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战略专家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周四（5月11日）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习近平的权力垄断登峰造极，但国内的问题也空前严峻。现在的中国社会与晚清崩溃时的情形很类似。
科普利的文章翻译如下：
习近平集结了比毛泽东更大的权力，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拥有更大的镇压国内外对手的权力。然而，他以及中国共产党要保住权力所面临的威胁也远胜过毛泽东，而且巨大的挑战迫在眉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现在面临的威胁与中国晚清政权的处境类似。清朝在1911-12年崩溃，结束了在中国2100多年的帝制。
首先，清廷满族统治者的孤立与今天中共与中国大陆社会的日益分离类似。
其次，从18世纪开始，现代技术（通常是外国技术）导致的城市化对中国农村人口产生了吸引力，并因为政府无法满足个人的期望，民众的希望转化为了愤怒和权利诉求。那是一个人口大量流动和骚动的时期。这与21世纪中国大陆的情况类似。清廷、毛泽东和习近平都试图镇压表面上引发动乱的外国势力。
1918年，中国3.95亿人口中只有不到8%的城市化；2022年，中国13亿人口中有64.7%实现了城镇化。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人口数量的波动和人口流动，其中一些时候比另一些时候管理得更好。但不受控制的城市动荡——尤其是来自城市农民工的动荡——是导致1908年至1912年期间革命的一个关键因素。
今天，习近平和中共拥有无与伦比的控制人口的技术和力量，包括使用间接的人口控制手段（例如“COVID清零”政策）。然而，虽然中共有识别反共分子并剥夺他们获得通讯、金钱、食物和住所权利的多方面技术，但有规模的民众骚乱已经开始显现。
中共特别关注的是大学毕业生的青年失业率，这是愤怒程度最高的人群。截至3月，官方公布的城镇青年（16至24岁）失业率为19.6%，但据信实际失业率要高得多。目前戏剧性的情况是，基于大学学位的致富梦想现在已经烟消云散。加剧了被边缘化感。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住房经济的崩溃，中国中年人和老年人也感受到了储蓄和机会的突然消失，而住房曾是主要（通常是唯一）的退休储蓄。
最重要的是，按实际价值计算，农业产量正在下降，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也在下降，这在中共官方统计数据中是被掩盖的。因此，社会各阶层的就业机会正在消失。2023年上半年“COVID 清零”措施结束，本希望的经济复苏令民众和中共都大失所望。
尽管国内维稳预算超过了中国军队用于“国防”的资金，但习近平控制民众的措施无法应对日益加剧的动荡。通过人为的“COVID清零”医疗保健措施来压制民众，以图转移全国的愤怒，但仍未能遏制动荡的趋势。习近平试图在世界舞台上大肆宣传取得的成功，但对解决国内问题没有帮助。
简而言之，所有的进展——包括人民币作为全球贸易货币的潜力不断上升，以及中共因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而从俄罗斯获得能源和食品的能力——尚不能弥补国内经济形势的低迷，尽管它们可能减缓了下降速度。
由于中国人餐桌上可能的食物短缺，有人担心习近平为了转移注意力，可能会试图履行他结束中国内战并摧毁中华民国的豪言：如果填不饱肚子，就填心胸。
例如，外部势力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或者美国拒绝向中国开放市场，实际上有助于在中国大陆民众中建立一种统一的认同感——只要它们存在。但在现阶段，“打败”美国和西方可能离习近平的想法还很远，尽管他不能说。
他还有更重要的顾虑。
但来自西方的威胁正因其自身的衰落而消失。后中共和后西方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它？也许我们现在正开始看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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