或者彻底噤声，只剩下左王邓力群、胡乔木之流一家之言。虽然后来，互联网和自媒体日益流行，体制内外，都有自由派人士，前仆后继，不时发表真知灼见，但毕竟数量少，影响有限小，难对社会整体启蒙。

如今，以国师王沪宁为代表，培养起数十万新一代马列战狼。他们已经没有思想，只剩下空洞口号，和“四二二四”之类数字游戏，无论高喊多少“自信”，都是同一套路。所谓“不忘初心”，就是不忘马列毛原教旨的灭资兴无，东升西降。至于老毛对黄炎培亲口许诺的自由民主，根本就不是中共的初心，只是统战手腕而已。所以，在破除马列毛思的理论枷锁之前，梦想党国分权制衡，改行民主普选，完全是一厢情愿。

再说利益偏好。老人帮的非法干政，之所以能变为不成文惯例，明显有老人帮及其家人自己的利益考量在内。其中两大好处不言而喻：第一，不必担心“秋后算帐”，否定过往政绩，追查责任罪行。看看韩国卸任总统，几乎个个受审入狱，不得好死，令人不寒而栗；第二，以“发挥余热”为名，退而不休，垂帘听政，继续编织关系网，蔽荫亲属子女，升官发财。其中关键，不是老人干政有瘾，而是利益驱动使然。所以，在任人唯亲，阶层和家族利益相对固化的当下，不能奢望老人帮能自愿放弃干政的意愿与机会。就算他们自己不想干政，他们的子女、亲友和故旧也不答应。

根治手段，回归普选

最后，回到顾万明先生的“老同志”一文，它意在宣传老人政治如何好，其实项庄舞剑。我不相信他内心深处，真以老人干政是中国的前途和方向。以他的阅历不可能看不透，“权威递降”和“人才倒选”这两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已经使无能无德无作为的“新三无”现象，成为今日官场常态。从毛周到邓陈，再到江李、胡温，最后到习李，权威递降趋势，已经严重到“政令不出中南海”。根本原因出在官员不是来自“民选”，而是来自“官选”。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证明，统治权威（权力+威望）的合法性，只能有三种来源：一是打下来的（枪杆子出政权）；二是生下来的（皇家遗传）；三是选出来的（官权民授）。随着历史进步，前两种权威日渐凋零，“选举权威”逐渐成为文明主流。

如果说毛邓那一代，属于打下来的权威，那么，江李，胡温和习李，属于什么权威呢？要说他们父辈打下来的，恐怕说不过去。就算他们个个都是太子党，可打下来的权威，只属于打天下那一代人自己，不能遗传，更别说隔代。

如果说是生下来的，也不对。因为共和国不是王朝制。就算改成毛家王朝，那也应该由毛新宇（或毛远新）接班，轮不到他人他姓。那么，剩下唯一的途径，就是选出来的权威，公民普选，一人一票。可我党偏偏不干，非要反科学逆潮流，搞什么“子女接班”，“内部钦点”与“隔代指定”等邪门歪道，最终导致权威递降不可逆转。

既然拒绝“群众选官”，死硬坚持“领导选官”，那么，官员的权力当然是领导给的，与人民群众无关。顺便说个网传故事，因隐瞒矿难被判死刑的广西南丹县县委书记万瑞忠，临刑前接受采访。记者问他，是否感觉对不起人民群众和提拔他的党政领导？万书记大言不惭回答（大意）：“我只对不起父母妻儿，没有对不起群众。我掌权跟群众没啥关系，是上级领导给我的权力。我对得起领导，已经孝敬够了他们。是他们对不起我，没有为我说情。”  当真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言也直？），句句真话，没有撒谎。

如果继续深究，等级授权的危害性，还不局限于权力来源的本末倒置，更导致人才品质的倒筛选，劣币驱逐良币，一代不如一代。什么样的下级，更易受到领导赏识和提拔？当然不是有能力有主见，喜欢提意见的“刺儿头”，而是善于溜须拍马，报喜不报忧的无耻小人。他们往往学识低，能力差，凭政绩难往上爬，只有靠邪门歪道，才能博取领导欢心。据说江某曾经在上海手提礼物，在陈云卧室外敬立数小时，只为不打扰陈的午休。而另一位将军，还亲自为领导站岗。如果这等令人作呕的下贱行为，居然在官场大行其道，那么，一代不如一代，还奇怪吗？

试看民主制下的党派竞争，表面相互指责，攻击揭短，乱七八糟，无所不用其极，但它的好处恰恰在于，给选民提供机会，了解候选人的口才，能力，品德，政见与个性，从而决定投票给谁。为博取选民认同，候选人不得不放下身段，扫街拜票，甚至向斗升小民点头哈腰，低三下四，磕头许愿。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年一度的大选，还真是草根民众的节日庆典，也是我这个大陆教师，在台湾旅游观选的心得体会。

有人反问：难道选民就不会看走眼，把原本不合格的人选上大位吗？当然会。不过第一，千百万人的选票，总比几个老人的密谋，误差率小得多吧？第二，发现这次选错，下次改选别人就是。而且纠错难度，应该比老人帮发现选错人，再把权力收回来，也小得多吧？当然，民选政府也有缺点，往往效率低，派系角力，互相扯皮，但好处是亲民，能听到不同声音，兼顾各派利益，不易走极端，行政成本相对较低，效率未必差。至于民主政治的其它配套措施，因超出本文主题，略去不表。

总之，究竟哪种制度，更能选拔出好人能人？树立政府权威？维护百姓福祉？有利于长治久安与社会稳定？等等，这些都属于简单的常识性问题。当数千名号称“合法选出”的代表们，光鲜亮丽走进大会堂，装模作样议论党国大事，推举领导人的“庄严时刻”，老关真诚希望，大家是否能把这些常识问题，也在脑海里转悠一下？

作者为北京退休教授，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定稿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