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好像不关心世界了？

土耳其大地震了。这是该国自1939年以来发生的最强烈地震，威力相当于130颗广岛原子弹，受灾民众可能高达2300万人，情况之严峻，地震应急救援专家郝南断言“这显然是一场超出了人类救援能力的自然灾害”。

然而，如果你稍作留意，就会发现，和前些年的很多国际大事相比，此事在国内媒体上和读者读者中激起的反响要小得多，仿佛远处一石激起千层浪，到这边已只剩下一点余波。起码在社交媒体上，数百万灾民流离失所的惨状，远不及一些个体热点事件得到的关注。甚至还有不少人去土耳其驻华使馆的微博底下冷嘲热讽。

这很难不让人想起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1775年冬，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欧洲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地震，摧毁全城四分之三的房屋，然而，启蒙哲人伏尔泰发现，许多法国人对此无动于衷——“里斯本变成了废墟，在巴黎，人们还在跳舞。”

这里并无任何指责或嘲讽之意，只是想讨论一下，为什么人类的悲欢无法相通？伏尔泰反思后意识到，人们只能间接、抽象地感知远方的不幸，如果认定那只是“一件偶然的事降临在与我们无关的人头上”，不相信它可能重复发生，以至于自己也极有可能面临同样的困境，那么就无法唤起感同身受的共情，即便有所触动也只是短暂的怜悯。

实际上，这个话题近三年来早已不陌生，人们在公共事件中一次次发现，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里，由于视角、处境的遮蔽，人和人也难以做到共情。若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经历了这三年疫情之后，中国人似乎更不在意“远方”了。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大家好像都不关心世界了？

不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变动，至于这究竟是好是坏，则众说纷纭：在有些人看来，不关心天下大事，退回到卑微琐屑的事务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坏事；但也有人认为，放弃空洞宏大的叙事和那些于己无关的事物，转而关注自己切身的权益，意味着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这肯定是好事。此前就有个流传甚广的段子，嘲讽越是阶层较低的穷人，越是关注与自己没有切身利益关联的国际政治，多关心自己和家人才是真的。

当然，这种注意力的收缩，有时也源于一种无力感：既然远方的事物是自己控制不了的，更无法介入、参与，甚至不清楚和自己有什么关联，那么明智的选择就是节约使用精力，控制好身周的小事——对这些疲惫、无力的人们来说，对远方的同情、关注都是一种奢侈品乃至特权。

一次在谈及这种社会心态的微妙变动时，就有人不无讽刺地当面反问我：“那你说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关心乌克兰战争和非洲难民？”

这是一个好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内向的文明来说，其实原本就对外部世界只有弱联系，我们的传统向来推崇自给自足的桃花源，不仅无求于外部，甚至那个外部世界还被看做是不可测也不可控的危险领域，自然也就谈不上对之有多大兴趣了。

理学家们早就发展出了一种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哲学信念：边界之外的“夷狄”不是中国内部需要处理的对象，只要依靠道德自省修炼出一种处变不惊的沉稳心态，就能以不变应万变。在这种情况下，外面的世界究竟如何，归根结底是不重要的。

英国探险家亨利·斯坦利在穿越非洲时曾发现，地处森林腹地的莱加人对外面的世界并不好奇，认为自己的社会文化生活已经足够丰富，外界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他们：

他们几代人都被囚禁在这森林里。这难以逾越的森林，正是使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而外面的世界也对他们同样不甚了解的唯一原因。

这种境地，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也曾一度努力摆脱过，但如今似乎又回来了。

回想起来，即便是近代“开眼看世界”了，大部分国人也并不是被某种浓厚的好奇心或“天下一家”的信念所驱使，而是出于一种务实的考虑：不管中国人是否情愿，世界其它地方所发生的事迟早都会波及到我们这个沉寂的小池塘里来，此时，危险的已经不是外部世界本身，而是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这样，“开眼看天下”的冲动与其说是因为关切那些边界之外的各色人等，倒不如说是为了我们自己。

如果说这些年来国人不太关心世界了，那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原本也没有多么关心过。

按照历史学家罗志田的洞见，中国人那种“与世界接轨”的冲动，其实相当接近于所谓“脱亚入欧”，因为在此所想要接轨的那个“世界”，通常指的都是发达国家。

在全球化还处于极盛的年代里，那个外部世界看起来对中国如此友好而充满机会，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国人在意识深处相信所有遥远角落里的人和事都与自己有关，除非那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多年前，我曾和公司同事一起去土耳其旅游，留下很好的印象。途中休息时，有一位女同事说，其实直到出发前夜，她老公都反对她这趟行程，理由是：“我们中国什么样的美景没有？为什么非要千里迢迢去土耳其？”另一位说，她老爹倒是不反对她出国旅游，“但日本除外”。

平心而论，这么想的也绝非只有中国人。近十多年来，美国人也产生了一种孤立主义的厌倦情绪，“先管好我们自己吧，何必不远万里去帮助那些自己也管不好自己的人们，反正他们也不会感激我们”；日本社会则一度涌起了一股对一百多年前德川幕府时代的怀旧情绪，那时虽然“锁国”，但日本也因此不必“到世界上去讨生活”。

然而，不论各自的出发点是什么，所有人都想着“今夜我不关心人类，只关心你”（海子诗），结果却并没有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

我们每个人都是透过自身理念的有色眼镜来观看外部世界的，是不是关心、有多关心、关心之后有没有共情，往往未必取决于事件的严重性，而取决于我们的立场和视角。

这样，当2008年金融危机的海啸袭来、尤其是三年前疫情爆发之后，每个人都深切地感受到风险社会的骤然降临，眼看着外部世界陷入动荡不安乃至混乱之中，很多人的本能反应就是退缩到一种自足的状态，希望以此保持自身的平静，应对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

这是一个在十年前都可能难以料见的反高潮：在现代化的甜美果实似乎已经触手可及时，人们突然发现，伴随着资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社会的急剧变迁而来的，是涌起的各种陌生事物带来的潜在威胁，而人们在仓促之间却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风险。

在这一点上，《三体》里的“黑暗森林法则”倒是时代心灵的折射：外面的未知世界里很可能潜藏着不可控的巨大危险，我们最好别轻易展示善意，也无法判断对方是否存在同样的善意。

我也一贯主张每个人都应当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在风险社会的大浪中锚定自己的生活更是无可厚非，但这不必然要以削弱和外部的联系为代价。否则，我们可能陷入这样一种境况：不仅不再关心世界，人和人之间的联结也会弱化，最终在彼此孤立中各自挣扎。

到头来，这不止是对遥远角落里的人和事丧失兴趣，很有可能，对整个生活的热情都全盘低下，因为对外界的漠然很少会孤立地发生，它很可能伴随着某种与外部事物的“脱钩”。

说这些，并不是要指责人们没能做到更好，毕竟太多人光是生活就已耗尽了全部力气，然而，仅仅关心私生活是不够的。

在时代的变动中，应对外部风险的最好出路并不是以鸵鸟心态退缩回来，消极地背对着外界，而是在一个坚定自我的基础上，以沉着的勇气继续关注远方的人和事——不为别的，只为类似的境况，也有一天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 本文作者：维舟。原题目为《为什么大家好像不关心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