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长者之前，江泽民数次转变公众印象

江泽民真的去了。2022年11月30日，在各地“白纸抗议”的势头延烧数日之际，新华社发佈消息，宣布96岁的前中共书记江泽民因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

尤记得2011年7月6日，香港亚洲电视在傍晚6点半的黄金时段，错误报道了“江泽民病逝”的消息：台标被调成了灰色，主持人字正腔圆的説到在9点半将有“特备节目”。乌龙过后，亚洲电视高层换血，一蹶不振，最终在2015年陷入财困，被勒令停止广播。白发人送黑发人：“亚洲电视死了，江泽民都没死”。

不少香港媒体和日本产经、读卖新闻都“跟车太贴”，引述或做出类似报道；但最倒霉的还属内地山东省党媒下的某个新闻网，也照登江泽民死讯，结果总编、编辑被“一撸到底”，没了官运。在香港某个大报的编辑室内：当晚製作的八大版报纸版面，被印出来、裱好、挂在办公室当眼处整整10年，警惕同事殷鑑不远。

“膜蛤”兴起前的长者

2011年，人们关注江泽民的“死”，因为他当时还是个极具政治影响力的老干部，而非“膜蛤”文化的大IP。

由于隔年（2012年）的十八大，胡锦涛将任满换届，当时中国的政治氛围称得上诡谲，外界认为党内意识形态斗争空前激烈。在重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运动”来到第四年：一批政商要员被冠以“黑恶势力保护伞”遭处极刑，电视上的商业广告销声匿迹；海外学者发明的“重庆模式”一词更被重庆官媒借用，正式被包装为薄熙来的政治理念。

与之剑锋相对的是广东的汪洋。2012年5月，汪洋在广东党代会上的那句“需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当下算得上是“恨国党言论”，结果登上当时的南方都市报头版。前一年的乌坎事件中，广东省委最终同意乌坎村“一人一票选党支书”，并承认带头抗争的林祖銮当选，被视为“六四”后当局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大妥协。

和二十大前捕风捉影的“习下李上”不同，伴随意识形态斗争而来的人事竞争，可能是更真实存在的。“薄熙来问题”上，九名政治局常委立场鲜明：当时掌管人大的吴邦国、政协的贾庆林、管意识形态的李长春、纪委的贺国强、政法系统的周永康以及习近平都公开在出访重庆时，都公开对“唱红打黑”、“共同富裕”表示肯定。上述六人当中，除了习近平被视为“相对中立”外，其他人等都因曾同江泽民共事，或在江任内被提拔，而被视为江泽民的政治盟友。

至于不曾公开认可“重庆模式”的则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总理温家宝以及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三人都被视为同江泽民对立的政治势力。2011年4月，温家宝在会见香港“老左派”吴康民时，更出声表示“有两股势力在阻挠改革，一股是封建社会残馀，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到2012年3月温最后一次“两会”时，他更在记者会公开表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次日，薄熙来便被正式解职落马。

在当时，江泽民在舆论场上被视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而非如今这个“用英文谈笑风声”、“我来谈个夏威夷吉他，请州长夫人伴舞”的开明形象。

见风使舵或顺势而为？

但这并非江泽民“形象”的第一次扭转。

“六四事件”爆发后的1989年6月24日，中共将同情学生的赵紫阳和胡啓立赶出政治局。江泽民“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地进了北京做总书记。从那时起，江泽民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待了15年，直到2004年卸任中央军委主席，名义上正式退休。而这15年，又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1997年邓小平逝世，分为三个阶段。江泽民的政治取态在这三个阶段截然不同。

“六四”时，尽管邓小平最终拍板镇压民运，但两位犯了“右倾错误”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都由邓一手提拔。邓小平交出最后的军委主席之位，将所有权力移交给李鹏和新上任的江泽民。江泽民也顺应当时党内的保守主义氛围，在当年11月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定性整个80年代的“改革”速度过快，将“治理整顿”摆在“深化改革”之前：具体措施包括紧缩财政和货币、压抑社会需求、打压民营经济。通过“少投资、少消费”控制债务和通货膨胀。江泽民更放话“要将投机倒把的个体户罚得倾家荡产”。

到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前，“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并行的举措，正逐步演变为“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并行”，而王忍之和邓力羣等保守派领导的中宣部，也释出两种新理论。其一的“反和平演变论”主张在西方势力对中国和平演变的过程中，对外封闭和自我孤立是“避免被颠覆的必要手段”。另一个“两种改革论”则主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各自截然不同的改革路径，1978年以来参照西方国家推行的市场改革被归入“资本主义改革”范畴，应该被废弃。尽管没有证据证明江泽民推动了这一波“逆流”，但其毫无疑问默许了保守派的做法。

美国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里披露，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过程中在召集两位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刘华清以及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在深圳召开“军事会议”；绕过军委主席江泽民下了“谁不改革谁下台”的通牒。从那时开始，江泽民调转枪口，“比改革派更改革派”。

年底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实现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三位一体，既废除了元老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又打破了原有同李鹏“共治”的模式。之后的五年，李鹏被“打入冷宫”，专心只搞他热爱的三峡大坝建设，更重要的税制和市场改革由朱鎔基实际负责，两岸而外交领域则由江泽民亲政；1997年，“最后的保守派”李鹏更“明升实降”为人大委员长，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削弱。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三个月，江泽民没有了最后的桎梏，终于在五月中央党校的“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系统阐释了他的执政理念，更引用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述，进一步压缩左派空间。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民进国退”的方针得以确立；为加入WTO在谈判中大幅让步；重塑同美国和西方的友好关係，限制性开放互联网，以及在随后确立“三个代表”思想：将中共性质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去除了党章中为数不多的“阶级属性”成分。

从1989年的“罚得个体户倾家荡产”，到千禧年后的“资本家入党”，再到下台后支持保守派政治盟友。外人没有读心术，无法判断何者是江泽民的“初心”。但他却总能在被动的政治环境中，维护和扩展自己的政治权力。这样将“保持权力”置于“坚持理想”前的政客思维，在过去的中共领导中并不常见。即使到退休之后，江泽民也同样吸取“南巡时被逼宫”的经验，安排两位亲信徐才厚和郭伯雄成为军委副主席，直至最终被同样强势的习近平和王岐山拔除。

江泽民的遗产

许多人看不起“政客”左右逢源、缺乏理想。但存在政治竞争的国家，“政客”却往往是从政者中的大多数。在民主国家，他们会根据民意取向调整竞选立场；在国会中也许要为了服膺党派利益，而放弃支持自己的阶层或争取已久的地区建设。而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寡头竞争”的政治舞台；“政客”既需要满足不同派别的政治需求，也要时刻观察民意，免得落入下风。

在中共的角度，1989年是异常凶险的一年。少有人预见到“六四”不过是“社会主义政权”钜变的开始：从波兰和匈牙利开始，到苏联解体为止，原本横跨欧亚非的30多个共产党政权，只剩下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五个。保守势力之所以在当时提出荒诞的“关起门来防止和平演变”，正是由于六四镇压敌不过外部环境的变化，根本无法安抚他们对失去政权的恐惧。

“情绪化反应”的后果，在东欧共产党身上体现地淋漓尽致。1991年，近乎绝望的苏共保守派发动推翻戈尔巴乔夫的“八一九”政变：坦克上街后方才发现他们既无法赶尽杀绝所有的同志，也无法吓退愤怒的莫斯科市民，政变只为苏联敲响丧钟。早一年的柏林，被逃亡潮弄得心神不宁的东德政治局委员沙博夫斯基，匆忙中下了放宽边境管制的命令；前线误读命令，开放柏林牆，东德的命运就此注定。

从中共的角度来説，江泽民的最大功劳便是在国际社会主义陷入低潮期时，通过平衡党内左右势力，不断调整政策，为中共保存了“江山”：在执政的头三年，他利用保守派稳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肃清了“通过政治改革让中共交出政权”的赵紫阳团队。1992年后，江也能意识到民意对改革受阻的失望，意识到中共必须通过经济发展，获得新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是顺势扯上邓小平的虎皮，边缘化曾经支持自己的保守派，竖起了“三个代表”的大旗。

在坚持中共统治的原则下，跟随党内和社会民意变化，调整政策，避免陷入极端，这样的做法被包装为“党的自我纠错能力”写入中共的DNA，即使在党内严重缺乏制衡的今日依然有效。“二十大”常委名单公佈后，很多人预期习近平会进一步走向极端的“反市场经济、反对外开放”，但北京很快通过密集的领导人外访行程、调整防疫政策，以至匆匆结束“反垄断运动”，向外交释放政策逆转的信号。无论其真实意图为何，单看国际投行近来频频唱好中国，外国领袖排队来访，便知道北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与国际接轨”的外衣

江泽民的另一重要遗产，则是在中共的“社会主义逻辑”之上，披上了一套“同国际接轨”的外套，为北京争取到难得的“和平发展机遇期”。

冷战期间，“共产主义（communist）”一词在西方世界和法西斯、纳粹一样，是敌人的代名词。伴随苏联解体，任何和“共产主义”相关的形象，难免被贴上负面标签。在中国人看来，“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四个现代化”同疯狂的毛时代比起来，已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在外人看来，不过是好像“托洛茨基取代斯大林”一样红牆内的游戏而已。

但从90年代末开始，中共便在政策和表述上，开始了“去共产主义化”。经济领域的步子迈得最大，随着中国加入WTO，原本的一套计划经济理论靠边站；国家的“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一样，集中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上。而在政治领域，北京不再提什麽“红色江山”，转而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不可侵犯，口径转向冷战期间施行资本主义的威权国家。至于表述细节：宣传部从propoganda变成publicity；国家主席也从“红色氛围”浓厚的chairman变成president。

这套逻辑的根源，则是江泽民在执政后期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容许北京以追求经济发展作为核心目标；“代表先进文化的前景方向”容许北京用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意识形态主轴；“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则否定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价值，容许国家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体利益。

必须承认，中国以外的世界相当接受这套包装。除了利比亚的卡扎菲等少数特例，全球大部分威权主义国家同中国的关係相当良好，不再有冷战期间“被赤化”的忧虑。而在发达国家，受影响的则多为商界人士，他们认定中共的“共产主义”元素已经名存实亡，做生意只需要考虑和各级政府的利益交换，然后一股脑投入这个新兴市场；这些商人对本国政府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和西方关係的“压舱石”，大为延后西方国家把北京视为“威胁”的时间。

尽管江泽民的政治遗产在其退休后仍持续发挥影响，但遗产总有挥霍殆尽的一天。充满利益评估的现实主义政治，需要在“前狼后虎”的政治环境，当权力高度集中时，也许没有人会再谨慎地计算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