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的一生，是一个有为⻘年被体制化，最终成为体制的重要零部件的一生。他有基本的现代市场经济思维，曾经给体制内外的人带来些许希望，但最终也因这个体制的痼疾，所有希望都成了泡影。
李克强蹊跷去世，许多人从他身上看到了“十年间苦苦支撑却节节败退”的自己，同病相怜，因此 借机舒发一下情绪，或在舆论高压下趁机借题表达一下自己政治理想，都属正常。⺠众在万⻢⻬ 喑之下借悼念的机会投射个人愿望，客观上汇成了要求当局扩大开放、回到市场化改开道路的呼声，这是好事。只是自由派知识人别假戏真做，继续表演无条件的“理性温和宽容”，对李言过其 实地褒奖。难道还想以此感动某些人?那是犯贱，只会让当局觉得你们太好欺负，官员们平时肆 无忌惮盘剥你们，暴虐无道打压你们，你们都无所谓，偶尔对你们说几句好话，稍加点抚慰，就 哄得你们又来感恩戴德了。
我赞成把体制内主张改革开放与⺠主转型的人士和极权⻣干人员分开，甚至要将极权帮凶中尚存一点良知与善心的，与穷凶极恶死不悔改的人分开，这是必要的。
自由派则宜求同存异，大方向一致，小问题意⻅不合是正常现象。路径各异也许可殊途同归。⺠主政治就该有百家争鸣。
但事实问题与不同观点的讨论也是必要的，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理想投射到某个官员身上，不顾事实地夸大与拨高，则会事与愿违。评判官员要区分私徳与公徳、好人与好官，好人未必就是好官。官员中还要区分决策者与执行者的不同责任。平庸与作恶当然有区别。但如果官员为自保也曾经参与作恶，则只有将功补过，才可避免生前身后被历史清算。好官的标准不能无限降低。立徳立言立功，三者中对官员来说，事功如何，是论其功过的主要评判标准。私徳与言论仅是次要标准。评判李克强，主要应按其在其位时的重大施政措施与客观效果来评判他:过去十年，中国最重大政治事件:修宪、香港国安法。让曾经顺着潮流忸怩前行的历史⻋轮倒转。
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事件，是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拆违、环保⻛暴，与各行各业的国进⺠退，以及战狼外交自毁商机。
过去十年间，对人权侵犯最严重的事件，动态清零、边疆学习营。
这些事件叠加，让中国政治生态恶化，经济元气大伤。外资逃离，内资躺平，中国千年一遇的发展机遇已经被断送。
李克强作为体制内二号人物，不但是以上事件的执行者之一，显然也是核心决策者之一，如果他对以上事件都投赞成票，或没有强烈抵制，那就绝不是相忍为国，而是相忍为己，参与作恶，助纣为虐，历史评价一定是负的。
李克强从政三十多年，任总理十年，该期间也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这在绝大多数官员身上 都找得出来。希特勒还创造过徳国经济奇迹，俾斯⻨开创的现代福利制度，也在希特勒时期发扬 光大，被后人广泛仿效。戈林也颇有才华，艺术品味尤佳，但他们值得我们因此去歌颂怀念吗? 别说中共极权不能与纳粹极权相提并论。在列斯毛著作中，诸如“全心全意为人⺠服务”之类言辞 难道还少吗?重要的是，他们行为的客观效果呢?
因蹊跷死亡，李再没有机会将功赎罪了。他的死亡如能增加体制内外对极权的不满与绝望，引发体制内外人士趁机表达对体制的责疑与反抗，那是他此生最后的贡献，清官、明君、贤相，侠客，是无力者的美好幻想，不从这类幻想中走出来，就没有中国现代宪 政。到现在仍幻想“去一人，救一国”，那有点天真了，社会转型没有这样便宜的好事。十年前即 使李继位，也只是胡政的继续，红朝继续壮大一党专政依旧，财力军力更强，后任者仍可能身 怀利器，杀心再起，对人类威胁有可能反而更大。
要说李克强曾经给中国政治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那也是在十多年前。历史决定论不成立，任何时候历史都存在另一种可能。但到了现在，修宪、取消任期无限期连任，都在李克强任总理期间完成，李退下来了，他再活多久都不可能带来另一种可能了。
在没有外力作用下，期望中国再出来一个改革派人物，带社会重回邓式改革开放，国际国内的条件都不存在了。国际社会与国内精英都已清楚:经改政不改，终究回老路。只能靠内外的强大压力，才有可能逼出真正的立宪。所以现在评判海内外自由派、立宪派努力的作用与意义，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是不是增加了促使中国大陆当局对外开放、对内放权的压力，是不是增加了官员制定与施行恶政的个人顾虑。
现在应明确传递不服从不合作信息，发不出声音，沉默也是态度，靠鞠躬犯贱哄不来辛亥之变。要让以后仍参与平庸之恶的中共官员知道，除非用实际行动推进立宪分权，否则生前身后都逃不过历史清算。
康有为从维新派领军人物到成为反对革命的保皇派，只相隔几年。梁启超则与时俱进成为立宪派，在辛亥年后仍然走在社会转型的前列。维新观念在中国已经过时，现在是力争立宪的时候了。中国人习惯于颂扬死者私徳，这习俗应予尊重。但公域大忌不分是非胡乱赞美。推进现代政治，需要习惯于对政府与官员问责，善待私权，苛责公权。推进中国立宪，需要精英首先站起来对政府与官员批评与问责，只有这样，⺠众才有可能跟着站起来问责政府与官员。
站直了，别蹲着，更别跪下。（作者：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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