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朴方和他的康华在八九学潮中的表演

高新评论分析文章：如果不是因为邓朴方的康华，八九学潮中的大学生们也不会有那么高涨的反邓情绪。而学潮中的邓朴方和他康华的小兄弟们虽然也曾反对激化矛盾，寄希望那场“政治风波”能和平收场，但一见矛盾无法调和，他们便立刻变脸！

　　正所谓“成也康华，败也康华”，邓朴方和他的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是如何因康华公司而辉煌并很快又因康华公司的胡作非为而声名狼藉的故事。如果没有康华的声名狼藉，就不会有当年的大学生们八九学潮中的激烈反邓情绪。

　　三十四年前的八九学潮初起时，邓朴方一度还是积极主张政府与学生对话的。大量的公开材料和与邓朴方接近的人士的回忆都证明，邓朴方在整个八九学运的过程中，其观点和立场曾有几次转折性的变化。

　　纪念胡耀邦的浪潮初起时，邓朴方显然是不赞成激化矛盾的，虽然当时的北大校园里已经出现所谓“百丑图”，将邓朴方等许多或居官、或经商的高干子弟与他们的老子一一对号入座。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召开的中共在京常委碰头会上，除了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其他四位常委到场听取北京市委、国家教委等部门对学潮的分析意见，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时任国家教委第一副主任兼党组书记何东昌众口一词，坚持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四月二十五日，李鹏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听取北京市委李锡铭等人的形势分析。会后，李鹏单独向邓小平汇报，汇报过程中，除当时的邓办主任王瑞林，邓朴方居然也陪同父亲“听取汇报”。

　　离开邓家后，李鹏立刻便召集其余三名在京常委，传达邓小平“对动乱的性质”所做的“深刻分析”，将学潮正式定性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然后，由常委会议决定，要求胡启立立即组织人马，按照邓小平的口径撰写《人民日报》社论，李鹏则以最快的速度将邓小平对学潮的“动乱”定性传达到北京和上海的最基层。

　　到此为止，除正在访朝鲜的赵紫阳之外的在北京的四名中常委之间，在学潮的问题上，似乎还没有出现原则性的意见分歧。而胡启立组织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征求意见”稿电报发到北朝鲜后，正在那里与金日成等人把盏论英雄的赵紫阳也签署了“同意”二字。

　　不过，当时的中常委会并没有决定向下传达邓小平御旨，既没有讨论过传达至哪一层干部，更没有做出“传达不过夜”的决定。而李鹏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钻了空子。

　　次日，《人民日报》头版以醒目标题刊登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群情哗然。同时，在李鹏和时任北京市委及教育部党组的紧急运作下，几乎每一个北京老百姓都已经知道，这篇社论中给学潮的定论其实就是邓小平的原话。

　　事后分析起来，如果当时仅仅是发表“四二六社论”，而没有让一般百姓知道社论中对学潮性质的无限上纲是邓小平的原话，那么虽然仍会引起群情激愤的后果，但应该不至于引出“万人齐咒”邓小平的局面，因此也可能不会使邓小平肝火愈旺，以至在最后的决策中失去理智。在此前提下，当时的赵紫阳从朝鲜回国后提出的否定“四二六社论”，由他本人承担责任的主张也有可能实现。

　　但是，刁滑的李鹏更明白只有把学潮的抗议声浪直接引到邓小平身上，只有让民间的种种不满情绪发泄到整个共产党政权头上，而不是仅仅针对共产党内的保守派，才能首先实现逼邓罢赵的第一步，进而再达到其全面中止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所以，他才采取了让邓小平有苦说不出的办法，成功地引导抗议者们因为对邓小平产生的彻底失望而喊出了“倒邓”的口号，并将本来是单纯的学潮激发为一场全社会的抗议运动。

　　这种情况下，当时一些政治理念较成熟的知识界人士，包括赵紫阳身边的开明派谋士们，想把这场“政治动乱”的斗争矛头引向党内保守派，也已经无能为力。不知情者哀叹邓小平“引火烧身”，但最知情的邓大公子邓朴方则在私下里感叹：“李鹏这一手把老爷子彻底出卖了！”

　　据“六四”后亡命海外的陈一咨先生(原中共体改所所长）披露：“（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晚上，（政治局常委们被召集）在邓小平家里开会。邓小平讲，这样拖下去不行，究竟怎么办，还有没有退路，往哪儿退。邓讲了开场白之后，赵紫阳说：‘对当前的问题，我认为有两类解决办法。一种办法是软办法，一种办法是硬办法。软办法就是，承认学生是爱国的，承认学生组织是合法的，改变四二六社论的说法。硬办法中，一种是空硬，就是发表四二六社论那样的东西，公安局发布十条，不许学生游行、上街。这种办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没有效的。另一种办法是实硬，也就是戒严、军管。这种办法短期内可以奏效，长期来讲会使国家陷入动荡和不安当中。”接着，姚依林作了一个早有准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对赵紫阳进行了攻击。然后，常委会就戒严决定进行表决。”

　　其实，在这次会议之前，邓朴方即已经在自己的“康华军团”内部放出话来：“赵紫阳屡次犯规，这回必定出局。”

　　邓朴方说的“屡次犯规”，都是指的直接冒犯了邓小平的龙颜。一次是指一九八八年经济改革方面的“价格闯关”失败。当时，赵紫阳是不赞成搞“价格闯关”的，但邓小平三番五次让他“胆子再大一点”。赵紫阳无奈，只好硬着头皮闯，结果引来一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在总结这次“政策失误”的过程中，赵紫阳最聪明办法就是主动承担责任，但他反而在政治局会议上申辩自己的“无奈”，当时的香港报刊上也有文章就赵紫阳为老邓背黑锅的问题替赵紫阳抱屈。这种表现自然会让邓小平记恨。

　　第二次是指八九年学潮兴起时，赵紫阳从朝鲜归国后即表示要否定“四二六社论”。而这篇社论中的关键内容基本引用的都是邓小平的原话，赵紫阳要否定它，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

　　另一次就是指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晚上赵紫阳同前苏联政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因为赵紫阳在会见一开头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

　　赵紫阳所说的本来是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但邓小平却认为这是在把“动乱”分子们的攻击矛头引向邓小平，是一种“出卖”。事后，这件事情也成了赵紫阳“反党”的主要罪状之一。

　　到此为止，本来一度也倾向用开明决策对待学运的邓朴方，也把在“四二六”社论问题上对李鹏的恼恨忘在脑后，开始迁怒于赵紫阳。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是邓朴方还是邓家其他子女，均认为党内高层分别以赵紫阳和李鹏为代表的两股力量，都在不约而同的将学潮祸水引向邓小平。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不可能做出第三种选择，只能弃赵保李。

　　另有相关内部人士事后回顾说：一九八九五月十九号晚，赵紫阳手下的体改所二十多人开会，大家对怎样平息事态和保住邓小平这面改革的大旗争论不休，后来讨论出三种方案，或三种对策，同邓朴方联系。上策是邓小平到中央电视台发表谈话，呼吁全人民保持冷静，在大军压境的态势下，将一切活动从动乱引向正常的政治场所；中策是政府出面发表反贪官宣言，同时要求学生回到校园去；下策是邓小平辞职。邓朴方听了这个方案，沉吟良久，说恐怕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这次确实有人要打倒老邓。不过中策也可以试一试。

　　五月十九日晚上，笔者本人在天安门广场听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和程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六四”镇压后流亡美国）等人讲，邓朴方的一个姓唐的秘书派车将他们几个学生领袖接到康华公司，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决定派军队进城，希望你们大学生停止对立。不然的话，军队的空降兵将会在广场直接降落，坦克炮平射。

　　次日凌晨，当中共的广播播完李鹏态度强硬的讲话后，吾尔开希在大学生绝食团的广播站发表讲话，大致讲了那位姓“唐”的秘书的谈话内容。然后要求全体在场人员听从他的指挥，准备集体撤离天安门广场，将队伍转移到使、领馆区。但几分钟后，即又有其他学运领袖柴玲等宣布吾氏的意见是个人意见，不能代表大家。新的“决定”是坚守广场……。

　　事后，笔者打听到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说的姓“唐的秘书”实际上姓谭，叫谭立夫，是中共延安时期臭名昭著的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共建政初的最高检察院的第一位副检察长谭政文之继子，也是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口号的两个发明人之一。

　　1987年，正在军中服役的谭立夫眼见邓朴方的康华事业前途不可限量，立即以大校军衔转业，被中组部任命为康华总公司人事部总经理（正局级）。

　　“六四”镇压后，在整顿康华的过程中，中共有关部门认定谭立夫对康华的种种违法行为负有领导责任，但鉴于他没有个人经济问题，所以仅给予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康华被撤消后，谭立夫一度赋闲在家，郁郁寡欢地抱怨朴方对他不够意思。不过邓朴方还是很快对他伸出援手，帮他运作了一个中国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馆长的职务，仍是正厅局级。两年后，他又担任过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和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等职。

　　总之，当年以邓朴方为首的康华公司的一班人员，尤其是其中的高干子女在八九学潮初期和中期还是希望“和平解决”的。但是等到中共戒严令发布之后，他们眼看着矛盾越来越激化，流血冲突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基于他们维护自己所赖以生存的中共独裁政权的利益，他们也还是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

　　当时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邓朴方的“康华军团”在八九学运后期的鲜明立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的《人民日报》头版曾刊登一篇《孙巨同志的一封信》，署名是“一批共产党员，执笔人孙巨”。信中指责《人民日报》六月二日头版上的一篇花边新闻《“六一”天安门广场一瞥》同前些天的“戒严×日”的报道同出一辙，前后呼应，全是“用‘春秋笔法’颠倒黑白、混淆事非、顽固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继续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文中还呼吁“不能拿党中央机关报的崇高形象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助长气焰”。

　　这个孙巨原名李巨一。本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井泉和妻子肖里的第三个儿子，其名字“巨一”出自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总结报告中提到的“巨大统一”。

　　当年李井泉和肖里在延安结婚，介绍人是孙志远、赵磊夫妇。此夫妇无嗣，李井泉即将李巨一送给孙志远夫妇，改姓名为孙巨。

　　说起来孙巨在文革前可是那一大批中共元老后代中为数不多的学霸之一，真的是靠成绩进入著名的北京男四中，毕业后考进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80年他留学美国，获南加大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回中国后进入康华公司。他的妻子是中共开国上将赖传珠之女。

　　当时这个孙巨文中说的的“一批共产党员”加他一共是四个，全是康华公司的大小头头。文章炮制出笼后，因为《人民日报》拒绝刊登，他们直接找到中共政治局，然后由李鹏亲自签发，逼迫《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

　　可怜这位“孙巨”虽然文章中口气颇为吓人，但事后不但没有捞上个“共和国卫士”的荣誉，在康华被撤消后同样也一度失去了工作。日后也是靠邓朴方的运作，被安排到招商集团，但一直都只担任部门职务，直到退休才混到一个副厅局级待遇。

　　按照陈一咨先生的看法，也正是基于对共产党政权的前途着想，邓朴方即使在八九学潮后转向强硬立场，也未必会赞成直接对和平示威者开枪镇压的办法。有人说“六四”后邓朴方曾为此在家中大哭了一场。邓朴方也曾在私下场合表示：“六·四”的背景绝不象外界所看到的那样简单。

　　当时北京还有一则传说是：八九年五月底，当邓小平已经调动军队包围北京城时邓朴方等几个子女苦劝邓小平千万别因为制造出流血事件而毁了自己一生的功名。邓小平则仰天长叹说：事情已经闹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动乱发展下去，会比“文革”的情况还严重，真是那样了的话，朴方可又要受苦了。

　　这种传说当然也无从证实，但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而不惜任何代价，绝对是所有中共元老们的一贯主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