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揭邓小平从陈云手中夺权内幕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定性起点。会议知情者、曾任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认为，这次三中全会的真相一直被掩盖和扭曲。鲍彤披露，邓小平为三中全会的定调政治上极为保守。冲破禁区并引导潮流的是陈云和胡耀邦，邓见风转向夺取了主导权。中共才得以推行批判文革的非毛政策，开启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邓小平与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会议重点并不是讨论改革开放。这实际是一次失控的会议，是出乎华国锋、邓小平意料，要求算老帐、向后看的会议。会议进程显示了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和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社会效果与解放思想的威力。邓小平后来是依靠手中的权力成了会议最大的赢家。

　　谁提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是邓小平。他提出的会议议程和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什么？他提议讨论三个问题：一、通过农业问题的决定；二、讨论李先念在一九七八年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三、讨论计划问题。从邓小平决策的三个议题看，根本不是讨论改革开放。从会议最后通过的农业问题决定仍然坚持“不准包产到户”看，会议不是改革开放的会议。

　　李先念在国务院经济务虚会议上的讲话稿（不是后来的理论务虚会议），是于光远、邓力群起草的，内容是讲经济的。其中讲了“要经济规律，不要长官意志”，与他以前的讲话比较是好的。邓小平为三中全会选择的议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用“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代替“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口号。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大会”的三中全会，既没有改革开放的议题，又没有讨论改革开放的问题，只有这一个“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邓小平的发明。

　　邓小平、华国锋不要回头算文革的帐，陈云、胡耀邦冲破禁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召开的。为三中全会做前期准备的，更为重要，影响更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邓小平和华国锋在三中全会前的意见是一致的：向前看，不向后看；不算过去的老帐，不纠缠过去历史遗留问题，也不拟提出文革遗留的毛泽东钦定的大案，包括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因此，华国锋讲话是重点工作要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邓小平于十一月五日至十四日偕夫人访问东南亚新加坡、泰国、缅甸，并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

　　邓小平没能参加的这五天会议，非同寻常。十日开会当天陈云的发言，十一日谭震林和十三日胡耀邦的发言，冲破了邓小平、华国锋为会议设置的框框，提出了文革中一系列重大遗留问题，使会议原定议程被冲乱，会议就失控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胡耀邦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为中央工作会议，提供多种材料和信息：一、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材料和中组部的覆查报告；二、彭德怀覆查材料；三、陶铸等人覆查材料；四、关于康生诬陷六百零三人的材料；五、胡耀邦覆查一系列冤假错案中关于历史问题、自首问题的讲话和中组部覆查平反工作中的案例；六、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群众和高层领导对天安门事件的深刻觉醒的有关信息材料。

　　陈云十一月十日在东北组发言中说，对华国锋、邓小平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意见：我赞成；历史问题不纠缠是对的。但是，有些问题太大，中央不说话，下面不好解决。陈云发言中参考了胡耀邦提供的材料，根据他本人在中组部和白区地下工作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六个问题：一、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毛主席知道吧？二、关于所谓自首分子问题；三、陶铸、王鹤寿等定为叛徒问题；四、彭德怀同志问题，陈云表面上没有直接讲文革不对，但是翻来覆去提问题。彭德怀同志开除了党籍没有？没有吧？骨灰现在放在哪里？是不是应当放在八宝山？五、关于康生的错误。六、关于天安门事件。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还是革命行动？

　　陈云的发言是迂回战术，没有直接说文革错、毛泽东错，可是敲了边鼓，提出了一些文革中的重大问题。胡耀邦和陈云的发言和材料像大石头扔进平静湖面，引起会议很大震动，突破会议原定的框框，代表们不是集中原定的中心议题：“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的问题”，而是集中批判文革，批判凡是派，批判极左思想，要求为毛泽东钦定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

　　陈云只是中央委员，处境、思考问题与邓小平有所不同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没有开大会，分为八个小组开会，地方上按六个大区分组，还有一个中直机关小组，一个军队小组。有几个人做了好事，把陈云的发言编了《简报》，印发各组。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还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央委员，不是政治局委员，因为从“九大”以后，陈云就没有被选进政治局。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陈云曾经长期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党中央副主席，余威犹在，陈云点了火、开了炮以后，各个组七嘴八舌都跟上来了，整个中央工作会议就活跃了。在工作重点转移的原定议题之外，会议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关心的是天安门事件和文革中的一系列重大冤案的平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在台下的陈云，同已在台上、恢复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职务的邓小平的处境，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重点有很大不同，因此陈云带头勇敢地冲破了华国锋、邓小平为会议设置的框框，使整个会议失控了。

　　同会内的热烈讨论文革问题相配合，天安门、西单民主墙的群众的大字报也开锅了，矛头直指向文革、“四人帮”和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甚至指向毛泽东和一党专政。十一月十四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胡绩伟、曾涛、杨希光、于光远商量，这是事件发生地最高领导人对事件的正确评价，新华社要当作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当晚七时多，新华社的新闻稿发布。

　　邓小平用于光远代替胡乔木，重新起草讲话稿，从陈云手中夺取主动权

　　邓小平十一月十四日从东南亚出访归来之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在陈云、胡耀邦发言的带领之下，已经跳出华国锋和他设置的框框，他自己已经没有了会议的主动权。胡乔木为他起草的大会讲话稿也根本不能用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邓小平对胡耀邦说：“乔木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写。”胡乔木会前为邓小平起草的讲话稿中说：

　　“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还是要处理好阶级斗争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不但王张江姚是走资派，河南省委的王维群、驻马店地委的苏华，也都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他们的罪恶比三反时候河北省的刘青山、张子善严重得多。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既不应夸大，也不应该缩小，夸大了会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都还有些空子可钻，都还有一些人要钻空子，这就有了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可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增加以后，这种可能性一定会增加。我们一定要经常保持清醒头脑，随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务必要使阶级敌人的一切活动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加以消灭，不要等问题成了堆再去处理。”

　　这个稿子的思想体系仍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视角。准备在三中全会上用的这个发言稿子显然大大落后于中央工作会议的发展形势，比起陈云发言更是落后的太多，了无新意了。因此，邓小平否定了、拒绝了胡乔木起草的这个稿子，他说：“看来乔木是不行了。”八十年代清污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重新重用胡乔木，此后胡乔木起草的发言稿中的主要思想并没有根本改变，只是更聪明地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分子”代替“四人帮”的专用词组“走资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阶级敌人”。这样，具有同样的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思想基础的邓小平又看上胡乔木了。这是后话。

　　十二月二日，邓小平邀胡耀邦和国务院研究室的于光远到他家商谈起草讲话稿。按邓小平亲自草拟的三页五百字的讲话提纲，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等人五、七、九、十一日接连四天，到邓小平家共同研究讨论，最后定稿，题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以此文做报告。

　　是中央工作会议推动了邓小平思想变化与进步，而不是邓小平设计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实际进程。因此，邓小平既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没有把三中全会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而是群众、党员、高级干部推动了整个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促成了邓小平讲话内容的转变。

　　陈云与邓小平谁是三中全会的英雄？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是陈云和邓小平争英雄的一场暗中较劲的公开比赛。前期陈云高举平反的旗帜、高喊民主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和会议代表的真诚拥护和欢迎，这是三中全会上陈云由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又被选为中央副主席的重要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邓小平看清了，看懂了形势的紧迫。邓小平看到陈云的讲话预示着东山再起，有些好话谁先说，谁将拔得头筹。同陈云争夺民心、党心也就是争夺最高领导权。甚至是未来的第一把手，名义上的主席和背后的婆婆由谁担任的问题。

　　客观地看，邓小平最后的讲话是很好的、很有用的，同时也是不符合邓小平本意的。同邓小平原来交代胡乔木起草的讲话基调是完全不同的。为了比陈云的讲话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邓小平讲了党和国家的制度问题、民主问题、解放思想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可惜的是，邓小平讲出的只是一些很好听但不拟执行的好话。

　　邓小平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会外西单民主墙的议论；他看到了文革遗留的难题，但不愿延伸到反右派斗争的彻底平反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反右派斗争五人小组组长，只愿意为右派分子个人“改正”，而不能为反右派斗争平反，仍旧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没有真正做到也不愿做到胡耀邦坚持的“有错必纠”，“毛主席批的错了，也要平反。”对于民主、自由、人权、三权鼎立，他认为都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能用。因此，他赞成抓魏京生，反对西单民主墙，取消“四大”，这些做法正是他让胡乔木起草的讲话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毛泽东的“六项标准”的延续，邓小平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根源。

　　从会议结果看，陈云是会议当然的英雄，因此摇身一变，由中委成为副主席，洋洋得意；华国锋以主席身分挨批，他为他和邓小平共同为会议定的框框，为“两个凡是”受指责，灰溜溜的；但是同样应当承担会议框框和“两个凡是”责任的邓小平也能摇身一变，把会议成果拿过来，只用一句话：“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就是中央的决定”，变成他自己的功劳。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成了邓小平变脸的表演会。

　　假如认真阅读邓小平的三中全会的讲话，会发现邓小平通篇只讲民主作风，没讲民主制度；着重讲经济发展，没讲政治改革的要害是党的改革、开放党禁、报禁问题；即使讲农业发展，也没讲农村改革，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决定强调的是“不准包产到户”，这个文件起草的负责人是纪登奎。至于后来批评华国锋搞“洋”跃进，搞十个大庆的错误，实际上，“十个大庆”是李先念提出来，邓小平支持的，为了大干快上的新跃进，最后把帐算在华国锋的头上。那时翁永曦四个年轻人写封信，主张“轻改革重调整”，陈云评价很高。

　　总之，三中全会不是改革开放的大会。把这次会议人为地挂上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这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同时，又出来了另一个神话：“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改革不是领导出来的，也不是设计出来的，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是在于它是失控的大会，但是符合人民心愿、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我在三中全会二十周年时就讲过，三中全会的成功原因，全部在于七嘴八舌，可以各抒己见，讲自己的话。三中全会失控，在于失去领导。既然陈云可以对毛泽东说不；既然陈云、胡耀邦可以对毛泽东批准的几个文革大案说不，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对文革说不；也可以对人民公社说不。三中全会上代表们可以七嘴八舌，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在政治生活中七嘴八舌，这种自发的对民主的追求，对宪法言论自由权利的捍卫和运用，推动了改革。

　　至于领导方面的斗争，从领导人排序看，原来是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李先念为副主席，从三中全会以后，陈云从中央委员升到副主席，排列第五；而邓小平实际上从第三位变成了握有实权的第一位。应当说邓、陈得胜，华、汪失败，叶、李保住位置，而最大的赢家是邓小平，贪天功为己功，贪人功为己功，时势造了英雄，又造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姚监复注：此文由鲍彤口述，姚监复记录、整理。自一九八九年五月鲍彤成为秦城监狱“八九0一”号囚徒之后，全部笔记本被收走，至今未归还，所谈全凭记忆。姚监复从《胡耀邦思想年谱》等书核对补充。仍有不准确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对《胡耀邦思想年谱》编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