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沙皇”孙春兰，如此孤独

孙春兰在2018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在今年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女性代表不到三分之一。 JASON LEE/REUTERS

香港——2020年初，由于对首次暴发的新冠病毒处理不当，武汉的愤怒情绪升温，共产党派出高级官员处理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其中一位名叫孙春兰的官员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召集当地干部，为医护人员采购防护装备，为病人提供医院床位。

孙春兰呼吁在抗击病毒的战争中保持绝对忠诚，她警告，任何逃兵都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为中国政治高层中少有的女性，她已经习惯了这个角色，推动共产党的意志，承受国家的批评。“大多数时候，当男性政治人士不想处理危机时，女性就会被推到前线，”皮策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刘含章（音）说。

毛泽东曾经高举性别平等的旗帜，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原则。但70年过去了，中共未能提拔女性担任掌握政治权力的职位。

自1949年以来，只有八名女性进入了由25名成员组成、权力巨大的中央政治局，其中包括现年72岁的孙春兰，她预计将于本周从该机构卸任。这八名女性中的三名是共产党革命奠基者的妻子。从未有女性被允许进入中国最高管理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本周，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有望获得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任期，共产党代表大会依然是典型的西装领带场景——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代表是女性。

由于政治议程日益推崇有关家庭结构和女性在社会中作用的保守观念，性别失衡在最高层得到了强化。和许多有志担任公职的女性一样，孙春兰有时会被推到政治上不重要的职位。但随着不断晋升，她建立了自己的支持者网络，包括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使她能够创造出提拔到高层所需的履历——以及靠山。

“在任何情况下，孙春兰都是一位不可思议的政治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政治专家史宗瀚说。“在民主制度下，具有这些品质的政治家很可能会当选为国家领导人。”

2018年，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JASON LEE/REUTERS

在中国，女性从政的机会非常有限，只有少数女性能够晋升到足够高的职位，有成为下一届政治局人选的可能性。

官员们往往通过展示自己能够推动所管理城市和省份的经济发展来提升党内地位。但悉尼大学研究中国性别与政治的高级讲师陈明璐（音）说，女性很少得到这些工作。

相反，党内的女性往往被安排负责一些被视为没有那么重要的领域，如医疗、教育和文化。“这也限制了她们升职的可能性，”陈明璐说。

南京大学助理教授蒋心慧说，由于女性获得的机会太少，全国妇联前任主席、第二位女性副总理陈慕华在上世纪90年代推动了一项配额制度，当她认为第一版做得还不够时，她写信给后来成为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

在她的努力下，诞生了一项党规：在省级至省级以下的各级政府中至少要有一名女性领导人。这个要求止步于政治局。

周日，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和其他官员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 THOMAS PETER/REUTERS

孙春兰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没有姻亲关系，她最初在东北城市鞍山的一家手表厂当工人。她不断得到提拔，在两家工厂担任过各种党政职务，后来担任市妇联主任。

一位曾和孙春兰住在同一栋楼的前同事回忆，后者每天下楼时都会来敲门，用配的车顺路捎这位同事上班。“她给我最大的印象是随和，没有官架子，”这位同事2009年对官方媒体说。

在一次罕见的采访中，孙春兰自豪地谈起了自己的工人生活。她在接受《大连日报》采访时表示：“我是工人出身，我对工会组织有着非常深刻和特殊的感情。”

在担任东北城市大连的市委书记期间，孙春兰锻炼出了政治头脑。她与她的前任薄熙来发生了冲突，后者是一位自以为是、来自显赫家族的政治人士，他昙花一现的崛起在2012年戛然而止，为习近平掌权铺平了道路。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李成说，她阻止了薄熙来任命的官员，并在该市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基础。

“薄熙来是太子党出身，他从不隐瞒自己出身高贵，有权得到很多东西。孙春兰出身贫寒，所以从第一天开始，两人就相处不好，”李成说。

2009年，孙春兰被任命为南部省份福建的党委书记，十年前，习近平曾在该省担任省长。当习近平在2012年被提升为党的领导人时，她被任命为政治局委员，最终负责文教体卫。

在2020年新冠病毒暴发的早期，孙春兰于1月27日带领一个专家小组来到武汉，四天前，官员们封锁了这座城市。武汉市长刚刚因行动太慢提出辞职。

2020年疫情期间，孙春兰在武汉协和医院总部。 CHEN YEHUA/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

随着死亡率突破4.1%，孙春兰引入了战时措施。病人被集中起来，送往临时隔离设施。官员们拿着测温枪挨家挨户搜寻病毒。

在孙春兰的指挥下，当局完善了一些举措，这些措施成为了中国“清零”政策以及普通民众必须为国家的更大利益做出牺牲理念的组成部分。

一个半月后，习近平前往武汉，宣布这些努力“扭转了局面”。

即使病毒的威胁发生了变化，这种早期的战时心态仍然存在。当局仍在密切追踪病毒并采取惩罚性封锁措施，但公众的支持正在减弱。

孙春兰已成为越来越多愤怒的目标，其中大部分是在网上表达的，并很快被审查人员删除。如今，她对一个城市的到访已被视为不祥之兆。

2018年，孙春兰与时任副总理刘延东（左）。 WU HONG/EPA, VIA SHUTTERSTOCK

在网上，她被嘲笑为“封城大妈”和“孙巫婆”。

近二十年前的2003年，孙春兰在政治局的一位女性前任吴仪也接手了一场危机，当时的卫生部长因被指控掩盖SARS疫情的规模而辞职。

官方媒体大肆宣扬吴仪的“铁娘子”名声，因为她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与美国就知识产权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谈判中是个强硬的谈判代表。记者注意到她的短发，看到她的自信本性，称她为“假小子”。

瓦萨学院政治学教授苏福兵说：“当你观察公众对女性领导人的看法时，会有一个带来负面看法的性别滤镜。”

中国前副总理吴仪2007年在华盛顿。 TIM SLOAN/AFP VIA GETTY IMAGES

随着中共准备好迎来新的领导班子，中国专家认为有三名女性（均为60多岁）具有加入政治局的潜力。谌贻琴是中国西南地区贵州省委书记，也是唯一一位担任省级最高级别职位的女性。喻红秋是中共反腐机构八名代表中唯一的女性。沈跃跃是全国妇联主席。

“对于想从政的年轻中国女性来说，她们没有太多的榜样可以效仿，”悉尼大学的陈明璐说。“她们没有多少人物可以崇拜并带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