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内地决定与新冠病毒共存以来，三年防疫终于要结束了，今后新冠将成为“乙类乙管”的流行疾病。回顾三年防疫，除了让科学、专业、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之外，一个需要总结的经验是，宽鬆、多元、健康的公共舆论场至关重要。
三年前，新冠疫情在武汉大爆发时，李文亮医生说过，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这是他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朴素道理。当时在锺南山院士揭开新冠大流行真相之前，去过武汉的医学专家或者来自武汉卫生系统的说法是可防可控，包括李文亮医生、艾芬医生少数几位说出真相的人却被扣上“散播谣言者”的帽子，遭到警方训诫。当时没有一家公共媒体揭开真相，舆论监督严重缺位。可最终结果是整个国家都为此付出代价。尽管历史不能假设，新冠病毒防不胜防，但如果李文亮医生等人的预警被重视，如果有媒体及时展开调查，后来情况会不会更好。
再后来，在中国举国体制的动员下和14亿中国人的配合下，中国以长痛不如短痛的方式控制住疫情，并迅速复工复产，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中国提出“动态清零”防疫策略，清零政策进而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自此之后，哪怕病毒毒性持续发生变化，尤其是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力更强但危害性明显下降，但整个内地舆论场依然严格管控任何反对或者质疑“动态清零”的声音。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论“动态清零”是否合理，但当社会只有一种声音，“动态清零”成为新的政治正确时，别的可能性便遭到压制。
在最近内地防疫政策放开之前，舆论场的总基调是强调“动态清零”的正确性与新冠病毒的危害性。等不久前内地防疫决定放开时，风向迅速转变，具有官方背景的媒体和专家纷纷强调新冠病毒的毒性已大幅降低，绝多数人均可自愈，昔日遭到严格管控的主张放开的声音趁势充斥网络。
尽管这一转变是必要的，是一种进步，但整个过程未免有些突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众的恐慌心理。为何那麽多人抢药？为何率先打响防疫新模式第一枪的石家庄一度又收紧防疫措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之前舆论场关于病毒和疫情的信息过于单一，以至于相当多的民众对病毒的认知还停留在三年前。这也说明如果过去一年内地的公共舆论场有一个宽鬆、多元的讨论氛围，能包容那些主张放开或者与病毒共存的声音，能给那些普及病毒毒性变化的观点存在空间，最近的全面放开也许会有更充足的准备。
一个宽鬆、多元的舆论场，也许看起来没那麽整齐划一，甚至有时候会吵吵闹闹，但这恰恰是活力的体现。就像一个人，若整日正襟危坐，势必无趣。舆论场是由无数的人构成的，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正襟危坐。相反，如果让舆论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不同声音、观点自由竞争，才会达到集思广益的效果。
《香港01》在《三年防疫经验总结：让科学和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一文中写过：“现代社会能不能治理好，一个关键便在于能不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因为一个社会治理所需的专业知识极多、极杂，不同领域往往隔行如隔山，而一个人的专业知识往往是有限的，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故比较现代的治理理应是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平衡好不同专业的人的专业知识。这就要求在思想市场、在公共舆论场，应该有一个宽鬆、健康、理性的观点争鸣空间。”回顾内地三年疫情，这确实是不容忽视的经验教训。让人说话，让不同的观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竞争，激发社会活力，那麽总有一天，不同的观点将会汇聚成国家进步的大江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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