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时代的三大关键字——腐败

江泽民时代的“制度利差”向市场一方倾斜，通过政府放权让利，给权力鬆绑，权力场中人利用批地、批条子赚钱。（美联社）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五位中共总书记，除了健在的胡锦涛与现任习近平之外，三位已经作古。但江泽民与胡赵不同，正式被中共算做第三代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二位只能委屈地附骥于邓小平时代（第二代中共领导人）之下，赵的家族至今还处于受打压状态。因此，江泽民在朝有习近平任主任的治丧委员会，在野有无数隻听过江时代传说的年轻一代怀念称颂，也算是生荣死哀了。

腐败让中国陷入“现代化的陷阱”

我在国内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改革旧体制过程中的种种腐败。江泽民时代的腐败，我其实已经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尽述，书的章节标题足以概括江泽民时代的腐败与活力——20 世纪90 年代开始的“圈地运动”、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中国当代寻租活动产生的根源、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扩大、人口.就业与犯罪、社会控制的多元化和地方恶势力的兴起、黑色经济与黑社会组织的勃兴——哪个领域只要放开，腐败与活力立刻随之而来。

这一以权力市场化为特点的改革，我在2001年出国后写的《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做了以下概括：

中共政权的特质是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舆论垄断（毛时代是垄断真理）。

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有计划无市场，官员手中权力无法变现，只能多吃多占，享受级别规定的特权。

邓小平改革之后，开始市场化，官员的权力可以通过各种代理人（家属、子女与利益关係人）在市场变现。

从中共革命开始，毛的革命是用暴力化私为公，党成为全国唯一的资源垄断者与大地主；邓是用改革之名化公为私，权力及权力关係人利益均沾——如果要将习近平自2015年来打击私企的措施计入内，那就是再用权力缓慢地化私为公（范围局限于企业）。

中国人对腐败容忍开始于江时期

江泽民去世的消息传来，网上一片声地为他发“好人卡”，许多人全然忘记江末期舆论急切巴望结束腐败的江时期、迎来胡温新政的迫切感，当然更不记得那时对新老太子党利用父辈权力发大财有多痛恨。更让公众痛恨的是医院、教师、司法界这些公共服务行业开始腐败，红包文化氾滥。

那个时代经济学界持“腐败有利论”，最有名的名言是：“腐败是改革的润滑油”，“腐败出一个新体制”。《现代化的陷阱》甫出，引发中国经济学界一片反对声，个别人如天则所的张曙光，还组织人讨伐——数年之后，到了胡锦涛时代，总算有人开始省悟到腐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起了侵蚀根基的作用，比如原来用“冰棒论”主张瓜分国有资产的人也开始反腐败。冰棒论是什麽主张呢？就是说国企资产就象一根冰棒，你不去吃它，就会融化，因此不如在融化之前抓紧瓜分。

“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发韧于江泽民时期。（美联社） 

在胡锦涛时期，几代常委家族利用“九龙治水”的权力分管形成的“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发韧于江泽民时期，江公子江绵恒应该算是新太子党中的开路者，曾庆红儿子曾伟因山东鲁能案东窗事发，只得长居澳大利亚。鲁能一案之始末，胡舒立主办《财经》时一篇名文《谁的鲁能?》（2007年01月08日）曾披露：山东第一大企业，同时也是全国电力系统最大职工持股企业鲁能集团悄然改制，700亿国有资产的归属成谜——此案成为那个时代利用权力强抢恶要的教科书式经典案例。

这个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中国国内自然不会有媒体披露，但英国《金融时报》有段时期密集披露，China: To the money born（被译为《生而为钱的中共太子党》，March 29 2010）；《追问“红色血统”》（2010年12月15日）；《新生代太子党》（2010年4月15日）；《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 （2010年4月15日） ，用标题一搜即可查阅。

朱鎔基国企改革为胡温“黄金十年”奠定了基础

江时代的改革，每一件每一桩都对后来影响甚大。

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先后任常务副总理与总理的朱鎔基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将有关国计民生的几大行业（能源、电信、粮食、交通等）资产重组，采用倾斜政策让它们形成垄断并成长为中国的经济寡头；放开那些与国计民生无直接关係的行业，让它们在市场中沉浮以决生死——这一点为胡温十年的政府财政税收与国有经济奠定了基础，也为习近平时代留下了家底。

江时代开始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导致的圈地运动，在胡温十年发展成地方的“土地财政”，房地产成为龙头产业，带动了上下游几十个产业，成就了中国的经济繁荣。

对私有经济的开放——江在“六四”后曾说过要“让万元户倾家荡产”，但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立刻转变态度，成就了中国第二、三代富翁（也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大的一个富人群体），其中部分从事房地产的最后在胡温时期进入资产家行列（肖建华的明天系、白手套是典型）；胡时代甚嚣尘上的“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现象，其实始于江时代普遍化的体制内寻租。

江泽民任常务副总理与总理的朱鎔基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将有关国计民生的几大行业（能源、电信、粮食、交通等）资产重组。（美联社）

江时代开创了资本家可以入党的先例，用“三个代表”理论-新阶层论，为中国富豪进入人大政协开闢了制度性通道，胡温时期的“两会”，基本上是政治、经济、知识界、文艺界精英的高光聚会。这个宣称自身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完成了阶层基础替换之后，总算从革命党变身为执政党。如果说《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是分析江时代的各种改革，那麽2017年出版的《中国：溃而不崩》则是分析胡温时代的“深化改革”如何让中国成为一个社会深度溃败，但政府刻意养成的超强镇压能力却让这个政权能够维持下去。

《现代化的陷阱》出版之时，中国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远没有今天这样高，不少人看这本书时，对中共解决问题还存有希望：如今问题终于找出来了，党中央总要解决了吧？抱有这种希望的人当然会失望，因为正如我后来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一切源于一党专制的“三个垄断”，这种一党专制的三个垄断只要不打破，这种腐败无法通过体制内反腐败清除，这个道理，好比再好的外科医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一样。同体监督必须让位给异体监督。

胡是江时代的延续，但有个较大的区别：江时代的“制度利差”向市场一方倾斜，通过政府放权让利，给权力鬆绑，权力场中人利用批地、批条子赚钱，因此，人们纷纷下海经商利用官场关係赚钱。到了胡温末期，除了土地等垄断性资源之外，市场的制度利差小多了，国有企业等经济寡头的优势日渐显现，不少缺乏经营能力的人又希望回到体制内，不少国企高管也纷纷回归政府部委。

对一个人，可以用好人、坏人来归类。但对一国领导人的评价，远远比这种幼稚园稚童的评价归类複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