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陈小鲁

（2013年12月6日，在一次聚会上，我拍的）

2018年2月28日，陈小鲁去世，一转眼五年过去了。

小鲁去世时，我写下了一篇短文《平民陈小鲁》纪念他。特意用“平民”来做标题，反衬的是陈小鲁“红二代”的身份。众所周知，他是开国元帅陈毅的儿子，所谓根红苗正的“红二代”。

“代际”身份关系的确认，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认同。中国人重姓，“血统论”顺脉，到1980年代，“第三梯队”选拔，则以保江山社稷立政治“不规则”，“红二代”之名始滥觞。

陈小鲁在陈家排行老三，在1980年代也算从政了。先是任驻外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是隶属官方也为官方服务的类似于智囊的机构。1986年，邓小平谋局，千呼万唤的政治体制改革算是提上日程了。在中央层面，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的智囊机构。小组虽小，但地位很高。这场改革，先是总书记主持，后改为总理主持。

小组延揽各种人才，小鲁入毂。1987年10月，“研讨小组”由临时机构变为“研究室”，成为一个正式机构。中共中央的机构，庙大，要匹配，此前“研讨小组”成员均提一级。小鲁任社会改革局局长。虽然仍是军人身份，但总算有了一个叫得出去的官衔。

不过，小鲁这个官衔并没有和他的档案关系挂钩。他的档案关系在军队，地方上的任命在军内是不作数的。为此，主事人还特意找小鲁谈话，准备让总书记给他所在的部队领导打个招呼，在军内提一级。小鲁坚决拒绝了。他说，他喜欢“研究室”的工作，他是来干事的，不是来谋官位的，提不提级无所谓。

历史常常有意想不到的转折，但对个人来说，有时候这个转折就关乎命运了。“研究室”一度是个轰轰烈烈、引人注目并寄予厚望的机构，在1989年5月“有疾而终”。与此相伴随，小鲁的这个叫得出但没有实际内容的官衔也没了。

不过，在小鲁的政治生涯中，“研究室”毕竟是相当重要的一段。他接受采访时，曾详细谈过这一段的经历。我和他聊天时，也多谈的是这一段。看得出来，他非常看重这一段经历，对自己的所为也娓娓道来。

小鲁的同事，我也认识几个，有的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对照他们对同一经历讲述，小鲁的讲述，不溢美，也摒弃无谓谦虚，朴实的语气，事实都明白，且透着一种担当。

从小鲁及其同事的回忆中，我知道了很多事情。譬如，现今朗朗上口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十三大报告确立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多半始于小鲁的提议。

1987年1月，改革开放又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如何遏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代总书记在两次讲话中都谈到了“两个基本点”。他说，三中全会的基本点有两个，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改革、开放、搞活。二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

小鲁也在思考。1980年代以来的忽“左”忽右，盖源于对这“两个基本点”的阐释。视角不同，看问题的侧重点也不同，才有“左”起来强调前一个而冲击后一个。如果能有一条可以确定的基本路线，在中央文件固化，或许就不至于再冲起当下这种声浪。在“研究室”的一次会议上，他谈到了这一想法。主其事的政治局常委秘书接受，对“两个基本点”的说法进行了完善，加上了“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表述，成为对三中全会路线的完整概括。

对于这种口语化的概括，邓小平看了非常赞赏，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

此后，就开始了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小鲁参与讨论。讲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他建议要概括出一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他说，“毛主席讲基本路线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当然了他是讲阶级斗争。但是我们也应该有，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有个基本路线。我主张在报告上一定要写。”

小鲁这个建议，不是他个人的，“研究室”不少同事也持这样的看法，只不过小鲁系统地谈了而已。

后来，中央接受了这个意见，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地写进了报告。

报告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完整概括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离开政改办，小鲁去哪里了？除了此前的好友同事外，很少有人知道。直到1992年他脱下军服以上校军衔转业后，又以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出现在朋友面前。

此时，正是邓小平南巡后，海南改革的航船再度起锚，千军万马下海南，“二代”的身影和作用常惊鸿一瞥，令打拼的平民炫目。

小鲁大概不在此列。尽管朋友们不大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生意，但他似乎从没有让人炫目“大手笔”。倒是2017年7月以来，有关安邦的种种，让他“炫目”了一下。

那一段时间，在安邦的事继续发酵中，小鲁遽然去世。他身后事也一时成为热点。有诛心者居然说他“死得其时”，更有种种荒诞不经的“阴谋论”说，实在不厚道。安邦的事，小鲁的确被牵连，但从2017年7月他配合调查，到11月，已经有了他并无干系的结论。在11月的一次聚会上，他专门向朋友们讲述了此事。

岁数大了，小鲁也不再主持公司的事情，而有了更多在北京聚会的时间。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比较趋同：他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平民形象。他的坐骑是一辆POLO，是稍有点积蓄就能开上的普通车辆。他还有一辆破自行车，路近了，他就摇摇晃晃地骑车来。

其实，1992年，小鲁脱下军装后，仿佛也脱掉了“二代”的痕迹，他看问题的角度也很接地气，他的思考轨迹也更历史化了。

2013年8月20日，网上现小鲁反思那场运动的道歉信。信中说：“作为当时(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向“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他发起组织，回母校向老师鞠躬道歉。

小鲁的这一举动，至今仍被人瞩目。瞩目，并不是说都赞成他这样做，反对的声音也不少，尤其是来自“二代”的反对声。不过，在外人看来，恰恰来自他熟悉的“二代”的反对声，则更加固化了他平民的形象。

做错事，要道歉！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承续着政治“不规则”的“二代”，多数周身流淌着是一贯正确的血脉，字典里没有道歉这个词。

所以，小鲁此举，赢得了如我般真正平民的敬重。

“玉骨久成泉下土”，今夜“沽酒与何人”？在这个咋暖还寒难将持的时节，能想起走了五年的小鲁，还是潜意识里保有的还是那份敬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