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不满的宣示可能事关重大，但并没有对革命的呼吁。目前，由于城市居民健康保险计划的改变而引发了一连串养老金领取者的抗议活动，出现了一些大胆的说法。诚然，这些示威活动已经持续了不寻常的长时间，并且已经蔓延到全国。自1月以来，从南方的广州到北方的大连，老人们聚集在政府办公地点附近或公共广场上，指责当局抢劫他们。最大规模的人群出现在中部城市武汉，2月中旬，数百名退休人员在一周内两次与警察对峙。在一些海外中国评论家看来，这一切相当于一场“白发运动”，将这些不满的退休人员视为去年11月抗议严厉的疫情控制的年轻人的后继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举着白纸来嘲笑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赢得了“白纸运动”的标签。更进一步，一些海外中文媒体将今天的示威活动称为“白发革命”，将武汉和其他地方的集会等同于颜色革命或反政府的叛乱。
共产党的镇压机制也确实在认真对待这些愤怒的宣示。审查人员努力清除互联网上的抗议视频。社交媒体平台删除了网民的评论，这些评论指责当局对老年人实行紧缩政策，并将削减开支归咎于代价巨大的“清零”控制，这种控制掏空了地方政府的资金并打击了更广泛的经济。有报道称，警方警告养老金领取者，如果他们再抗议，他们的成年子女将受到影响。在武汉，居民公布了来自学校的信息截图，其要求父母敦促年长的亲属避免示威，并学习官方对新保险规则的解释。
然而，尽管如此，把不满的养老金领取者说成是持不同政见者，是对他们的一种损害，而且是两次损害。首先，它错误地描述了抗议活动，其根源更多地在于经济而非意识形态。简而言之，在未来，中国（相对吝啬的）医疗支出的更大份额将被导向一个集合基金，以帮助因严重疾病需要住院治疗的城市工人和退休人员。较少的钱将进入一个平行的个人保险账户系统，涵盖小病。正是这些拟议的削减引发了养老金领取者的抗议，尽管官员们争辩说，计划中的重新分配实际上将有利于最年老和重病的城市居民（他们还坚称，早在“清零”政策使公共预算紧张之前，这种城市健康保险的重组就在多年前计划了）。一些示威者唱起了共产主义者的“国际歌”，以强调他们想要的是更多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更少。
白发革命的说法也是对老年抗议者的另一种伤害。它意味着持异议者必须要求推翻共产党的统治才能被认真对待。这就忽略了一个不太引人注目但重要的趋势。今天，大量的中国人感到焦虑和厌烦，并愿意在公开场合对此进行表达。
“茶馆”专栏作者飞到武汉，请老年居民用他们自己的话解释最近的抗议活动。他的抽样调查发现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当地人认为，对保险规则的抗议不是反政府的叛乱。相反，他们符合中国的传统，即向当局请愿以获得补偿。一些示威者现在面临警察的威胁，这并不奇怪。一位外出遛狗的退休公交车司机说，中国允许公民在一定范围内发泄不满情绪。她说：”这并不像外国人说的那样，中国人没有任何自由”。在她看来，中国提供的不是完全的自由，而是 “有序的自由”，这是应该的，尽管她暗示对富人和权贵的限制不同。就她自己而言，她认为年老的抗议者误解了保险改革，这些改革将给他们带来更多好处而不是损害。不过，她冒昧地说，年轻人理解养老金领取者不满的原因，“因为很多老人死于新冠病毒。”
关于请愿是否会有用，人们的共识较少。一对60多岁的夫妇说，对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没有改变什么”。一个回家为儿子和孙子做饭的男人喃喃自语道，反党是被逮捕的一个快速途径。相比之下，一名坐在武汉的一个湖边的国有企业前工人相信，既然党知道普通居民认为保险改革 “不合理”，它就会改变政策。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不必为最近的抗议活动承担责任，尽管在实际上保险改革是一项国家政策。“最高领导人和制度本身是相当好的”，这个以前的国有企业工人说，“但地方政府现在的行为方式并没有让人们满意。”
对公平的谈论多于对自由的关注
令习近平不太满意的是，对抗议活动的一个普遍解释是，中国已经变得更加不平等和不公正。特别是，武汉当地人指责高级官员和党的干部比其他工人获得更慷慨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在中山公园的两次抗议现场，一位80岁的妇女称中国是一个 “两极”社会：政府公务员和低收入、低养老金的普通工人。她敦促养老金领取者离开公园，在市级和省级政府办公地外喊话，以便领导人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我老了，走不快，所以我没法加入他们。”她悲伤地说。
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一些人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尽管中国有很多缺点，但美国更糟糕。作为对每晚在国家电视台听到的台词的呼应，武汉当地人将美国的枪支暴力、种族主义和不平等作为西方民主有害的证据。这是对未来的一个警示。如果经济增长放缓使民众的抱怨变成接近颜色革命的东西，中国的统治者将把民族主义视为他们最好的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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