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经济困境 胡之过？习之过？

　　今年中国经济的多项指标都严重下滑。虽然中国官方始终坚持稳中向好的论调，但民间舆论哀叹、恐慌的声音不绝于耳，国际社会也对没有出现期待中的复苏屡屡表达失望。中国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1978年打开国门四十五年后，中国如何才能继续改革开放？

　　日本福岛核处理水上周开始排海，在一些中国渔民的带货直播间，不少网友也开始抵制他们的产品，有渔民情绪崩溃，惨痛地呼喊到，“15年的努力，什么都没了”。有网友在转发这类视频时感叹说，这是觉得经济还不够差吗？

　　经济还不够差吗？

　　房市从去年就开始垮塌了，今年上海的豪宅挂上市半年都无人问津。大企业债务接连暴雷了，这边碧桂园刚被披露交不出土地出让金，没过几天恒大就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了。

　　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国家统计局干脆从7月份开始不再发布青年人失业率的统计。

　　中国头七个月的进出口在中国的官方数据中，按人民币计价是略微增长，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按美元计价，实际是进出口双降。

　　经济下行的局面虽说千头万绪，但挑出其中任何一项，似乎都能触摸到经济困局的实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分析说，进口下降可能说明中国经济出现了某些转变，比如从进口原材料转向进口消费品，这并不是新闻，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出口的下降，“现在看来中国出口削弱是早于世界经济的疲软。过去我们看到过的是，当世界经济疲软的时候，中国出口状况却很好。所以，这是中国出口表现的一个转变。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暗示的可能是中国的竞争力下降了。”

　　当史剑道提及中国竞争力下降时，他认为，这可以从工业生产率上去找原因。

　　症结是工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8月初在第一财经网上透露，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工业化迅猛发展，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一直保持在4%左右，这为同期的GDP增长贡献了近40%；但从2010年至2019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1.8%，还不到此前的一半。

　　生产率的降低对于工业化国家并不罕见。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之后，也都无法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这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构成了挑战。中国在这方面似乎并不例外。在生产率增速降低到2%以下后，在整个201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也从前三十年的两位数下降到个位数，并且延续至今。

　　但与较低生产率相应的是，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也明显偏低。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发表的首份《中国经济报告(2020)》，在各项创新指标中，中国的国际专利数量、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和市场规模虽然都处于国际最前沿（前1%），但互联网普及度、货物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成熟度和附加值率相对滞后，处于全球后50%行列；尤其研发强度与世界最前沿国家的差距是57%。

　　对于中国较低的工业生产率，史剑道认为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包括资金的投入和劳动力供给，“在资金方面，越来越多的钱用于偿债，这意味着，新的工业生产能获得的资金就存在问题。”

　　据美国投行摩根大通多年的跟踪数据，中国总体债务多年来一直在迅速上升，2022年比前一年增长了11%，债务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达到创纪录的285%；他们估计这个比率在2023年可能还会上升10%。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多年来一直处于下降区间。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3年1-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4%。但在10年前的2014年，这个数字还是16%；更早的时候，在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平均为26%。

　　经济体制和工业政策

　　但在史剑道的分析中，资金投入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发展也需要解决劳动力问题，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进工厂了。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颇有共鸣。他对记者分析说，“事实上中国在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就在不断下降。”这个问题在日本这样的国家也存在。

　　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由于一胎化政策，中国出生人口近年来不断减少，未来进入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也将不断缩减，这相当于经济燃料将严重不足。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们认为，工业生产率也受制于经济体制和政府的工业政策。实际上，2015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提到，经济体制改革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等问题。

　　吊诡的是，也是在2015年，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打造新技术为主，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2022年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结语部分对这个计划评价说，这是一种完全自上而下、以量取胜，并且不顾成本和价格，忽视竞争的项目。

　　但中国政府的工业政策一直没有免于这种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特征。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穆嘉（Carsten A. Holz）观察到，国务院在2000年代初虽然弱化了工业计划的职能，但政府从未放弃对工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每五年发布一次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本身就包含对工业投资优先秩序的选择。但穆嘉对本台记者分析说，政府实际缺乏真正评估政策效果的手段，“无论是对于太阳能板、机器人或是其他项目，最终我们看到的局面是这些领域的过度供给，要么是重组，要么是破产，总有人为之付出代价，现在就变成一个债务问题。”

　　而且穆嘉并不认为工业政策在整体板块上对资源的调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在202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综合六个工业领域的数据指出，在工业领域资源调配起作用的主要还是各企业自己的盈利动机和民营企业的自主决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于个别重点企业仍然起到重要的扶持作用，例如帮助华为发展5G能力，帮助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球竞争等等。

　　但对重点企业的大力扶持却可能扭曲市场，降低经济效率。穆嘉分析说，这种问题对于那些不受重视的工业领域的企业来说尤其严重，“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其他领域的企业可能缺少市场机会，或没有机会改革；更大的问题可能是，这些企业为这样的政策支付了代价，因为他们在付税，如果政府不做这样或那样的工业政策，政府本不必征收那些超出其需要的税收。”

　　权力重新集中

　　除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外，以产能输出为特征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被认为是政府主导下的一项经济政策，在这些具有指标性的经济政策背后都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主动调控。但在经济学家们看来，这种调控的角色早已经偏离了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

　　2022年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结语部分的作者之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洛伦·布兰特（Loren Brandt）分析说，“我们所见到的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早于新冠疫情，与2000年代中期出现的权力重新集中和更多自上而下的政策密切相关。”

　　布兰特在这里提及的权力重新集中涉及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自1978年中国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后，中国经济就进入了市场化改革的时期，逐步提升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在经济中的地位。到1990年代初，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政时期，曾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朱镕基主导进行了对国企和政府的改革，压缩了国企的比例，给民企更多的空间；同时，政府机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精简了职能，减少了人数。

　　但外界普遍认为，胡锦涛2003年上台后，开始逐步走回朱镕基改革之前的老路。《剑桥中国经济史》指出，胡锦涛时期大幅增加了针对具体领域工业、公司和技术的工业政策，扩大了对技术工业领域的政府直接投资。

　　穆嘉则认为，胡锦涛时期这种经济权力的重新集中有非常明显的信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2006年时就曾写到，政府应该占领经济指挥的高地，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他强调，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是希望有强大的国有企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也波及中国。中国政府在这一波危机中通过放宽信贷来刺激经济，但布兰特教授在《剑桥中国经济史》里评价说，这些信贷大多进入了国家控制的实体，并运用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这种方式恰恰加强了国家在经济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胡的问题，还是习的问题？

　　当今天的中国民众在对日益凋敝的经济感到忧心忡忡时，他们很容易把庞大的债务、几近崩盘的房市、疲软的购买力和下滑的外贸等等归结于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政府对经济社会过于严厉的控制，和中美贸易战等外部环境的因素。

　　经济学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不应让习近平去承担所有的责任。史剑道认为，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大多在胡锦涛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种子，“首要的就是并不平衡的经济上所附加的那些投资，当金融危机来临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大量借款；所以今天中国每年用于偿还债务利息的钱超过1000亿美元，现在可能差不多超过1200亿美元了，这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了。”他还强调，在劳动力问题上，早在二十年前，胡锦涛时代就应该改变其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

　　但史剑道也承认，习近平上任后继承了债务问题，并且没有及时停止借款。

　　德国哈根大学前东亚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荣休教授瓦格纳（Helmut Wagner）也认为， 习近平在2013年上任时，面前的中国经济已经有很多问题，他的错误主要是强化了权力的再集中，“在过去几年中，（权力集中）显示为尝试控制私营企业，甚至想控制所有的事情；这样一来，你就没给私营企业留下创新的空间了，但这对习近平追赶技术革新的策略却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他强调，创新更好的方式依然是自下而上，发挥企业自身的能动性。

　　瓦格纳评价说，看来习近平政府的政策优先选项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而是保政治稳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了这样的目标，习近平可能宁愿牺牲一些经济增长率。

　　体制的张力

　　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张力在中国体制中的存在似乎由来已久。即使是1990年代，朱镕基主导下以国企改革、分税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化改革，也被外界认为是提升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为胡锦涛当政时期强化经济控制、国进民退创造了条件。布兰特教授在《剑桥中国经济史》里则指出，习近平2013年上任后，实际上是更坚定地走回了国家控制经济的老路；而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之间，中国政府更是倒向了后者。

　　2013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一份被称为“九号文件”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其中列举了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危险的七种思潮、主张和活动，并指出这些主张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文件提出要确保新闻媒体的领导权要始终掌握在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人的手中。

　　这份标志性的文件发布迄今已经十年。这十年中，中国媒体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也日益加强，而中国经济却逐渐走向困局。

　　国际资本市场对此似乎也看得很清楚，外资逐步撤出中国的趋势日益明显。据彭博社报道，以8月23日截止的13天里，总计110亿美元的全球资金撤出了中国市场，创造了彭博社2016年以来这一数据跟踪的最长连续撤资记录。同时，摩根士丹利、高盛集团等国际投行也纷纷下调中国股市的股指目标。

　　唯二选择

　　中国政府对于当前的经济困难自然是十分清楚的。官媒称，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确实面临着新的困难挑战。但评论却又说，最近在一些西方舆论中，“中国经济崩溃论”又沉渣泛起；这些唱衰中国经济的人，恐怕内心从来没有期望过中国经济繁荣发展。评论强调，中国经济恢复将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它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将长期向好。

　　但瓦格纳教授认为，实际上中国政府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变成残酷的独裁者，控制一切，命令一切；或者是对经济和政治实施民主化、自由化。”他说，对于后一种选择，这意味着跟随1990年代到2000年代的改革步伐进行制度改革，这是过去十年习近平没有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