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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中共政权的所谓“江泽民时代”是从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后才正式开始的。而此前的3年多时间(1989年6月至1992年10月)他江泽民与“太上皇”邓小平之间因为还隔着一个“摄政王”杨尚昆,总书记的日子过得比他的前任赵紫阳还要委屈、窝囊。
说起来,战争时期的军旅经历几乎全部是“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时期也从来没有获授过军衔的杨尚昆本来只是被邓小平启用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正式开始于1982年年9月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当时产生的那届中央军委委员会人选为主席邓小平、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和杨尚昆。虽然杨的名字排在副主席的最后一名,但他却又是常务副主席兼中央军委秘书长。
5年之后,1987年11月召开的十三大上产生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仍然是邓小平任主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任第一副主席。表面上排名在赵紫阳之后的杨尚昆仍然是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十三大开过之后,杨尚昆的胞弟杨白冰被任命为中共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一来,本来就对杨尚昆主持军委工作多有不服的军内老将简直就是怨气冲天。据传张爱萍(前国防部长)当时曾经议论说:杨尚昆既无军功,更不懂军队现代化,让他当军委副主席就荒唐。此人主持军委工作不能服众。现在又把杨白冰抬出来主持军队政治工作,我看杨尚昆是想让共产党的军队姓杨。
自此,“杨家将”的说法开始向外流传。邓小平则在一次党内高层会议上主动表示是他提出安排杨白冰主持总政工作的。邓小平还表示:对此,尚昆同志是有顾虑的。是我鼓励他不要怕嫌话太多,“内举不避亲”嘛。
当时,邓小平的这番话曾被写进中央文件并向下传达。可见,当年中央军委内“杨家将”的形成,并非杨尚昆本人的过错。此其一。其二,当时以张爱萍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军头,之所以对杨家兄弟满肚子的不服气,除了看不起他们兄弟二人均为“政委”出身,没有领兵打仗的经验,更因为这些老军头当时个个不服老,对邓小平的干部年轻化政策心有不满。牢骚不敢发到邓小平处,只能拿杨尚昆出气。可见在整个邓小平时代里,杨尚昆一直是在带邓小平受过。
至于“六四”镇压问题,其实在八九“动乱”之初,杨尚昆不但非常维护赵紫阳,而且也十分赞同赵紫阳对学潮的软处理主张。但此后杨尚昆与赵紫阳表现的最大不同,就是杨尚昆在号准邓小平的政治脉膊后,立刻便全力维护邓小平的“太上皇”形象。虽然“六四”镇压的整个决策过程仍然有太多的待解之谜,但仅仅从已经披露出来的权威信息(比如《许家屯回忆录》中的相关内容),或者将1989年4至6月间中共官方报道中关于杨尚昆及李鹏的言行作一对比,就应该相信当时的杨尚昆在是否采取镇压决策的问题上,还是相对背动的。
回顾1987年的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当时新产生出的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政治局常委会包括赵紫阳本人在内一共是5人。但是在1989年六月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新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会成了6人制,即保留下来的李鹏、乔石、姚依林加上新“当选”的江泽民、李瑞环和宋平。
之所以不是奇数制,就是因为还有一个代“太上皇”摄政的杨尚昆的存在。截止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召开,杨尚昆一直都是江泽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当然出席者。
从江泽民上台之初的中共对外报道中的领导人排名序列上,即可明显看出邓小平的这一用意。赵紫阳实际上已经下台至江泽民正式登基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只要有杨尚昆与李鹏等政治局常委共同露面的机会,杨尚昆的名字从来都是排在最前面,虽然他在党内的职务仅仅是个政治局委员。而江泽民正式登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领导人的排名序列都是江泽民第一、杨尚昆第二,接下来才是李鹏等一干政治局常委。
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1989年10月1日,党内众元老与党政军在位领导人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举国欢庆”的那则新华社统一报道,所有出席者的排列顺序依次是: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陈云……。杨尚昆的大名不但排在李鹏往下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前面,而且还排在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前面。
曾有一位任职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人士分析说,虽然他本人并没有看到,但根据他自己的经验,鉴于杨尚昆在“六四”镇压之后一直到十四大召开一直是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当然出席者,相信江泽民登基的那次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曾经就杨尚昆这一特殊地位有过一纸内部决议,就象十三届一中全会就邓小平在党内的特殊地位有一纸不对外公开的决议一样。
正因为如此,1989年6月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闭幕当天,由新华社统一发稿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照片中,除了“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个人的单人照片,还特别配发一张集体合影。集体合影由七人组成,杨尚昆居中,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六个“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列杨尚昆两边,照片说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杨尚昆同志合影”。用在党报上发表领导人集体合影的形式对外表现照片中每个人在党内的实际地位,又是共产党政权的一大发明创造。自此,便开始了中共党史上杨尚昆代“太上皇”摄政的一段特殊时期。
江泽民刚刚上台时,接替还的只是赵紫阳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3个月后的1989年9月下旬,邓小平在家中再次召见政治局常委们时,着重讨论了自己退休的时间和方式问题。谈到退的方式问题时,邓小平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同杨尚昆同志谈过,越简单越好”。可见,如此最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当时都是先找杨尚昆商量好计策之后,才再向江泽民等政治局常委们交待的。
1989年10月,邓小平又同杨尚昆交待说: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好像还不至于马上去向马克思报道,但我不起带头作用不行。所以以后很多事情都要靠你了,你现在比过去的担子要重多了,希望你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带好下面的一班人。
如此交待完毕,邓府管家王瑞林才传旨将等候在外院的江泽民召进会客室。当邓小平向江泽民表示要他接任军委主席时,江泽民当即诚惶诚恐,再三表示推辞。邓小平说:要你干你就干,推辞的话不要再说。歉虚的话说两句也行,但也不要多说。你不要担心,我们这些老同志里,尚昆同志身体最好,他现在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是能为你把好这个关的。
由以上回顾内容可见,当时的江泽民虽然已经被邓小平捧为“第三代领导核心”,但实际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还不及在他之前的赵紫阳。“六四”事件之前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虽然是用党内“共识”的方式,讨论决定重大原则问题仍由小平同志拍板,甚至把小平同志必要时可以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这样的内容写进了内部决议,并由此决定了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时时处处都要听命于邓小平的政治差遣,随时都要看着“太上皇”的眼色行事,但当时杨尚昆的权力,仅仅限制在他以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身份代邓小平主持军队工作的层面,并没有在邓小平和赵紫阳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之间扮演他日后在邓小平和江泽民之间的那种“摄政王”角色。
1989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的决议后,江泽民在兼任军委主席的就职演说中,除了把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的,他江泽民在正式出任总书记职务的四中全会上表示过的一番谦虚再次复述一遍,再三强调“没有思想准备”,“深感责任重大,力不从心”之外,更强调自己因为“没有作过军事工作”,所以“一定要努力学习军事”。除此而外,还特别谦卑地表示:尚昆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担任军委副主席,杨白冰同志担任军委秘书长,是他自己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
五中全会开过10天后,江泽民的这番讲话被新华社发稿,以头版通栏形式刊登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官方报刊上。当时,无论是对杨尚昆不怀恶感,还是对杨家将反感已久的党内各派,都对江泽民同意把自己的这番“谦虚”表白公之与众,感觉十分不可理解。特别是把杨白冰也抬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更是令人感觉他江泽民完全是在自曝其短。自此,连中共内部人士都把邓小平向江泽民“交权”的这一戏剧化安排,形容成“太上皇向摄政王‘托孤’”。
回想六四镇压之前由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虽然同后来的江泽民上台之初一样,随时都要受到分别来自邓小平和陈云两方面的左右制衡,但当时他赵紫阳十分明白自己所兼任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完全是空有其名,所以在邓小平主动提醒他要过问一下军队工作时,他从来都是装傻充楞。
六四镇压之前笔者曾到一位时任中央军委委员的秘书家里坐客,该秘书透露说,挂名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赵紫阳从来没在一次军委会议上露面。
而到了江泽民登基之后,虽说很快就以党总书记名义兼挂了一个中央军委主席的虚名,但因为此时的杨家兄弟在军中的实权甚至超越了赵紫阳时期(赵紫阳时期杨白冰的职务仅仅是总政主任),连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都时时有插不进手的感觉,更何况他一再自谦地表示“没有作过军事工作”的江泽民。
更不如赵紫阳的是,杨尚昆在赵紫阳担任总书记的时期除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偶然因为其国家主席的头衔进行一些纯仪礼性的外事应酬,对党、政系统的工作从来不干涉----从当时的党内规矩角度,他也无权干涉。而江泽民入主中南海之后,杨尚昆已经是在手握军权的同时,还要随时代太上皇干涉党务、政务。总而言之,江泽民初入中南海的那两、三年时间里,“儿皇帝”的日子还不如当年的赵紫阳过得相对简单、舒心。
当年海外开始所谓“邓后中国”大讨论中,也有人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把江泽民正式登基那一天定义为“江泽民时代的开始”。事实上连江泽民本人或许都不敢如此自诩。而要把华国锋倒台之后的中共党史详细划分的话,把胡耀邦倒台之前定义为邓小平实际主政时期;把赵紫阳出任总书记至“六四”事件这一段定义为邓小平垂帘听政时期;把“六四”镇压之后至中共十四大召开之日,定义为杨尚昆代邓小平摄政时期……,应该说最符合实际。
综上所述,从1989年6月下旬被正式宣布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他江泽民便开始了这种“太上皇”邓小平托孤,“摄政王”杨尚昆弄权的苦日子,忍气吞声三年多时间,一直熬到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大召开,局面才彻底改观。
1992年年10月,中共十四大的人事任免事项中爆出的最大“冷门”并不是胡锦涛的入选,而是杨家兄弟的权位一夜之间便从波峰跌落至谷底。而当时的邓小平之所以下决心牺牲杨家兄弟,当然是江泽民和李鹏告御状的结果。而江、李御状内容中最能够戳到邓小平痛处的一条,则是杨尚昆暗中对赵紫阳网开一面。
当时,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缺乏信心的邓小平,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去世之后,党内会有人在“六四”问题上对他进行政治鞭尸,所以在江、李拿出杨尚昆与赵紫阳之间“政治界线不清”的证据之后,怒不可遏。
把中共政权里当年的“倒杨”事件比喻成“狡兔死,走狗烹”,虽说从字面上对杨家兄弟有不敬之嫌,但性质上绝对是这么回事。而曾经不被江泽民所包容的乔石、田纪云、万里,包括李瑞环在十四大人事换届后的政治出路,无疑是邓小平的“高鸟尽,良弓藏”。
自1989年6月江泽民上台之始,如果上述人等全部在反改革恶浪声中随波逐流,他邓小平即使还能作出“九二南巡”举动,其“北伐”效果也会大大打一笔折扣。“九二南巡”之后,上述人等显然是高估了邓小平的政治觉悟,认为大家长这次是要决心恢复“六四”镇压之前的党内、国内政治生态。万万没想到“倒杨”之后江泽民、李鹏二人不但保住了各自的权位,而且还进一步变被动为主动,夺走了乔石手中的政法、党纪乃至组织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党校的主控权;借口两届副总理期满,依“法”令田纪云离开国务院;借口党的统战工作重要,给李瑞环一届全国政协主席,换走了他手中的舆论宣传领导权;万里更是被逼告老还乡。十四大之后,虽然乔石和李瑞环的政治局常委、田纪云的政治局委员都被保留,但因为新被分配的实际职务都是“二线”性质,与江泽民、李鹏抗衡的政治本钱皆被大大削弱。
总之,仍由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十四大高层人事安排的结果,并不是仅仅牺牲了“杨家将”。十四大之后的常委内部分工,政法、党纪乃至舆论宣传都归并到总书记一人手中,决定了江泽民在党内的政治对立面要想继续对他行使有效的权力制约,难度大大增加。自此,江泽民才开始成了中共政权党和军队的有名有实的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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