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女流氓”的残酷青春

“国际女流氓”

李爽还清楚地记得她出事的那个下午。

1981年9月9日，秋老虎，已经五点了，太阳依旧烤人。北京外交公寓，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是姐姐打来的，“大兵说里面的人得下来接我们，才可以进去。”

24岁的李爽随手抓起一件浅蓝色夹克，出了门。她穿着吊带背心、一条制服短裤又紧又短，黑色高跟皮拖，“法国的时髦衣服”。

走到外交公寓的玻璃门前，李爽本能地感到有些异样，她迟疑着停下了脚步，但已经来不及。

一双手死死钳住了她，把她往外拖，接着扑过来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有外国人大喊，“外交领地不许随便抓人！违反国际公约！”转眼，她已经被塞进一辆飞驰而来的军用吉普里。

审问她的警察要求她写公开信，自愿断绝与白天祥的关系，并且声明从未与他发生过任何感情。提审说：“李爽，何苦的呢，好好想想人家法国的外交官会看上你吗？”但李爽倔强地拒绝了。

几天后，审问的内容变成“星星画会”和“民刊”。1981年，风云突变，报纸、电视开始批判自由思潮。李爽心里很清楚，对“星星画会”和“民刊”的活动细节，“这些人”了如指掌，他们需要的只不过是口供。

拘留李爽的依据就是朋友李慧的口供，依据是她帮助李慧认识了一个老外，这被定性为“流氓教唆”。

李爽在监狱里是没日没夜地被提审，而在法国，这个女孩的故事也引发了轩然大波。白天祥被召回法国后，组织了营救李爽的组织，法国很多艺术界和政界人士纷纷参与。

几百人聚集在巴黎街头，举着李爽的画像，巨大的横幅标语上用中法文写着，“李爽无罪”。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各个单位与学校，批判“李爽事件”的会议正到处举行，李爽的所作所为被认定“有损国格和人格”。

只有风暴眼中的李爽本人，每天只能和监狱里的女犯人打交道，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1983年5月，李爽被获准出狱。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的第二天。法国大使沙赫尔·马洛紧张地向密特朗强调“李爽还没有被释放的事情”。

马洛是新上任的法国大使，原来的大使克罗德·沙耶因为“李爽事件”被撤职召回国，白天祥也被召回了法国。

会谈时，密特朗特意向中国高层提及李爽的事情。一周后，李爽从监狱里出来，并且被批准出国、结婚。

李爽的私事变成了国家大事，邓小平亲自批示释放了李爽。

李爽欢呼雀跃地跟着父亲从良乡劳教所出来。一大群外国朋友和媒体记者已经等在家里。房子太小，桌子和椅子都被清到了楼道里，邻居和警察一起严阵以待。

她的外国朋友“激动得像老鹰扑小鸡”，冲上去就抱住李爽。李爽觉得自己“像木偶一样被拖来拖去”。

后来她出国，在法国机场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人们像欢迎英雄一样，迎接这位异国他乡来的女孩子。李爽茫然地看着面前的记者和闪光灯。“只是和老外谈恋爱、结婚，”李爽并不知道，本以为纯粹的私人生活，意外地被卷入政治的漩涡。

“我只不过是为了活得像自己一点，无意中触碰了最坚硬的权柄。”在《爽》这本书里，李爽这样回忆。

李爽的父母是知识分子，父亲曾被打成右派。因为家庭背景，幼儿园阿姨歧视李爽，冬天罚她站在教室外，冻得脚都穿不上鞋袜。

李爽说，那些场景，长大后还会不断梦到，她还总是看见父亲站在幼儿园走廊的一头，但永远也摸不着他。“童年的伤害会使一个孩子对人间是否有爱产生本质上的怀疑。”

那十年期间，被抄家时，李爽九岁。铺天盖地而来的反省、检举、批判，让李爽父母险些招架不住，而小伙伴们的疏远和辱骂更让她感到恐惧，“小孩不会懂的，会觉得自己总是做错事”，李爽甚至尝试过用煤气自杀。

十四岁时，同学中只剩几个人没有加入红小兵队伍，李爽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她费尽心思，如愿以偿，却最终觉得爱恨莫名，“为什么要把自己装扮得很像别人？我们只能仰赖这红袖标才能被人尊重？”当晚，她剪断了得来不易的红小兵袖章。

这样的特立独行始终伴随李爽的成长。多年后，李爽在自己的书中，描写社会动荡不安的同时，也回忆了一个女孩面临第一次月经时的体验，以及后来恋爱、怀孕、堕胎的种种。

有人劝李爽好歹隐藏一些负面内容，但她觉得应该正视全部的自己，“对这些看得很淡了”。姥姥曾笑眯眯地说起来，

以李爽的性格，总有一天要被“枪打出头鸟”。没想到一语成谶。

她爱画画，但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她画的苹果，“反而画成了黄色，像太阳”。她日后的遭遇几乎是注定的，她不漂亮、不受重视，被邻居小孩欺负，自卑，但又自负……

人人都整齐划一的年代里，李爽“就是想按自己的想法活”。她交男朋友、堕胎，和艺术家谈恋爱，与诗人、画家们混在一起，在那个年代显得惊世骇俗。

李爽作品

“星星”画会时期，李爽画了一张自画像。一个女孩坐在靠背椅子上，一只腿屈起来两手抱住，一只眼睛睁得很大，而另一只模糊地半睁着。“看得清楚，又看不清楚，想看，又有看不见的东西。”她这样解释。

到法国后，1984年2月，李爽与白天祥在巴黎结婚。李爽刻意避开追逐的媒体记者们，整天去博物馆看画、学习西方绘画技巧，“眼界一下子打开了”。

一切都要从头学起，首先要学语言。再加上在国内二十几年的纠结，李爽觉得自己“很失落”。从博物馆回来后，她开始试着做一些拼贴。

在国内时，没钱买艺术材料，买油画棒都是一种奢侈。到法国后一看，连包花束的纸张都很漂亮，“扔了多可惜啊。”

李爽的拼贴实验，都是用纸剪了贴上去的，一个小人，或者几个小人贴在一起，“就是讲自己过去的故事，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事情渐渐平息下去，李爽开始试着把拼贴的实验画到油画布上。最近几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她也开始回国做一些展览。

此外还给一些奢侈品牌做设计，他们对她的东方艺术品位很赞赏。而关于过去的事情，李爽并不愿意对他们太多提及。

“女流氓事件”后，民政部下发了一份文件《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要求各地放宽对涉外婚姻的限制条件，公众对于与外国人的交往也日益放松。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李爽有时候也觉得，自己付出的太多，而得到的又太少。“星星”的艺术家们如今大多功成名就，而李爽却被大多数人遗忘。

直到现在，她才明白生活并没有亏待自己。她看着三十年前人们为政治狂热，如今又为金钱狂热。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抽离出来，冷静地看这些东西。”她说。

“如果我们今天问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人，你到底做了什么？”李爽说，大多数人什么都没做。而李爽认为自己“做了一些事情。每个人，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

有时她会见见当年混在一起的朋友，现在都成了艺术界大腕，“得先见八道秘书”。著名诗人食指也是李爽的哥们儿，如今在精神病院住着。

李爽每次过去，他都要拉着李爽，给她看新作的诗词。“再写的这些东西，无论怎么样也比不了当年了。”李爽感叹。她觉得如今，很少有人能精确地表达当下一代人的精神焦虑。

1981年的7月，李爽在西单街头骑自行车，白天祥在汽车里与她并行，两个人隔着车窗聊天。人们看不惯她与老外“勾搭”，被义愤填膺的人们扭送进了附近的公安局，费尽周折才得以出来。

两个月后，她就被正式逮捕。

而就在2013年，李爽带着18岁的小儿子去三里屯，咖啡厅里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小伙子，旁若无人地与一位漂亮的中国姑娘手拉手，自由而随意。

李爽的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她笑着对记者回忆起这一幕，

“就是突然觉得自己那两年都值了，两年的牢没白坐，也算是无意中做过一点事情，”

李爽微笑着，眼神变得温柔起来，“那很好啊，很好啊，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