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评论文章：有中国的经济学者认为，上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近10年来最重要的一次经济工作会议。说它最重要，是因为中国当下的经济形势似乎可以用坏得不能再坏来形容，而明年又是中共二十大后的所谓开局之年。中国人讲究风水，开局好不好，对社会心理和预期都有重大影响。新的领导班子到底有几斤几两，能不能服众，明年的经济表现是关键。
目前看，要稳住明年的经济增长不是采取刺激政策就可以做到的。当局日前公布的前11月经济数据非常不理想，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已失动能，虽然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8.6%，但制造业和房地产两大门类投资增速则分别下降0.4和1.0个百分点至9.3%和9.8%；消费同比萎缩5.9%，幅度超市场预期。分季度看，一季度原本不错，经济增速达到4.9%，二季度因上海封城增速只有0.4%，表现最差，三季度回升到了3.9%，市场预期四季度会延续三季度的增长态势，但疫情的反腐和各地层层加码的严防死守，导致10月和11月经济再次进入萧条状态。比如10月的进出口同比还有6.9%的增长，11月大幅放缓至0.1%。这可能是当局在12月突然放弃动态清零的根本原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难得承认经济遇到了危机，用会议的话说，当前中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产业链供应链运行不畅、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阻、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依旧存在；外部环境动荡不安，也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习近平是一个好要面子不肯认错的人，即使不得不放弃动态清零，仍然不能说中国的抗疫模式是失败的。然而，面对如今的经济形势，他不能装作鸵鸟视而不见。
与往年相比，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了一些本来应该成为常识，但最近几年很少提的表述，如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恪守契约精神等，这些背后都是有所指的。会议还把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作为明年的工作重点之一，称针对社会上对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两个毫不动摇”在此当然偏重的是毫不动摇发展非公经济。因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根本无须强调“毫不动摇”，政府在做的就是发展壮大它们，但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过去几年当局实际实行的是限制和打压政策，并放任舆论妖魔化。此次会议提出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虽然看起来都是老生常谈，毫无新意，然而对每一个身处中国当下场域，经受过政策寒冬的企业家来说，这些“老生常谈”实际意味着什么。
谈到民营经济就不能不提民间资本。对后者，当局这些年更是防范有加，警惕资本的壮大挑战中共政权，导致民间投资信心极度弱化，中国最近几年投资的最大变化即出现在这里。民间投资又多集中在制造业和房地产领域，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占中国全部投资的比重近1/3。民间投资的信心崩溃直接造成今年房地产投资的大幅下降。当局对此是清楚的，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再未提对资本的规范与监管及反垄断问题。去年和前年的会议都涉及该问题，强调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在这种政策导向下，当局开始收拾阿里、滴滴、新东方等平台企业，将这些本来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中国平台企业折腾得半死。现在这些表述在经济工作会议中都不见了，相反，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完全变了一个调。会后，新任浙江省委书记还马上去阿里调研，只是马云们未必肯领情。
此次经济工作会议亦未将习的政治标签共同富裕来部署，在谈到做好2023年经济工作的基调时，虽然依然强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但实际像一些学者建议的，是以进为主，进中求稳，给人的感觉好像当局重又回到过去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不再政治挂帅。人民日报19日的头版头条的标题即是“以进固稳”。而最近多个官方智库建议当局祭出GDP这根指挥棒，向官员发出清晰的政治信号——把精力用在搞经济上，似乎也可佐证这点。
习真的能够仅仅在经济恶化的背景下，就自我否定，重把心思放在经济发展上？许多人表示怀疑。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习不会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继续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当作头等大事。理由是，别看他大权在握，但他对权力总有一种危机感，而且他的独裁统治也不断地制造新的矛盾和政敌出来，因此，维护自己的权力、权威和统治是一个永不会停止的过程。
从极权统治的逻辑看，这种说法没错，然而，在某些特殊时期，当某个事情会影响到他的权力、地位甚至已经对他的权力和地位造成某种冲击，并进而损及中共的统治，对党的合法性构成严重伤害时，他应该会从保权的迷思中抽出身来，重点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事情。即使他不愿意，形势也会迫使他如此做。
当下正是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如果经济迟迟得不到改善，有一个至少5%的增长水平，单单地方政府的债务就无法解决。疫情三年以及经济萧条，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地方财政的无以为继，不得不依赖大量发债去抗疫、投资基本民生以及维持政府运转。但债务总有个上限，超过限度会诱发金融危机。而目前中国的地方债务占比已经逼近当局规定的红线。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范金融风险列入明年的工作重点。经济恶化的后果当然远不止债务危机的问题。清零直接逼出了白纸运动，假如经济形势不好再逼出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当局要想平息它就不那么轻而易举。
维稳事关习政权的存在价值，习宣称他的政权是人民至上，如果一再出现群众抗议，表明人民是不喜欢不满意他的政权的，习挂在嘴上的人民至上就破产了。这还会连带损及中共，因为习政权代表的就是中共。对多数党内官员来说，习的下台并不一定会触及他们个人的利益，相反很可能带来党内权力的重新洗牌，但党的统治不稳，损害的就是他们个人的切实利益。所以保党比保习重要得多。中共目前平息群众不满的唯一办法还是大力发展经济，通过经济增长让民众多少分享一点发展的收益缓解怨气。如果这条路被阻断，民众的不满只会加剧，届时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就会完全流失，要维持统治，只能依赖赤裸裸的暴力，但这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做的。因此，当经济本身带来严重的政权合法性之殇，保权就必须让位于恢复经济，否则权力也是保不住的。
目前，习的权威因清零和经济已严重受损，但他依然牢牢控制着权力，党内暂时还无人敢挑战他，故而对他来讲无须为保权采取特别的措施，甚至用它压过经济。另外，新班子上任在二十大开局之年把经济搞砸，也将建立不起应有的威信，以后的治理会更麻烦。这同样是习不愿看到的。
所以我认为，若没有大的意外出现，至少未来两到三年，当局会将工作重心转到经济上。其实二十大前我即提出，如果经济一直未有起色，习大概率会在明年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上。二十大报告或许预知到这点，保留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的表述。中国社科院原院长谢伏瞻最近表示，增长目标是关键指标，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锚，是引导全社会预期的风向标，也是各地区、各部门对标的参照物，为当局抬出GDP造势。广东福建浙江等多个发达地区在解封后第一时间组团去国外招商，拿出了一幅拼经济架势，明年中国两会很可能会设定5%的增长目标，以重振经济，这一切都表明，当局事实上正在回归经济优先的基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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