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30年前的日本还要糟糕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成为了经济停滞的代名词，经济繁荣让位于增长乏力、人口减少和通货紧缩。

许多经济学家说，中国现在的情形与那时候的日本如出一撤。现实却是：在许多方面，中国的问题比日本更棘手。以一些指标衡量，中国的公共债务水平比当年的日本更高，人口结构也更糟糕。中国目前正在应对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非日本曾经面临的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所能比。

另一个不利因素： 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在整顿民营部门，在意识形态上似乎不如当时的日本政府那么倾向于扶持经济。

即便如此，经济学家认为，这些相似之处仍是对中共领导人的一个警示讯号： 如果他们不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中国可能会陷入与日本类似的长期经济低迷。尽管最近几周采取了一些零敲碎打的措施，包括小幅降息，但中国政府一直没有采取重大刺激措施来重振经济增长。

花旗集团(Citigroup)首席亚洲经济学家Johanna Chua表示：“中国迄今为止的政策反应可能会让它走上‘日本化’的道路。”她认为，中国整体增长前景的放缓幅度可能比日本更大。

今天的中国和30年前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高负债水平、人口老龄化和通货紧缩迹象。

在战后长时间的经济扩张过程中，日本成为了出口强国，美国政界人士和企业高管一度担心这一势头将不可阻挡。然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经济开始走下坡路。

决策者将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但经济增长未能反弹，因为消费者和企业专注于偿还债务以修复资产负债表，而不是借钱进行新的支出和投资。

日本投资银行野村证券(Nomura Securities)研究部门的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创造了著名的术语“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来描述这种现象。

中国也是如此，在经历了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房地产泡沫破裂了。中国消费者目前正在提前偿还房贷，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希望他们增加借贷和消费。

尽管利率降低了，但民营企业也不愿投资，这引发了经济学家的焦虑，担心货币宽松政策在中国可能会失去效力。

以某些标准衡量，中国的资产泡沫并没有那么大。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估计，中国房地产价值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在2020年达到260%的峰值，而2014年为170%；根据官方数据，房价自该峰值出现以来仅略有回落。中国股票市场市值与GDP之比在2021年达到80%的近期峰值，目前为67%。

摩根士丹利估计，在日本，土地价值与GDP之比在1990年达到560%，到1994年回落到394%。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市值与GDP之比从1982年的34%上升到1989年的142%。

同样对中国有利的是，中国的城镇化比率较低，2022年为65%，而日本在1988年就已经达到了77%。随着人们向城市迁移并从事非农业工作，这可能为中国提高生产率和加速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潜力。

中国收紧对资本市场的控制意味着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风险很低，人民币大幅升值会损害出口。近几十年来，日本不得不多次应对本币大幅升值的问题，这有时加剧了日本所处的经济困境。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经济学家最近写道：“我们认为，对中国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担忧有些过头了。”

然而，在其他方面，中国面临的问题将比日本更加棘手。

中国人口正加速老龄化；人口数量从2022年就开始下降。而日本直到2008年，也就是其泡沫经济破灭近20年后才出现这种情况。

更糟糕的是，在迈进富裕国家行列之前，中国似乎正进入一个长期增长率疲软的时期，也可以说是未富先衰： 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人均收入为12,850美元，远低于1991年日本29,080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

然后是债务问题。摩根大通(J.P. Morgan)的数据显示，如果计入地方政府的表外借款，2022年中国的公共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为95%，而1991年日本的这一比例仅为62%。债务问题会限制政府实施财政刺激措施的能力。

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也显得更加严峻。日本也曾经面临来自贸易伙伴的巨大压力，但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日本从未面临“新冷战”的风险，而一些分析人士现在认为美中关系就是新冷战。美国及其盟国采取了一些措施阻止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并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引发了今年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骤降，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大大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

许多分析人士担心，中国政府低估了长期停滞的风险，而且在避免这种风险方面做得太少。适度下调关键利率、降低购房首付比例以及最近表态要支持民营企业，这些措施到目前为止对重振信心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美国银行的Xiaoqin Pi等经济学家认为，要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重回正轨，需要在财政、货币和房地产政策方面协调采取更多宽松措施。

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反对政府加大对家庭和消费者的支持，他把这种支持贬斥为“福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