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的“通胀救市”在中国行的通吗？

　　张五常（Steven N.S. Cheung）是个大经济学家，这个毋容置疑——可以这么说，张五常是香港有史以来最著名、最受国际认可的经济学家。

　　1967年，张五常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轰动了西方经济学界，成为西方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作之一。同一年，张五常到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科斯等人一起工作。

　　芝加哥大学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大本营，跟老张在一起交流探讨经济问题的好几个人，先后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很可惜，老张本人虽然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也被邀请参加过1991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但自己却从未得过诺奖。

　　2003年，张五常遭美国政府起诉，称其“大量逃税”，而张五常则称这事儿是“污蔑”，他拒不补缴税款也拒绝出庭，所以遭到了美国政府通缉，他也从此逃离美国并且居住在与美国没有引渡条例的中国大陆迄今——这个故事虽然有趣，但不是今天的主题。

　　今天要探讨的主题，是张五常这两天最新的博客文章：“中国应尽快将通胀率推高到6%左右”（文章网址：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2023-12-09/doc-imzxmnhr6063806.shtml）

　　张五常写文章有个特点，总是喜欢引用他那一堆诺贝尔经济学奖朋友的观点（类似于芮成钢的“我的朋友克林顿说”），进而提出自己的思路。本篇文章也是如此，他先提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对于居民消费函数的观点对撞：“简化到尽头，这个争议的一个关键点，是凯恩斯认为国民的消费是基于他们的收入，而弗里德曼则认为国民的消费是基于他们的财富。”

　　然后，老张作为“仲裁者”出现，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从消费这一点看，所有证据都说弗里德曼是对的。”

　　进而，张五常说：“今天中国经济的一个困难，是因为好些原因，楼（房）价下降，这是上述方程式的W下降，那即是Wealth，财富是也……财富下降，是代表着市民对将来的收入预期是永远地下降了。

　　但根据朋友提供的好些资料，这下降是相当严重的。要怎样解决上述的问题呢？让楼价自由浮动，当然是对的，而北京的朋友显然也正在这样做。

　　我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弗里德曼五十年前提出的观点，在不约束楼价之外，中国的央行要尽快把通胀的年率推高到6%左右，然后调校到4%，再跟着是让这4%的通胀率持续到经济的整体有全面性的可观发展。”

　　以上，就是张五常博客文章的主要内容。

　　6%这个数字，不知道老张怎么得出来的，但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说了。三年前，凤凰财经举办的一场线上研讨会上，张五常就做了名为《新冠病毒会导致经济大萧条吗？》的演讲，其中提到：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将通胀上限提升到百分之六，因为可以由央行调控的通胀其实都只是物价的上升，在适当时期可以适当地调低，这并不会导致恶性通胀的出现。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如果以官方的CPI和PPI同比增幅作为通胀的代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通胀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很显然，过去40多年间，中国的官方CPI同比增幅（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通胀率），只有4个时期出现超6%的现象：1987-1989年；1992-1996年；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2011年年中。

　　前面两次是货币没有约束情况下的大通胀，后面两次由于管理得当，6%的通胀率持续时间都很短，2007-2008年持续了12个月，2011年仅持续了4个月，所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正是这些历史数据，给了老张“6%”的信心。

　　可问题是，老张只说了推高通胀，他没提到底怎么推高。这里就多说几句。

　　老张经常说一些特别的“极端言论”，但从来不给过程——比方说在2014-2015年，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剩”，张维迎建议把所有的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而张五常则声称，“宁愿烧掉外汇，人民币也不能升值”，当时举国哗然。

　　如果只是为了推升通胀，其实很简单，中央下令直接让中国人民银行印上100万亿元，每位公务员发100万元人民币，保证中国的通胀立马可以达到10%以上。当年的津巴布韦、委内瑞拉，都是这么做的，人家的通胀率不但很快超过6%，直接向着100%，1000%，10000%，1000000%这样的高水平前进……

　　可，这是人们想要的么？

　　信用货币体系之下，如果从通胀产生的原因分析，笔者认为通胀只有以下两种：

　　经济繁荣的良性通胀：如果物价温和上涨，是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结果，由于居民收入增加、企业生产旺盛、社会消费繁荣所造成，失业率也维持低位，这就是良性通胀——现成的案例，就是过去3年美国、日本所显示的通胀；

　　乱印钞票的恶性通胀：如果物价快速上涨，全社会生产和消费活动却并没有变多，居民收入无门、企业维持或缩减生产、社会消费增速萎靡、失业率还不断上升，这就是恶性通胀——现成的案例，就是过去3年的阿根廷、委内瑞拉所显示的通胀。

　　简单说，不管什么数字，只要持续促进全社会生产和消费的通胀，就是良性的，而凡是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通胀，全部都是恶性的。

　　从笔者的角度看，“以人为本，良性通胀”给出的典型标志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显著高于物价涨幅。

　　张五常所谓的“中国应尽快将通胀率推高到6%”，其实，是一句没啥意义的话，就像我孩子的成绩不是很好，我却鼓励我孩子说，你每次都应该考90分以上的……

　　如果是经济繁荣所带来的良性通胀，像2006-2007年，或者2011年那样，我们当然巴不得通胀能达到6%或4%，还用你来说？如果是乱印钞票所带来的恶性通胀，不要说6%，哪怕2%也是对老百姓的掠夺，那我们干嘛要这种通胀？

　　中国现在的问题，根本不在通胀，而是房价下跌、贫富差距拉大、居民部门消费低迷的问题。也正因为经济陷入衰退之中，特别是中下层居民承受着压力山大的房贷债务，这个时候，你再凭空说，将通胀推高到6%，就有点不识人间疾苦了。

　　如果居民收入没怎么增加，物价倒是凭空推高了6%，这不让老百姓没活路了么？

　　不要扯什么通胀，核心是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下层居民收入！

　　说到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查看一下最近两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

　　很显然，中国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自2022二季度以来，已经创下中国有数据记录以来（除2020年疫情初起时）的历史最低水平。

　　老百姓的收入增速，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这个时候，关于经济复苏的核心，根本就不应该去关注什么通胀不通胀的，而是应该聚焦到如何提高居民收入上来。

　　如果是普遍给民众发钱，这种方式推高通胀率，就像美国、欧洲、日本、澳洲乃至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所做的那样，这种推升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全体居民发钱，这意味着中下层的购买力得到真真切切的提高了，这种方式得到的“通胀”一定是良性的通胀（请自动对照我前面的定义），这方面美国、日本都已经给我们在前面趟了路了。

　　如果只是为了通胀而通胀，继续搞以前那种高强度的国家投资模式，使劲儿给地方政府、央企国企“发钱”搞基建，强行推高通胀，对中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只要居民收入涨了，老百姓对未来的预期好了，他们自然就会积极消费，而有了消费，那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变好了，也会加大生产力度，经济自然就循环起来了。

　　特别说明一下，消费这事儿不需要谁来刺激，就像人们饿了就要吃饭，不需要谁来刺激。只要我有钱，我就去买吃的了，除非我确实没钱，我才会想办法“消费降级”。