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是个人对国家的反抗，暗示社会运动新可能

钟山评论文章：“润学”在新冠期间兴起，成为近期的网络热点话题，并且现实中形成某种“潮流”，大量中国人用各种方式离开中国，这个现象着实让人惊讶，ta们在中国的“好日子”不复存在了吗？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几十年内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城市生活水平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小，似乎海内外人才都能够在国内找到更好的机会。按照官方一贯的宣传，中国在党和人民领袖的带领下“强起来”了，生活在中国“偷着乐”都来不及，为什么要润去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呢？但数据不会说谎，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22公布的数据，2019、2020和2021年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人人数均超过十万人，远高于胡锦涛时期的人数之和，仅此一项就戳穿了习近平在新时代编织的伟大复兴的假象。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各种不讲科学、蛮横专制的极端封控做法让很多人感到失望无力。作为极权社会下被原子化的个体，人们反抗的力量有限，代价很大，逃离也许是仅存的理性选择。

政治问题毫无疑问是润的触发点

这几年来，找我咨询有没有必要润、怎么润的朋友明显增加，他们的职业背景大不相同，有中小企业老板，有互联网大厂打工人，有媒体编辑记者，有高校教师和大学生，更有普通的农民工，这些人润的动机和途径都不一样，但有一个共通的想法——中国现在的情况和未来的趋势已经让他们没有安全感。无论是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还是子女安全，至少是暂时的离开才能让他们躲过心中那若隐若现的危机。深究人民的不安全感来自哪里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恰恰是人民领袖一意孤行的雄心壮志会让人民瑟瑟发抖，套用《我爱我家》里的一句台词：“你爷爷一失误，我爷爷就得要饭”。

政治问题毫无疑问是让越来越多人想润的触发点。我从2014年开始到海外求学，到2015年底，要不要润的选择第一次摆在了面前，当时广东警方执行了针对多家劳工NGO的扫荡行动，抓捕了二十多位在工业区帮助农民工维权的活动家，以此来“震慑”珠三角地区日益高涨的工人抗争行动。因为常年在珠三角做劳工调研，我跟被抓捕的NGO活动家熟识，国内外关心这件事的朋友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建议不要回国，美国的朋友还为我能留下想了多种办法。这个事件让我认真思考了要不要润这个问题，当时的结论是：虽然国内的政治环境愈发严苛，公民社会举步维艰，但只要避开某些最敏感议题，推动社会改变的努力仍然有狭窄的空间可以维持下去。因此我在事件逐渐平息后回到中国，继续做劳工议题的田野调查。

时过境迁，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决定，我也很难断定是对是错。因为在中国这种体制下，当政治环境的改变只是存乎一人之念，旦夕之间就能截然不同。记得2016年，我在北京听一位知名的政治学者调侃：“十八大之前谁能想到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对于未曾亲历中国曾经的政治灾难、习惯了改革开放的设定的新一代来说，中国在过去十年变得越来越陌生，政治极权、经济失速、社会溃败、文化保守，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以极端事件的方式出现，不同阶级的人都感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不仅仅是日常焦虑的中产阶级，普通的工人农民都能察觉到身边出现的困境和危机。特别是疫情这几年，来自农村的制造业工人和建筑工人受到很大影响，比如企业订单减少导致开工不足，工人要么只能拿最低工资，要么就失业；房地产行业的衰退，以及政府基建投资遭遇财政紧张，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的情况普遍出现。

但执政者的偏执颟顸让他们只愿意听到同一种声音，沉睡在官僚体系给他们编织的信息茧房中做着强国复兴的春秋大梦。国家机器不断增强的控制力让人恐惧，宣传部门开足马力给民众灌迷魂汤，但随着结构性问题的累积，权益受到挤压、损害的人越来越多，人们被迫面对残酷的现实并清醒起来，他们无法改变国家巨大的不确定性，只有寻求改变自身的命运。

润学为何风靡？新冠疫情的“加速”与年轻人的共鸣

新冠疫情是一场巨大的“加速”，无休止的静默和封城让人们普遍产生逃离的冲动和行动，每次当封控的流言传出，都能看到不同职业的人群寻求逃离的场景，城市居民连夜开车出城而堵在高速路口，互联网大厂打工人抱着电脑回家，城中村里的农民工不断推倒水马围栏，最震撼的场景是富士康工人为了躲避“闭环生产”和工厂不人道的管理措施而徒步上百公里返乡，这种反应夹杂了恐惧，无奈，愤怒，更加反映了向往自由、自主是人的本性。中国的疫情封控可以说是极权控制的一个经典形态——每一个个体都处在刚性维稳和数字监控的严密体系之下，即使政府宣告疫情结束后，这种极控制的阴影仍然存在，会以不同的面目和形态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例如广东虽然宣布弃用健康码，销毁疫情数据，但是不久前推出的“粤居码”，强制性要求户籍居民、流动人口、境外人员安装，仍然在搜集居民数据。从这个意义上说，疫情封控是中国走向封闭保守的一个缩影，人们再也回不到疫情前的“正常社会”了。

“润学”变成了风靡社交媒体的网络迷因，也反映出年轻人对其的巨大共鸣，原因是他们所面临的暗淡发展前景和众多的困境。过去三十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内外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当政治环境在紧缩，改革开放的红利难以持续，且由于深刻的分配不公，更难以惠及到弱势劳动群体。发展的过程已经不是帕累托改进，后来的人越来越难在把饼做大的过程中分享利益，而只能争夺现有的做不大的饼，导致的结果就是竞争愈发激烈。从摇篮到坟墓的内卷，卷名校、卷大厂、卷考公……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对这一点深有体会。而由于政府对个人自由施加的各种限制，他们甚至很难找到纾解压力的渠道——就连追剧和追星的乐趣，都频频被严厉的审查制度扫兴。

按照秦晖教授的说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依靠的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低人权优势”，我们的父母辈，特别是农民工群体就是这一“比较优势”的载体，他们勤劳、廉价、顺从，付出一生的血汗为国家创造经济奇迹，但是却没有公平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他们在年老之后两手空空，养老医疗主要还是靠自己解决。虽然也有很多人搭上经济发展的快车成为了中产阶级，使得自己的下一代免受匮乏。但缺乏相应的政治改革，意味着国家和民众间的权力关系和结构性不公等体制问题并没有改善，缺乏权利保障的普通人随时都可能因遭遇不幸而一蹶不振。如今现实正在变得更加严峻，随着财政危机显现，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加快到来，社保亏空，延迟退休都是未来年轻一代必然要经历的危机，ta们几乎无法避免这场“为国背锅”的悲剧。于是，润学就成了改变“韭菜”、“人矿”命运的替代选择。

那些将在润的路上遭遇的严峻考验

对个人而言，润学提供了转换人生的一种可能性。2015年我在加州遇到一个上海女生，自己做点小生意，本来是来美国探亲旅行的，期间去玩跳伞，让她体会到一种自由的感觉，就下决心留下，于是就去社区大学从头开始学英语，一步一步挺过各种困难，在湾区扎根，疫情期间她去做医疗救护的工作，为华人移民提供服务工作。她的人生也从此改变，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意愿生活，后来收获了爱情，这几年过得很幸福。                                                     

除此之外，我在纽约唐人街跟华人新移民座谈时就听说过各种精彩的润的故事，包括花大钱让偷渡集团安排经墨西哥进入美国的，以及拿旅游签证到美国，一下飞机就把中国护照撕了的，这些故事让我明白要润成功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下定决心，然后才能有毅力去坚持完成这个过程。

当然，这个转换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毕竟人是社会的动物，要从一个土生土长的地方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谈何容易？办好签证、买一张机票离开母国并不是“润”，在异乡立足和谋生才是“润”的开始。就拿美国来说，近些年的移民往往面临十年以上的“绿卡”等待期。一个通过留学来美的中国学生，毕业后想要留下来，往往要过五关斩六将，包括找到愿意提供担保的雇主、办理工签、续期工签、申请绿卡等等程序，且一不小心（例如中途被解雇）就会有失去身份的危险。另外，解决谋生也只是基础，文化和心理上扎根的过程更为漫长，有的人会成功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当然有的也只能勉强过活。我在三藩市唐人街就遇到不少人在美国生活十几年仍然不会英语，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华人聚居区，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失败”，但至少可以窥见，很多华人移民很难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并且拓展自己的生活和事业轨迹，他们的“可能性”被严重限制了。最近听说的一个案例是有个人花了几万块钱辛苦来到美国，待了八九个月后无法适应又回到中国。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来说，这些都挺正常，即使是在中国，北方人到南方生活，东部人到西部生活都需要面对这种差异性。

此外，不同国家对移民的态度和制度参差不齐，人们润之前往往是通过他人的讲述或资料的描述，缺乏亲身体验，倾向于轻视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但润出去之后就得实实在在地走一遍移民的程序，很多人发现这将是一种新的“不自由”。有些人为了身份不得不去做不合适的工作、和不合适的人结婚、留在不喜欢的地方，并将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和移民律师、移民机构打交道的过程里，仅仅大量的文书工作就令人疲惫；有人在雇主担保的制度下难以更换工作，只能承担低薪、枯燥甚至被剥削的劳动长达数年，这往往会造成新的物质和精神的困扰。

阶级身份的差异也会对润后的状态产生影响，通过买房、投资等方式润出去的中产阶级虽然更有资源，却需要面对新的工作和社会地位感的降级，落差感相对较多；而通过偷渡、打工润出去的基层阶级，往往还是在异国从事基础劳动，但获得的报酬会比在中国多，对生活的预期也较现实，心理上往往能更快适应新的生活。我在三藩市就遇到过一位中年女性，她在中国的工作是广州某个知名报社的会计，算是很体面的工作，生活水平也不错，但随家人来到美国后就没办法找到同类的工作，只能去做家政服务，这对她来说是很大的落差，收入也不如以前。

润到异国之后，在工作内容上的落差确实是不得不克服的挑战，发达国家的“高端”工作往往饱和且竞争激烈，而且有较高的语言、本土知识、文化和资源的屏障，移民（特别是一代移民）往往很难和当地人竞争。另外，为本国引进更多基础劳动力，以填补基础劳动市场的亏空，本来就是很多发达国家的移民议程之一；像加拿大一些省提名项目，就把广泛的蓝领类工作列入了“紧缺职业列表”里，为基础劳动力提供移民便利。因此，很多人在移民到发达国家后，都会从脑力工作转向体力工作，从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转向基础工作，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多年在母国的高等教育和职业经验“作废”，工作的价值感和意义感也需要重新定位，对此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润”并不像很多人想象得那么美好，甚至常常有“得不偿失”的顾虑，那么他们为什么义无反顾？从历史和多国的经验看，第一代移民在克服重重困难润成功后，往往能给下一代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环境。想要孩子获得更人性化的教育、在一个包容、公正的社会环境里成长，这是很多中产们宁愿放弃多年家业，半生之后移居他乡、从零开始的核心动力。而这一点对遭遇政治压迫的人来说也尤为重要。过去十年，中国的政治异议人士，维权律师，女权活动家，劳工行动者遭遇严苛的打压，不但个人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而且家人遭到骚扰、甚至被“连坐”惩罚，子女没办法享有正常、公正的教育权利。随着打压愈演愈烈，法制形同虚设，现在别说是活动家，就是普通人都随时可能遭受社会主义铁拳，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个吐槽贴都能惊动网警上门“查水表”。上海疫情期间，一名身穿印有“警察”字样白色防护服的人员威胁拒绝转运的居民时，声称：“处罚以后，要影响你三代”，这句威胁触发的是盘踞在无数人内心的恐惧，正因为如此，那句“我们是最后一代”的绝望回复才会爆火全网。对很多经历过封控噩梦的人来说，润才能让自己和后代获得新生，过上正常的生活。

因此，感受到国家带来的不安全感，而起心动念要润的人，都要有为自己和后代的人生负责的觉悟。在社会运动失去了全部空间后，选择彻底退出这个不公的体制也是一种反抗，介于其高昂的成本，说它只是消极的“逃避”并不公平。当润渐渐变成一种集体运动，并被赋予“用脚投票”的意义时，它将给一个极权国家带来的动摇尚且难说，可从人本的角度来看，人们内心对公平、自由和安全的天然追求，以及想要改变、掌握自己命运的勇敢尝试，仍然值得尊重。

更大的挑战在于异地重建价值主体性与社群认同

但是在润出中国，抛离了原本的国族身份后，更多的适应性挑战来自于思想观念和制度政策层面。一方面是新移民在封闭专制的环境下形成的思维、行为处事方式是否能适应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是其能否主动接受和融入新的价值体系，这两个心理适应过程对第一代移民来说往往难度很大，也很少有其他国家的移民有着和中国人一样复杂的背景。

在海外的华人群体中，直接因政治原因移民的人毕竟占少数，即使身在墙外，人们也不得不面对同一族群身份中批量的小粉红、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等群体，彼此的认知、观念和政治主张仍可能大相径庭。由于海外中文内容和中文社群的贫乏，华人社群仍然严重依赖于微博、微信、豆瓣、小红书等墙内的信息来源和平台，也仍然受到审查的限制，这也是中国的威权政治在海外的影响力的体现。

随着中西方进入“新冷战”氛围，一些留学生的言论和表现会受到大使馆、有官方背景的学生会，甚至其身边同学的监控；国内的网警在墙外的社交媒体上监视异议者，并且骚扰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在华人社区的一些政治活动也会遇到亲中的团体干预。从这个角度看，身体的润并不能解决思想上的问题，也无法保证润之后就能摆脱中国的影响。

近些年网络上出现了好几位知名的爱国意见领袖，陈平、司马南之流被网友讽刺为“反美是工作，移美是生活”，他们把家人或房子安置在了美国，自己却摇身一变为爱国大V在国内鼓吹民族主义，利用信息差大肆渲染“东升西降”的妄语。他们很清楚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未来的走向，却反而选择充当宣传的帮凶。这样的人把润当成了一种投机，两边的好处全都想要，中国放任这样的人在国内当意见领袖真是实实在在打自己的脸，而这些首鼠两端的人在中文世界的横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多元的润学群体的声音。

但另一方面，让人感到有希望的是，过去几年随着润学群体的扩大，特别是接受过良好人文教育的年轻一代开始重新政治化，并逐渐参与到公共议题中去，他们在海外扎根的过程中也逐步形成自己了的主体性。这个年轻的泛自由社群既会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政治议题，比如美国的工会运动、黑命攸关运动、反亚裔歧视运动；更会关注中国国内的各种事件，并利用身处海外的自由奔走呼号，在线上传播各种进步理念，线下积极组织、参与社群活动，比如米兔运动、Jingyao诉刘强东案、海报运动、白纸运动等，都是非常积极有益的尝试，也让我想起自己参与的加州“争取15美元最低工资”、三藩市参事选举和伯尼-桑德斯的民主党总统初选等运动。

对年轻一代的活动家来说，中国问题是润学的触发点，但也会是落脚点。他们在肉身获得自由后正在重新找回关注、介入中国事务的空间和能动性。中国的影响没有那么容易退出他们的生活，但他们也不准备放弃中国的议题。而尽管中国的“墙”很高，互联网审查愈发严厉，这些新一代凭借自己和国内尚且紧密的连接，仍然有可能将海外进步社群的影响力反哺回国内。

综上所述，润不是问题的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润是复杂的、从下到上的人生重建过程，新移民不但要解决最基础的生存需求和身份的合法性，还需要形成新的价值主体性和社群认同。

润更是一场对极权的消极反抗，但对于正在形成的进步社群来说，它也暗示了社会运动的新可能。这个过程里的人始终是在夹缝里的，是拉扯的，我们既要在新的国家找到坐标，又要持续关注中国的议题，二者常常是一种竞争关系，我们要准备好接受这种身心分离的常态。

如果中国无法走向政治开放与自由的道路，那么润的议题就会一直存在，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会不断实践他们肉身或精神上的逃离和叛逆。最终，他们之中一定会有人找到反击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润是把不合作运动的种子播撒到了海外，“华侨为革命之母”的预言或许有一天会卷土重来。

（ 注：原文标题为《“润”是一场个人对国家的消极反抗，却也暗示了社会运动的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