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的另一种可能：重估中堂

　   （编者按：海外时评人士蔡慎坤在X推荐一篇国内未曾公开的文章，文章比较长，先公开第一部分，也算是帮助外界更客观更真实了解李克强。）

　　没有人会想到，中堂竟然会离开得这么突然，在世的三位前总理，他是最年轻的。朱总理95岁，温总理81岁，他才68岁。

　　2023年8月30日，他游览敦煌，现场民众高喊“总理好”！那时他面容气色甚佳，走路步姿敏捷，谁能想到，还不到两个月，他就走了。

　　前几天，我差点要去一趟合肥，遗憾没有去成，看到红星路80号摆满鲜花和字条，合肥人民排着队鞠躬，很受触动。要是我在合肥，我肯定会去献花，而且会把现场发生的细节都记录下来。很可惜，我错过了一个历史的瞬间。

　　这两天我的心情很低落，上一次如此郁闷，还是李文亮病逝，我知道很多人跟我一样对中堂的离世感到震惊和悲伤！

　　这十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痛苦的，对中堂尤其痛苦。

　　2007年，美国驻华大使雷德来到辽宁。彼时的省委书记正是中堂，意气风发，雷德有深厚的汉文功底，中堂则有不错的英文功底，两人相谈甚欢。中堂告诉雷德，他不太相信国内的统计数据，有水分，他观察经济增长有自己的指标，就是“用电量+铁路货运量+银行放贷量”，他认为这三个指标不容易造假。

　　雷德很吃惊，他知道这个人将来是要上天庭的。就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坦诚，而且有那么深的经济学造诣。回去后，他将两人谈话的过程写了下来。2010年，他们的谈话内容遭维基解密曝光，《经济学人》杂志运用克强指数梳理中国经济，发现相当科学，于是该指标被称为克强指数，这是中堂在国际经济学界享有声誉的开始。

　　中堂及其同学，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入北大的学生，是有真才实学的。跟别的高官不太一样，中堂的学位是有含金量的，他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奖”，有几个人能做到？

　　文革时学校停课，同时代的人基本都是去造反，中堂却遇到了被打倒在家的李诚，李诚被誉为桐城牌最后一代学者，从此中堂接受李诚悉心的教导。

　　中堂曾回忆这段私塾教育时光，他说，“从李先生的眼神中，我隐约预感到，这个乱世年代行将结束，中华文化繁荣的时代即将开始”。1977年，就在中堂进入北大法律系的同一年，李诚病逝。

　　中堂的预感没有错，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一个繁荣与复兴的时期终于降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中兴的40年，他没想到的是，他会亲眼看到中兴走向终结。

　　北大七七级，曾经寄托了一个世代中国人的希望，这批人经历了文革的摧残，却开眼看世界。在中国最高学府求学时，他们遇到的老师，正好是文革后平反的那批民国大学者，这种传承是独一无二的。很多人曾希望，等他们接班了，会带领中国成为一个文明的、开放的、正常的国家。

　　很长时间里，中堂都是接棒第一人，胡总看中的人，就是他。如果不出意外，2013年会是他。可意外还是发生了，如果未来有一天，中国变正常了，我相信历史会在承认江泽民对中国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对他很不客气。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遗产，之所以会被彻底毁掉，就来自于江泽民的自私，正是2007年和2012年江泽民带头杯葛，又在曾庆红的极力游说下，做掉了中堂接手的可能性。

　　本来还有补救机会，可上帝就偏偏爱跟中国开玩笑。令公子2012年的车祸让一切都摊牌了，胡锦涛大败，再没有了一丝挽救的可能。所以国运的转折点不是2018年，而是2012年。令是一个祸国殃民的人，他的废柴儿子之死引发官场巨大的风暴，摧毁了胡锦涛的信誉与布局，之后的历史，我们就都看到了。

　　2015年股灾后，《经济学人》就注意到，中堂已经被边缘化，中国的经济决策大权，不再由总理掌握。《经济学人》是国外最早注意到这一变化的顶级媒体，也代表了这家百年媒体的水准，可它依然错了。错的原因在于，他毕竟不是中国人，无法深谙中国社会的徽妙。

　　真实情况是，中堂掌握类似于温总权力的时间只有短短八个月。2013年3月，中堂上任，2013年11月，习近平宣布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自认组长，这意味着国务院的权力开始被分化，中堂开始被边缘化，只不过边缘化的过程还需要时间。因此前三年，中堂还有一点权力，很快就被架空了。

　　被架空后，中堂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他毕竟名义上还是总理，虽然没能改变结果，还是在努力做事，这是理解中堂十年的关键钥匙，不明白这一点，就不可能客观评价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