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年经济表现不如预期般出现强劲回弹力道,却反而在需求低迷、房市不振下,产生通货紧缩,信託业暴雷等不利现象,但官方却迟迟没有大动作救市,使外界颇为意外。专家则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国家安全置于一切之上的立场,是至今北京当局未能有效应对的主要成因。
路透指出,包括投资者、分析师以及外交人士,普遍认为北京当局至今,似乎对于在后疫情时代,提出具有魄力的政策,促进经济复甦一事仍抱迟疑态度,对一个向以政策不透明、决策缓慢著称的环境而言都显得并不寻常。
而形成该现象的因素,并不单单只是经济问题,更与地缘政治有高度关联性;许多中国观察家咸认,习近平对国安议题的重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甚至掣肘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更吓跑了北京当局试图吸引的资金。
经济研究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负责中国研究的副主任贝多尔(Christopher Beddor)就表示,中国领导层今年向官员提出过于模糊却要求甚高的指示,必须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达成经济发展目标。
贝多尔强调“官员在无法确定领导层真正立场的情况下,通常倾向于避免任何行动,直到获得更多资讯”,结果就是“即便已造成实质损失,当局也无动于衷”。
但在此之前,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2015年资本外流的恐慌时,北京当局都曾展现出及时并有效因应危机的能力。经济学家表示,目前中国必须促进消费,并解决商业界信心不足的问题,但也强调此次与之前经济趋缓的情况不同,并没有一针见效的特效药。
中国国务院17日宣示要优化民间企业营运环境,并加大吸引外资的力道,看似展现出促进发展的决心,但实际上,中国官方不仅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更在今年针对外国谘询公司进行突袭搜索,并且实施新版反间谍法,进一步扩大包括外商等私部门在中国营运的疑虑。
对此,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表示,中国领导层在重建企业信心手段上的不愠不火,恐有更为深层的考量,因为“中共长期以来的恐惧,就是资本主义与私部门经济一旦成长茁壮到某个程度,政权有被被推翻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