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倒下 标志新一轮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始

文建评论文章：多年以后回眸，历史学家复盘中国红朝，按许成钢教授的诊断，红朝亡于该苏俄孵化政权的基因缺陷，其制度根本上与自由不能兼容，于是短暂的经济自由与局部开放，很快被执政安全的恐惧所摧毁。

如果按陈志武教授开创的量化历史研究的思路，寻幽探微，发现红朝的大崩溃，竟然始于为打压私营房地产业而设定的“三道红线”，标志性事件，就是恒大公司的倒下，成了导致红朝财政崩溃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而非民选政权的倾覆，必定都从财政崩溃开始。

土地由政府垄断下的中国私营房地产企业，实际上是政府的包税人，包税是为了降低政府征税成本，提高征税效率。但在政府自家的国有房企发展壮大之后，政府开始以“四限”（限购、限贷、限价、限售）来强化对房地产业的控制，但地方财政仍高度依赖包税人的贡献，四限之下包税人仍然生龙活虎，还在跑马圏地扩张地盘，于是龙颜震怒，于2020年8月20日再下“三道红线”令（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净负债率大于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死死勒住了奔跑中的房企脖子。

在前面的私营房企恒大率先窒息倒下，碧桂园、融创、奥园等所有私营房企都奄奄一息，唯国有房企靠国资垄断的银行输氧，勉强苟延残喘。但由于打压房地产业摧毁了公众对房地产的信心，人为刺破了中国房地产泡沫，作为国人主要财富贮存工具的房产价格缩水，加上“动态清零”暴力防疫，民间投资与消费的信心也急剧下降，叠加俄侵乌战争带来的国际产业加速转移，中国经济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的弊病，急速凸显，中国经济迅速陷入衰退萎缩。

（中国政府打压私营房企的套路，并不新鲜。知道1953年开始的“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怎么做的吗？从对原材料的统购统销开始，从源头控制私营企业的原料供给与终端销售，定量定价供给，限价出售，资本家们亏不起，除了跳楼做“空降兵”，活着的只得哭求政府接收企业，虽称“赎买”，谁还能讨价还价？

——而土地与资金就是房地产业的原材料，“四限”又卡住了终端销售，上述做法与1950年代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手法高度相似。许家印没有跳楼，比1950年代的很多老板们还算幸运一点。）

新一轮对中国房地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效果也立竿见影：

2020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收入84142亿元，2021年靠惯性冲到了最高点87051亿元。加上房地产业的其他税费收入（契税7428亿元，土地增值税6896亿元，房产税3278亿元就，耕地占用税1065亿元，城镇土地使用税2126亿元），2021年中国房地产业直接带来的税收收入107844亿元，还有不少杂费，都主要归地方政府使用。而2021年中国总税收为172731亿元，土地出让金接近国家税收的一半。

到2022年，中国名义上土地出让金收入66854亿元，但其中约90%是地方政府让下属城投公司出面买地，从银行抵押套现供地方财政开支。中国地方债总额实际已超过百万亿元，抵押物主要就是政府拥有的土地。私营房企已不敢买地，政府靠城投公司买地左手倒右手的游戏不可持续，土地不能出售变现，中国银行业也面临全面破产，地方政府债务击鼓传花的游戏玩不下去了。

自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导致“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越来越强，如深度上癮的吸毒者，如一下子断了供应，必然陷于癫狂。官员为“搞钱”，什么下作手段都会使出来。竭泽而渔之后，减薪、裁员、群访现象必然遍布全国，许多原来的维稳者将变成被维稳对象。

但抢救中国房地产的时机被一再延误。2021年9月恒大债务爆雷后，当时恒大资产2.3万亿，负债1.95亿，净资产还有3500亿，资产大头是沿海土地与深圳市旧城改造项目等，只要注入一点流动性，或者由一家或几家大型国企、AMC公司介入，就可稳住。同时应迅速放开“三道红线、四限”等破坏市场正常运行的行政限制，如此危机不至于波及到整个房地产业及相关上下游行业，或至少也可大大减轻其振荡烈度。

但中国政府从上到下都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政府只强调“保交楼”，各地方政府都竞相控制当地房地产项目售楼资金，进一步加剧了房企的资金枯竭。同时引发了社会普遍的恐慌，私营房地产企业的信誉被全面摧毁，房地产市场急剧萎缩。二手房都卖不出去了。

2022年国内严苛的“动态清零”防疫措施，与2022年2月24日开始的俄侵乌战争，中国与俄罗斯“合作无上限”，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国内外政治与市场环境。这期间中国政府仍然坚持“房住不炒”，虽出台了不痛不痒的“金融16条”等措施，卡私企脖子的手却一直没有松开。这是明显的经济自杀，但他们就这么干了。

终于到2023年7月，中共政治局提前开会讨论经济问题，明确提出中国房地产市场供需出现重大变化，不再提“房住不炒”。但太晚了。

这期间中共官员对外回复如何处置爆雷房企的询问，就是不断重复一句话：市场化、法治化。但如对恒大企业，不能还债又不让破产，还不让降价卖楼，所有市场化的自救手段都不行。市场化、法治化的套话成了笑话。

恒大事件是外资观察中国政经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政府每一步都作出了最坏选择。本来按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中国政府还是有足够的计划手段去解决问题的。但各级官员都彻底躺平，无市场，无计划，连做做样子的安民措施都没有。

红朝应该有人知道其后果，至少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刘鹤懂一点点市场规律。但就是完全无人负责，麻木得如红楼梦里说的，推倒了油瓶儿不扶。为什么？

因为自2013年开始以反腐为名的内部大肃反之后，2018年修宪，标志着中共政权从集体产权，完全沦为了一尊私有产权。自苏俄以风险投资创办中共以后，产权不清晰一直是中共痼疾，无休止的内斗伴随中共始终，斗就是争产权，但连毛也未能将中共产权完全占为已有，对共同创业的老臣多少还有所忌惮。但一尊无知无畏，悍然将集体产权归了自己一人，让其他小股东都成了打工仔，于是全部躺平，眼睁睁看着中国的房地产业全面沦陷。房产是中国民众贮藏财富的主要工具，国民资产大大缩水。

许家印入狱，其实只是恒大资产处置的开始，中国政府意识到不能再以“市场化法治化”套话敷衍下去，须正式着手恒大企业的资产处置了。让许入狱既是找替罪羊，让许为政府摧毁房地产业的乱管控行为背锅，一些愚众也总是喜欢看到富人名人倒霉，仿佛自己在阴沟里也可因此感到安知非福了。地方诸侯还可借此撇清自己与私企勾兑的嫌疑，可以运用更多手段去处置恒大资产。皇权之下，官员既须为今上的颟顸行为后果担责分忧，还要避免被猜疑。于是许家印必须入狱。

对恒大企业的下一步如何处置？事到如今，个案处置已完全不可能“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了。中国政府大概率会无锚印钞，由国有房企或AMC公司“赎买”下恒大企业的大部分房屋土地。现在买下，救市效果比等碧桂园、融创们都倒下后再去买，又要好一些。当然买方与卖方事实上必都是政府把控，价格与什么时候付款、什么时候给债权人付多少钱，都只能等中国政府来决定。

印钞是最省力的征税手段，各国政府都在努力争取多印钞，公权力不受限制的中国政府更是一直在大力印钞，但讫今起码都会找个锚（自中国政府决定以债为锚后，其实已经可无限发钞，但前任李总这方面还有点底线）。以后必定会无锚印钞，若干年后的人民币大概率会变成与日元等值，再进一步与韩元等值。当然官方汇率可能仍然“坚挺”，但普通人换不到外汇。那时，大城市房产与金条，又成为国内唯二可保值的财产了。

恒大只是率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私企罢了。曾被写入宪法的市场经济（虽然仍带了社会主义定语）在中国红朝结束了。接下来是新一轮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可能会鉴于当前经济严重滑坡的现实，并接受1950年代手段过于暴烈、“步子迈得太快”带来的教训，进程上与手段上可能会略为缓和，但结局一样。一尊在，方向不会改。

现在起到红朝终局，是中国历史的“垃圾时间”，沉闷无聊猥琐，还夹杂血腥与惨烈。个别有机会逃生的抓紧。上一次大门于1952年底关闭，一关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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